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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一个伟大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它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同时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中国现代海权 海权文明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张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地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启发了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孟席思（Gavin Menzies）的灵感，由此，他撰写了风靡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2004年出版），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惊世观点。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历史敏锐与感悟？这值得那些沉溺于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研析，即以西方海权论集大成者马汉对海权战略的论述比照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和实践，认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即使在今天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海权与国家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经济需求、海上贸易、地理条件、航海技术以及政治军事使人们的海洋文化、海权意识与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远征，因阿伽门侬统帅的希腊联军有着强大的海上优势，最终获得胜利。而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则是雅典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对波斯海军大获全胜，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迫使有强大陆军的波斯撤离希腊半岛。萨拉米斯海战不仅是西方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对此，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英国军战史专家杰弗里·里根在讲述世界历史最具决定意义的50场战役时，将萨拉米斯海战列为第一场决定性战役。②
西方文明源自地中海周围，其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与海洋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指出：“控制海洋会对决定陆战结局起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章的标题即鲜明地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故而，这种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一直影响着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海战从帆船时代到机器动力时代，战场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还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海上争战，近代英国同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的海上霸权争夺，这种海军战略的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7世纪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们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③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主权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湊，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西方学者一直称郑和下西洋远航为“军事远征”，并设想“假使欧洲航海家在靠近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时候，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制海权，亚洲的命运将会怎样？”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进程审视，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大的海权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有学者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对私人海外贸易空间的挤压。然而，从另一种视角考量，正是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西洋、南洋等亚非诸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才会有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才会在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亦盗亦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白银大量内流引起欧洲市场的“价格革命”，而且在私人海外贸易中新的雇佣关系明显发展，使明代经济渐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从而对封建政治思想产生冲击作用。而郑和所开辟的印度洋、南洋海上通道，正是西方航海者来到东方的路径。因此，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 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中国现代海权拓展之航标。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其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远超过近代海军（如北洋舰队）；而当代中国海权能力的拓展，从一种视角来考量，也基本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劈波斩浪的航迹前进的。郑和下西洋无比强大的海上力量显示、舰队外交出访、国际援助和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保护海上通道、开辟大洋航线、建设补给基地、远程兵力投送、讨伐敌对势力、海上包围战略等，以及在海洋领域构建的政治话语权、军事威慑权、强大经济实力和国际秩序等，不仅是西方军事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海军战略目的和海权观，而且也是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战略措施，如“建设强大海军”，“和平崛起”，“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护航”，远洋作战能力，捍卫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和经济权益，以及如何维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等（如马六甲海峡通道）海洋权益。因此，弘扬郑和海权思想，是创建中国现代海权不可或缺的选择。如果说古希腊萨拉米斯海战象征着西方海权兴起，全球化滥觞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导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
郑和下西洋将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一种新思维。西方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进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故按照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三大支柱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然而，郑和下西洋与这种崇尚暴力、“血与火”的殖民海权却有所不同，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文明海权”（或称“海权文明”）。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以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并有能力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和规则。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基本贯彻了这一目标。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就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剌岛）擒获海盗陈祖义，史称“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其次，采取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在军事行动中除打击海盗和主动侵犯者外，基本贯彻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用兵原则，以及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
再次，是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近现代西方海权往往建立在殖民地、海盗掠夺、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利益等“血与火”的历史基础之上，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建立在“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送往迎来”、“导以礼仪”、“皆推诚以礼待焉”等睦邻政策的友好交往基础之上。故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文明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甚至主动要求将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版图。满剌加“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渤泥国“王乞封其国之西山为一方镇”。郑和下西洋虽具有封建性质或时代因素，然其中和平、友好外交之内涵深意，足以给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深刻启迪和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一方面，领导者决心、决策和国家权力对于海洋事业和海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海洋强国需要各领域建设的集成。海权发展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故海权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权存续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性要素既取决于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海权功能的发挥和有效运用则取决于与综合国力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近代以来西欧海上霸权国家的盛衰，都有力地证明这一事实。注释
[德]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英]杰弗里·里根：《改变历史的战役：古今战争中的50个决定性战役》，谢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英]D·豪沃思：《战舰》，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
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名词原为修昔底德首创。参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美]马汉：《海军战略》，蔡鸿斡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7页。
张世平：《中国海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页。
唐志拔：《中国舰船史》，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年，第104～105页。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明太祖实录》，卷30、卷71、卷134、卷47。
《明史·古里传》。
[法]奥古斯特·图森特：《中国人在印度洋的作用》，《郑和研究》，1990年第10期。
何平立：《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选自《中国历代军事文化论要》（第三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史迹碑记》，《吴都文萃续集》，卷28。
《明史·渤泥传》。
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中国现代海权 海权文明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张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地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启发了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孟席思（Gavin Menzies）的灵感，由此，他撰写了风靡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2004年出版），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惊世观点。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历史敏锐与感悟？这值得那些沉溺于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研析，即以西方海权论集大成者马汉对海权战略的论述比照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和实践，认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即使在今天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海权与国家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经济需求、海上贸易、地理条件、航海技术以及政治军事使人们的海洋文化、海权意识与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远征，因阿伽门侬统帅的希腊联军有着强大的海上优势，最终获得胜利。而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则是雅典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对波斯海军大获全胜，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迫使有强大陆军的波斯撤离希腊半岛。萨拉米斯海战不仅是西方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对此，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英国军战史专家杰弗里·里根在讲述世界历史最具决定意义的50场战役时，将萨拉米斯海战列为第一场决定性战役。②
西方文明源自地中海周围，其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与海洋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指出：“控制海洋会对决定陆战结局起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章的标题即鲜明地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故而，这种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一直影响着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海战从帆船时代到机器动力时代，战场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还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海上争战，近代英国同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的海上霸权争夺，这种海军战略的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7世纪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们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③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主权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湊，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西方学者一直称郑和下西洋远航为“军事远征”，并设想“假使欧洲航海家在靠近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时候，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制海权，亚洲的命运将会怎样？”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进程审视，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大的海权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有学者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对私人海外贸易空间的挤压。然而，从另一种视角考量，正是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西洋、南洋等亚非诸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才会有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才会在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亦盗亦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白银大量内流引起欧洲市场的“价格革命”，而且在私人海外贸易中新的雇佣关系明显发展，使明代经济渐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从而对封建政治思想产生冲击作用。而郑和所开辟的印度洋、南洋海上通道，正是西方航海者来到东方的路径。因此，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 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中国现代海权拓展之航标。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其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远超过近代海军（如北洋舰队）；而当代中国海权能力的拓展，从一种视角来考量，也基本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劈波斩浪的航迹前进的。郑和下西洋无比强大的海上力量显示、舰队外交出访、国际援助和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保护海上通道、开辟大洋航线、建设补给基地、远程兵力投送、讨伐敌对势力、海上包围战略等，以及在海洋领域构建的政治话语权、军事威慑权、强大经济实力和国际秩序等，不仅是西方军事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海军战略目的和海权观，而且也是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战略措施，如“建设强大海军”，“和平崛起”，“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护航”，远洋作战能力，捍卫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和经济权益，以及如何维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等（如马六甲海峡通道）海洋权益。因此，弘扬郑和海权思想，是创建中国现代海权不可或缺的选择。如果说古希腊萨拉米斯海战象征着西方海权兴起，全球化滥觞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导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
郑和下西洋将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一种新思维。西方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进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故按照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三大支柱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然而，郑和下西洋与这种崇尚暴力、“血与火”的殖民海权却有所不同，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文明海权”（或称“海权文明”）。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以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并有能力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和规则。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基本贯彻了这一目标。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就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剌岛）擒获海盗陈祖义，史称“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其次，采取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在军事行动中除打击海盗和主动侵犯者外，基本贯彻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用兵原则，以及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
再次，是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近现代西方海权往往建立在殖民地、海盗掠夺、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利益等“血与火”的历史基础之上，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建立在“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送往迎来”、“导以礼仪”、“皆推诚以礼待焉”等睦邻政策的友好交往基础之上。故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文明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甚至主动要求将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版图。满剌加“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渤泥国“王乞封其国之西山为一方镇”。郑和下西洋虽具有封建性质或时代因素，然其中和平、友好外交之内涵深意，足以给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深刻启迪和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一方面，领导者决心、决策和国家权力对于海洋事业和海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海洋强国需要各领域建设的集成。海权发展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故海权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权存续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性要素既取决于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海权功能的发挥和有效运用则取决于与综合国力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近代以来西欧海上霸权国家的盛衰，都有力地证明这一事实。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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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弗里·里根：《改变历史的战役：古今战争中的50个决定性战役》，谢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英]D·豪沃思：《战舰》，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
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名词原为修昔底德首创。参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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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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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史迹碑记》，《吴都文萃续集》，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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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