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是我指导的博士生，这次他的博士论文重新增补修订成书，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韩晗邀我作序，作为这篇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非常乐意。
　　2010年，由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心廉同志（现已故）与著名作家陈应松先生联名推荐韩晗考我的博士生，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一位年轻的八○后作家。但入学之后，韩晗展现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潜力。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坚持文学创作之外，他还发表了近六十篇学术论文，总被引近百次，并相继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2013年，韩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同志共同推荐他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站两年多里，他再接再厉，在科学思想史、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获得赴美留学深造的机会，2016年破格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职称，同年又被时任深圳大学副校长的李凤亮教授邀请南下至该校文化产业研究院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这对于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他有志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
　　韩晗的这篇博士论文，就是他潜心学术研究的一个证明。早期抗日文艺期刊，是国内学术界一个较少涉及的课题，当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史料难寻。尤其是散佚的书信、日记、期刊、电报等一手史料，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火摧残与七十余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还能幸存多少？这恐怕是束缚该领域深入研究的一个桎梏。
　　在写这篇博士论文之前，韩晗就有心收集了许多学术期刊，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如《狮吼·复活号》一刊，在当下学界可谓一册难寻，邵绡红女士为其父邵洵美先生编文集，就曾找韩晗复印过该刊;在《现代文学评论》《絜茜》等珍稀刊物中，韩晗钩沉史料，挖掘真相，协力翻译家、抗战战地记者杨昌溪先生的哲嗣杨筱堃女士编辑出版了《杨昌溪文存》，并在《外国文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杨昌溪研究的专门论文多篇，成为目前学界对杨昌溪最早、最全面的研究。在对史料的占有上，韩晗先人一筹，因此，他对早期抗日文艺期刊的格局、状况与历史得失，显然有一定的把握与研究，也为《早期抗日文艺期刊研究（1931—1938）》一书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该著中，韩晗选取了“第三党”创办的《絜茜》杂志、“左联”背景的《夜莺》杂志、国民政府官方背景的《越风》杂志与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呐喊（烽火）》杂志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在重提抗战精神的当下，有着鮮明的时代意义。
　　而且，该著敏锐地建立起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被前人的观点所束缚，以史为本，敢于突破并寻求创新，体现出青年学人尊重历史的良好学品与学风。譬如该著通过对《夜莺》杂志的系统研究，并对“两个口号”之争中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话语权力”进行完整梳理，颠覆学界既成观点，因此有着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而对于《絜茜》杂志的研究，则从“第三党”抗日办刊的文学活动入手，结合具体的史料，提出了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先生主编）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对于《呐喊（烽火）》出刊情况的总结与研究，修正了胡风在回忆文章中对该刊有成见的评价。上述这些都证明了该著是一本以史为本、敢说真话、见解独到的学术力作。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用“全书史识丰赡，论述翔实，诚为探讨抗战时期政治与文化互动的重要著作”来称许该著，而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则认为该著“能以坚实证据提出新观点”，且又能在诸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立项，可见该著的学术意义有目共睹。称道的话我不再赘述，最后我想说的是，“年方而立”的韩晗还很年轻，前方的学术道路仍可谓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希望他以这本书为一个新的起点，勇于开拓、敢于否定、乐于思考，在做学问的道路上矢志不移、继续前行。
　　曾记得五年前韩晗离开武汉时，我曾借唐人王湾的名句“风正一帆悬”题赠给他，希冀他以端正之学风、方正之文风与守中持正君子之风在治学与创作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在这篇序的最后，我仍用这五个字作为对他的期许，因为，他依然很年轻。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