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苗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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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就住在那里。在法国利摩日北部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孤独地伫立着一间简陋的小屋。决心就栖身于此,黑色的鹜尾花照亮了Yia Moua古铜色的脸庞。在他的小屋里,我们没有感觉到紧张的气氛,更多的是平和和宁静,这似乎表明愤怒与惊恐已经在他的心里消失了。
  那些遇到过低调、彬彬有礼的Yia Moua的人并不知道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多么丰厚的文化遗产。Yia在博纳多陶瓷厂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都会努力制作精致陶品。晚上,他变身为格斗教练,在三家不同的格斗俱乐部执教。不久前在图卢兹举行的法国格斗锦标赛中,他有11名弟子报名参赛,3人获得奖牌,2人摘金。
  Yia Moua家有5个孩子,三儿两女,都获得过全国赛事的冠军。长子Vang Moua是泰拳明星,小儿子皮埃尔在综合格斗中保持不败,并准备去美国发展。“这是个金牌之家。”曾三获世界重量级散打冠军的法国国家队教练努雷迪内·泽纳蒂说道,“他们不仅代表着格斗的过去,也代表着现在和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格斗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生活方式。”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Yia Moua眼神坚毅,精神饱满,呼吸轻微得不易察觉。他来自很远的老挝南部,他们家的遭遇是一部分被忽略或者说被掩藏的法国历史。Yia Moua一家都是苗族人,生活在中国南部与越南和老挝北部的交界处,全家人都讲苗语。“苗族是个被历史所压抑的民族。”印度支那专家埃里克·德鲁说道,“60多年前,一些苗族人跋山涉水来到法国,加入军队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跟他们成为战友可远比与他们为敌要好。”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的法国将军萨朗说道。在那次战争中苗族人以游击的形式不断骚扰越南人的背后。Yia Moua的父亲Tsong Fong Moua当年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苗族游击队的成员。
  1954年4月,一支拥有1500人的苗族特遣队拿着落后的武器,赤脚从老挝向目的地奠边府进发,试图解救被围困的法国部队,未果。1954年5月7日,在越南独立同盟会的部队的冲击下,奠边府被攻克。这场关键战役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结束。1954年夏天,在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下,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地区,任由那些英勇苗族战士被胜利者报复。几年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失败,曾帮助过法军的当地军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








  但苗族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的承诺。一些法国士兵在MOUA家人的掩护下一直在山洞里躲藏到1956年!为了避免遭到胜利者的报复,Tsong Fong Moua和他的兄弟们躲到了老挝南部川圹省的高原区。那里的海拔超过1200米,是苗族人的天下,1960年2月4日,Yia Moua在川圹省出生。按着Moua家族的习惯,父亲Tsong Fong很快开始教授Yia功夫。他们黎明习武,白天喂猪,练习的器械相当简陋。“我5岁时第一次参加格斗比赛。”Yia Moua回忆道,“没有手套,没有护齿。有一次对手的飞腿把我下巴踹脱臼了,我忍痛坚持比赛,当时我耳朵听不到声音,也无法开口讲话。我本应该把下巴复位再继续比赛的。”
  没多久新的战争又开始了,这一次在苗族人的土地上登陆的是美国人。他们为了强化在当地的影响,与北越南的势力抗衡。CIA和美国特种部队来这里招兵,他们知道苗族人是最好的向导。Vang Pao被任命为苗族部队的长官。“1975年5月14日,吃完饭后,爸爸起身,屋里空气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离开!’”Yia回忆道。1975年4月30日,越南的共产党获胜后,老挝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动荡。“两小时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每个人背着5公斤粮食,两套换洗衣服。父亲掩埋好他的武器,毁掉了照片和军人证。”Yia说,“我的爷爷Txong Zeu Dju不想离开家。他已经88岁了,拒绝我们背他一起上路的要求,他说:‘我的路就在这停止了。’”
  Moua一家的房子建在红土上,靠饲养水牛、马和猪为生……但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所有。一家16个人穿山越岭,风餐露宿,开始了逃亡之路。Tsong Fong育有四女两儿,还领养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些是邻居无力养活过继给他的,还有些是他捡到的孤儿。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数以千计逃亡的苗族人。他们通过美国人架设的桥梁逃往安全的地方,这些幸运儿一共只有15000人,剩下的其他苗族人则再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别人。
  Moua一家计划向老挝首都万象进发,然后步行12天抵达泰国。到达万象前他们已经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15岁的Yia一直背着他的弟弟。“当时正好是雨季,大雨没日没夜地下,我们只能用香蕉叶做成雨披,尽管如此还是会浑身湿透。我们想尽办法保护携带的粮食,避免受潮变质。


  留在老挝老家的亲人传来的消息让人发狂。军队对当地苗人进行了屠杀,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弃儿。后来有报告披露,军队针对苗人的攻击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与留守的苗人相比,Moua家的命运要好得多。1977年10月,在难民营蜗居两年后,生活向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负责将圣经翻译成苗语的新教神父沙里耶邀请Fong Tsong 和他的家人去法属圭亚那居住。彼时经济学家皮埃尔·杜彭-戈南提出的针对法国海外省的经济改革计划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经济部长奥利维耶·斯蒂尔恩也主张对海外省进行开发。   于是上百个家庭移居到圭亚那,包括Moua一家。当飞机降落到卡宴机场时,当地部队紧急出动维持秩序,原住民们担心新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高喊着抗议的口号:“滚出去,苗族人!”Fong Tsong一家人只能蜷缩在部队的卡车里才从机场脱身。他们一路颠簸,来到了圭亚那西南部卡考的热带雨林里。“那里啥也没有,我们只能自己建造房屋。”
  苗族人是独一无二的种植者,很快他们就在当地的菜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们到来前,圭亚那一直要从尼加拉瓜或苏里南进口蔬菜。苗人种大米、柠檬、胡椒、辣椒、木瓜、菠萝……如今他们的食品还出口给法国的大型亚洲食品超市巴黎士多。
  在卡考生活两年后,一个远房亲戚向Yia建议了一个新的挑战:去法国本土闯荡。1979年5月8日,只会一点儿法语的Yia来到了利摩日。他和自己的妻子,同为苗族难民的Ndjoua租了一间政府解困房。“此前我们从没见过电表。”Ndjoua回忆道。Yia在贝纳多制陶厂谋得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我背着50公斤的陶泥需要爬10个台阶才能走到搅拌槽前,每天我会运几吨的陶泥。”他就这样辛苦地工作了五年。在这期间,Yia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功夫,他经常在地下室或者楼下的停车场习武。
  阴影下的Yia很快就要见到光芒了。贝纳多陶瓷厂的经理罗伯特·拉马尔克还记得1984年的那一天,“那是个中午,午饭过后我发现垃圾桶里有一个残缺的盘子。有人在上面画了一些棕榈树和山景。”在车间里,拉马尔克向员工们问到:“是谁干的?”车间里一片寂静。“别再把我当傻瓜了!”Yia Moua上前一步。他的语气虽然强硬,但表情尴尬,他担心自己会被解雇。“是我干的,经理先生,但我画的时候盘子已经是碎的了。”
  拉马尔克直到现在还觉得那一幕很好笑,“我不想惩罚任何人,我只想知道这是谁的杰作。”他介绍Yia去了装饰车间,很快Yia就成了工厂的正式员工,不仅如此,他凭借着细心和精湛的绘图技艺先是成为了团队的领导,后来更是升任为工厂的绘图总监。“这份工作帮助我保持专注和谨慎。”Yia说道。从此他的故事与贝纳多陶瓷厂交织在一起。1992年,父亲Fong Tsong在圭亚那日益衰老,他希望Yia能够回到卡考帮助他治理农场。Yia跟贝纳多陶瓷厂的总经理皮埃尔·贝纳多申请一段无薪长假,贝纳多对他说:“我理解你。Yia,我也有孩子,也希望能依靠他们。如果你回去以后改变主意了,这里一直有你的一席之地。”


  在圭亚那度过两年后,Yia意识到这里并不适合他的孩子上学。1994年3月,他准备重返利摩日,就在此时他得知了一个噩耗:皮埃尔·贝纳多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在一起直升机事故中命陨越南。这起悲剧与命运如此巧合:事故发生时,他们正准备乘机飞往奠边府。经过几天的搜救,山里人才发现了残骸……“贝纳多先生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Yia叹道。
  遵守诺言是Moua家非常看重的美德。虽然他们承认自己也有在海外居住的苗族人普遍存在的被弃感(美国有30万苗族人,法国有1万),但Yia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复仇的想法。




  “体育帮助我洗涤记忆。当我感到沮丧时,会在完全自然的环境里钓鱼。”Yia在抚养他的5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教会他们苗语、耐心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向他们灌输苗人的历史而非仇恨。
  作为两届欧洲散打冠军,长子Vang成了让人恐怖的对手,他在次重量级的散打比赛中出战48场胜多负少。尽管有时对手的体重会比他多10公斤,但他们都极力希望躲避Vang迅猛的拳头。生活中Vang的职业是邮局的经理。他的弟弟San Song是利摩日一家博物馆的视频监控负责人,曾获得多次法国重量级散打比赛的冠军。家里的女孩也都是巾帼英雄,长女Paly曾三获法国散打冠军,现在在宪兵队工作。次女Kao Nhou也曾三获法国散打冠军,现在在一家外科医院做护士。幼子皮埃尔在一家电器商店做服务员,这位曾获得2009年世界散打铜牌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开始参加综合格斗(MMA)的比赛,并且10战10胜。
  Yia Moua的格斗风格非常全面,包括祖传的器械格斗、气功等等。“在家里我们很少沟通。”长子Vang承认,“爷爷和父亲传承给我们的东西无法用语言表达。从个人来讲,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我可能只掌握了10%。在习武的这条路上学无止境。气功是个很神秘的东西,我父亲只要用一个眼神,就能让别人尊重他。”
  如今已经82岁的Fong Tsong始终在圭亚那卡考生活。2011年12月,他还获得了国家勋章,不过在一刹那的闪光后,他很快又被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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