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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托洛茨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然而他的思想理论却对整个苏联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本文通过梳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等关于中国革命论战的聚焦点，探究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脉络，力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其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
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15-04
托洛茨基无论是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书将其评价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他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肖像曾与列宁肖像并排悬挂，甚至因成功预言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苏联政权的垮台而被誉为“最伟大的先知”；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却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叛徒、间谍和白卫杀人凶手、替法西斯效劳的奴仆和走狗。[1]苏联党内斗争失败后，托洛茨基在苏共大清洗中三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名字直接等同于反革命。苏联的政治斗争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由陈独秀被划为“托派分子”开始，中国的“托派”也成为了反革命的同义词，1938年战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名为《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的文集，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对于托洛茨基以及“托派”的抨击。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托洛茨基和“托派”的评价逐渐从绝对否定转向批判肯定，官方的出版物也逐渐改变了对托洛茨基的定性。[2]但时至今日，涉及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专题性研究依然鲜有。因此，重新客观评价托洛茨基与“托派”运动，理解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思想便具有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成立苏维埃组织，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赢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继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他认真分析了中国国民党的软弱性与反革命性，指出其不可能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并预言了国民党左派的背叛；他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独立地位的重要性，阐述了只有无产阶级以及工农联合的苏维埃组织才能领导落后国家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他正确地判断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并指出了中国革命想要取得胜利的出路所在。从现代视角看，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理论有着相当深刻的洞见力和科学性，基本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因托洛茨基实际上在1925年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在1926年更是被免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因此，他的思想未能实质性地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走向。
研究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思想，必须考察他提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3]俄国革命只能由革命性更彻底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代表一种“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4]在“不断革命”理论中，民主革命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道完成的，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在仅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后就停止，而是直接转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茨基曾总结道：“不断革命都被描述为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在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的周围，它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从而为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性。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造。”[5]此外，“不断革命”论还特别强调工农联合的革命政党问题：“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委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6]总结起来，“不断革命”论的最大特点是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必将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则会与社会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无产阶级一旦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就应当建立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立即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需要经过民主革命成果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直接影响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在1927年开始的论战中始终基于“不断革命”论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独立性问题、中国革命阶段问题、农民问题、军队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未来发展问题等。
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托洛茨基才开始真正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而且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未出现大的问题。但在孙中山去世后，共产国际并未因国民党全面右倾而做出政策上的调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此情况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就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问题。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奉行的是斯大林的“三个阶段理论”，即落后的国家首先应当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最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革命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因而革命性质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即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因此，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曾提到：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7]在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倾之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并未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依然坚决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当努力争取国民党左翼力量，将右派排挤出党。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国共合作，但在合作方式上，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合作应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待时机成熟后，无产阶级应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地领导革命，并判定国民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部分是遭受罢工之苦的资产阶级、部分是遭受土地运动之苦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方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是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8]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9]面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够强大的质疑，托洛茨基则回应道：“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10]之后，在《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927年5月）中，托洛茨基更加系统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明确指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刻退出国民党才有可能逐步获得中国革命的主导权。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成立苏维埃组织问题。斯大林在国民党彻底反共之前一直坚决反对组建中国共产党独立的苏维埃组织，认为苏维埃仅是个口号，且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在《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儿秋林同志）》一文中，斯大林表示：中国当时不应该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就是胜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开的时候，作为中国革命民粹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盟的国民党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现今国民党型的国家组织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组织成为必要的时候……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1]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立即成立自己独立的苏维埃组织。“只有苏维埃能够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机构，它将实际武装群众并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12]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论点，并进一步指出：只有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的群众阶段，只有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只有深化革命的社会纲领，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能够在外国军队中引起骚乱，激发他们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真正地保障革命免遭外来的打击。[13]
（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未来走向的问题。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上，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认为国民党右翼的政变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14]因此，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正确的路线是“开展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15]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的报告中曾提到：目前为止，形势就是这样，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活动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我们还知道这样的事实：现在有两个国民党，所谓国民党左翼是至少目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旗帜……这样解决问题，乃至草率地放弃国民党，是荒诞的，不合时宜的。我认为，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的叛徒并加以鞭挞是不正确的。[16]但遗憾的是，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当年（1927年）的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大力镇压工人运动。斯大林与布哈林此时才开始转向主张成立苏维埃政府，并且预言“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还是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17]托洛茨基在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后，曾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明确指出：把宝押在作为“革命组织中心”的武汉政府上的做法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反革命自由地组织起来，同时，工农运动遭到镇压。对中国革命和苏联来说，形势极其严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十倍地加剧了战争危险。[18]托洛茨基同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转入低谷，且反革命势力已经形成，这时再成立苏维埃政府已经错过最好时机，但依然刻不容缓；同时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提出共产党应立即退出国民党，充分展开独立的革命路线，创办自己的共产党报纸，在可能的地方以合法的形式，在不可能的地方以非法的形式鞭挞“左派”国民党的背叛，批判动摇者……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建立工农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把革命群众集中在自己周围的苏维埃，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反革命、反对帮助地主、反革命军官、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斗争。[19]历史的后续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
（四）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布哈林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的报告中曾承认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失误：我们曾经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同蒋介石妥协过，那是在他们这一伙人允许我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时候。同志们，不应忘记，当这个自由资产阶级向相反方向转变已成定局时，我们就先改变了态度。当然，正值失败的时刻要证明我们采用的策略的正确性是很困难的。[20]但随后他又提到：在检查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的经验时，必须承认我们存在某些局部性错误，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策略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21]斯大林则自始至终都认为自身没有错，反而批判“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义”。[22]在《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斯大林指责反对派没有坚定的立场和路线：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认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没有过任何路线，任何政策。反对派有过摇摆不定，有过犹豫不决，有过反复无常，但没有过任何路线。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发生过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过任何路线。[23]这段对反对派的批判显然站不住脚，且不说托洛茨基从1926年开始就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成立苏维埃组织的问题，仅是托洛茨基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上过分信任和依赖国民党的政策就能判断出，“反对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和理论是基本成功的。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讲话》中，托洛茨基明确指出了斯大林对失败的责任：在这里，斯大林再次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土地革命的充分工具为依据，表达了反对工农苏维埃的观点。这样，斯大林就承担了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就像他不止一次地承担了对以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政策的责任一样，并想让共产国际也对此负责。[24]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一最基本的首要条件，并在后续政策中坚持错误的方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责任”。[25]
虽然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中，托洛茨基等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而不遗余力，但正如前文所述，托洛茨基早在1925年就已丧失了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权，因此，虽然提出了大量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但无法产生有效影响。同样，陈独秀在很早的时期接受了部分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但很快就在党内被打成“右派”，最后被驱逐出党，也丧失了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但托洛茨基的思想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斯大林，在后来的共产国际政策中都依稀可见托洛茨基理论的痕迹。另外，在与斯大林、布哈林等论战的过程中，由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固执地拒绝承认其中国政策的失败，反而使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显得更具有理性和预见性，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一大批“托派”分子的产生。 从主观层面上讲，托洛茨基的中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自身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托洛茨基在错失了政治斗争主动权后，不得不与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抓住了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政策上的漏洞与失误，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试图挽回被动的局面，然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中国问题上的强力反击未能帮助其重回权力中心的舞台。从客观层面上讲，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批判没能阻止中国革命免遭国民党右派的打击，也没能阻止中国共产党自身陷入一系列右倾、“左”倾错误之中。但他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政策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使后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当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问题所在。
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托洛茨基也有明显的不当之处。首先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托洛茨基否认当时的中国首先应解决民主革命问题，这与他的“不断革命论”有直接关系。在“不断革命论”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时进行的，因而不需要区分这两种社会性质。其次是对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判断上，托洛茨基否认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拒绝承认当时中国各个阶级之间有一致对抗帝国主义的意向，只突出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带有某种“极左”的倾向。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对国民党只有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第三，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失败后，全盘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将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共产国际身上，这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必须看到，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有过巨大贡献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成熟的原因所致，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力量和农民运动的支持，必然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综合来说，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理论同其人物本身一样是复杂的，无论是在苏共（布）问题上还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都有其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思想，但同时又带有某种“极左”倾向。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分析各个观点背后的历史逻辑，力图将尽可能公正的评判适用到每一个历史人物身上。
参考文献
[1]彭培文.关于托洛茨基评价问题的概述[J].党校科研信息，1989（68）.
[2]马长虹.一生真伪后人知——关于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J].博览群书，2006（7）.
[3][4][5][6][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内部发行）[M].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72：8.143.151.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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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斯大林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53.
[14][15][16][17][20][21][22][2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275.130-131.125.276-277.287-288.289.278.290-291.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刘 捷
托洛茨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然而他的思想理论却对整个苏联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本文通过梳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等关于中国革命论战的聚焦点，探究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脉络，力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其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
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15-04
托洛茨基无论是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书将其评价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他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肖像曾与列宁肖像并排悬挂，甚至因成功预言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苏联政权的垮台而被誉为“最伟大的先知”；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却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叛徒、间谍和白卫杀人凶手、替法西斯效劳的奴仆和走狗。[1]苏联党内斗争失败后，托洛茨基在苏共大清洗中三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名字直接等同于反革命。苏联的政治斗争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由陈独秀被划为“托派分子”开始，中国的“托派”也成为了反革命的同义词，1938年战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名为《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的文集，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对于托洛茨基以及“托派”的抨击。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托洛茨基和“托派”的评价逐渐从绝对否定转向批判肯定，官方的出版物也逐渐改变了对托洛茨基的定性。[2]但时至今日，涉及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专题性研究依然鲜有。因此，重新客观评价托洛茨基与“托派”运动，理解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思想便具有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成立苏维埃组织，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赢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继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他认真分析了中国国民党的软弱性与反革命性，指出其不可能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并预言了国民党左派的背叛；他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独立地位的重要性，阐述了只有无产阶级以及工农联合的苏维埃组织才能领导落后国家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他正确地判断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并指出了中国革命想要取得胜利的出路所在。从现代视角看，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理论有着相当深刻的洞见力和科学性，基本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因托洛茨基实际上在1925年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在1926年更是被免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因此，他的思想未能实质性地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走向。
研究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思想，必须考察他提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3]俄国革命只能由革命性更彻底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代表一种“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4]在“不断革命”理论中，民主革命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道完成的，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在仅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后就停止，而是直接转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茨基曾总结道：“不断革命都被描述为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在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的周围，它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从而为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性。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造。”[5]此外，“不断革命”论还特别强调工农联合的革命政党问题：“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委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6]总结起来，“不断革命”论的最大特点是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必将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则会与社会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无产阶级一旦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就应当建立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立即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需要经过民主革命成果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直接影响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在1927年开始的论战中始终基于“不断革命”论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独立性问题、中国革命阶段问题、农民问题、军队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未来发展问题等。
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托洛茨基才开始真正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而且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未出现大的问题。但在孙中山去世后，共产国际并未因国民党全面右倾而做出政策上的调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此情况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就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问题。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奉行的是斯大林的“三个阶段理论”，即落后的国家首先应当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最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革命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因而革命性质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即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因此，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曾提到：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7]在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倾之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并未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依然坚决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当努力争取国民党左翼力量，将右派排挤出党。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国共合作，但在合作方式上，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合作应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待时机成熟后，无产阶级应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地领导革命，并判定国民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部分是遭受罢工之苦的资产阶级、部分是遭受土地运动之苦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方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是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8]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9]面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够强大的质疑，托洛茨基则回应道：“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10]之后，在《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927年5月）中，托洛茨基更加系统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明确指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刻退出国民党才有可能逐步获得中国革命的主导权。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成立苏维埃组织问题。斯大林在国民党彻底反共之前一直坚决反对组建中国共产党独立的苏维埃组织，认为苏维埃仅是个口号，且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在《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儿秋林同志）》一文中，斯大林表示：中国当时不应该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就是胜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开的时候，作为中国革命民粹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盟的国民党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现今国民党型的国家组织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组织成为必要的时候……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1]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立即成立自己独立的苏维埃组织。“只有苏维埃能够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机构，它将实际武装群众并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12]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论点，并进一步指出：只有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的群众阶段，只有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只有深化革命的社会纲领，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能够在外国军队中引起骚乱，激发他们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真正地保障革命免遭外来的打击。[13]
（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未来走向的问题。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上，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认为国民党右翼的政变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14]因此，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正确的路线是“开展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15]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的报告中曾提到：目前为止，形势就是这样，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活动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我们还知道这样的事实：现在有两个国民党，所谓国民党左翼是至少目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旗帜……这样解决问题，乃至草率地放弃国民党，是荒诞的，不合时宜的。我认为，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的叛徒并加以鞭挞是不正确的。[16]但遗憾的是，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当年（1927年）的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大力镇压工人运动。斯大林与布哈林此时才开始转向主张成立苏维埃政府，并且预言“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还是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17]托洛茨基在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后，曾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明确指出：把宝押在作为“革命组织中心”的武汉政府上的做法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反革命自由地组织起来，同时，工农运动遭到镇压。对中国革命和苏联来说，形势极其严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十倍地加剧了战争危险。[18]托洛茨基同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转入低谷，且反革命势力已经形成，这时再成立苏维埃政府已经错过最好时机，但依然刻不容缓；同时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提出共产党应立即退出国民党，充分展开独立的革命路线，创办自己的共产党报纸，在可能的地方以合法的形式，在不可能的地方以非法的形式鞭挞“左派”国民党的背叛，批判动摇者……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建立工农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把革命群众集中在自己周围的苏维埃，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反革命、反对帮助地主、反革命军官、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斗争。[19]历史的后续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
（四）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布哈林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的报告中曾承认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失误：我们曾经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同蒋介石妥协过，那是在他们这一伙人允许我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时候。同志们，不应忘记，当这个自由资产阶级向相反方向转变已成定局时，我们就先改变了态度。当然，正值失败的时刻要证明我们采用的策略的正确性是很困难的。[20]但随后他又提到：在检查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的经验时，必须承认我们存在某些局部性错误，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策略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21]斯大林则自始至终都认为自身没有错，反而批判“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义”。[22]在《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斯大林指责反对派没有坚定的立场和路线：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认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没有过任何路线，任何政策。反对派有过摇摆不定，有过犹豫不决，有过反复无常，但没有过任何路线。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发生过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过任何路线。[23]这段对反对派的批判显然站不住脚，且不说托洛茨基从1926年开始就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成立苏维埃组织的问题，仅是托洛茨基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上过分信任和依赖国民党的政策就能判断出，“反对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和理论是基本成功的。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讲话》中，托洛茨基明确指出了斯大林对失败的责任：在这里，斯大林再次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土地革命的充分工具为依据，表达了反对工农苏维埃的观点。这样，斯大林就承担了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就像他不止一次地承担了对以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政策的责任一样，并想让共产国际也对此负责。[24]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一最基本的首要条件，并在后续政策中坚持错误的方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责任”。[25]
虽然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中，托洛茨基等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而不遗余力，但正如前文所述，托洛茨基早在1925年就已丧失了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权，因此，虽然提出了大量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但无法产生有效影响。同样，陈独秀在很早的时期接受了部分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但很快就在党内被打成“右派”，最后被驱逐出党，也丧失了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但托洛茨基的思想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斯大林，在后来的共产国际政策中都依稀可见托洛茨基理论的痕迹。另外，在与斯大林、布哈林等论战的过程中，由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固执地拒绝承认其中国政策的失败，反而使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显得更具有理性和预见性，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一大批“托派”分子的产生。 从主观层面上讲，托洛茨基的中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自身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托洛茨基在错失了政治斗争主动权后，不得不与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抓住了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政策上的漏洞与失误，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试图挽回被动的局面，然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中国问题上的强力反击未能帮助其重回权力中心的舞台。从客观层面上讲，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批判没能阻止中国革命免遭国民党右派的打击，也没能阻止中国共产党自身陷入一系列右倾、“左”倾错误之中。但他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政策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使后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当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问题所在。
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托洛茨基也有明显的不当之处。首先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托洛茨基否认当时的中国首先应解决民主革命问题，这与他的“不断革命论”有直接关系。在“不断革命论”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时进行的，因而不需要区分这两种社会性质。其次是对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判断上，托洛茨基否认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拒绝承认当时中国各个阶级之间有一致对抗帝国主义的意向，只突出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带有某种“极左”的倾向。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对国民党只有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第三，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失败后，全盘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将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共产国际身上，这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必须看到，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有过巨大贡献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成熟的原因所致，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力量和农民运动的支持，必然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综合来说，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理论同其人物本身一样是复杂的，无论是在苏共（布）问题上还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都有其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思想，但同时又带有某种“极左”倾向。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分析各个观点背后的历史逻辑，力图将尽可能公正的评判适用到每一个历史人物身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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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