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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报国爱国，伴随了我的一生。今年，我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成立70周年了，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到今年9月29日，我已整整100岁，党龄也有84年了。我从13岁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便与这个党永不分离。我曾经孑然一身徒步辗转数百里寻找党，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强大的中国。所以，我甘愿把一切都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离休后，读书看报成了夏飞最大的乐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许多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也包括我就读的山西临汾第六师范学校的师生们。
我们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学校自发成立义勇军后援队，却遭到县政府反动当局的镇压，部分学生被逮捕。但我并不害怕，总是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迫于压力，县政府释放了被抓捕的学生。
然而，黑暗并没有驱散。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一退再退、一败再败。我和同学们都陷入沉思：在这个国将不国、民族遭难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那时，在学校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图书馆。在那里，我逐步接触到《北方红旗》《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在书中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个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说话办事的，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政党”等观点，让我豁然开朗，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明灯：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前途。
可是，共产党在哪里呢？1934年，刚刚15岁的我离开了学校，辞别父母，独自一人背着小行李卷，踏上了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的曲折道路。
我得知运城学潮闹得最厉害，可能会有共产党，就徒步150多公里来到运城。然而找了半个月，仍一无所获。后来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我随即乘船过黄河直奔陕西潼关，又辗转到西安，可还是没有找到共产党。这时已是初冬，我身上的盘缠已用光，想找个临时工作也没找到，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一天，我听一个同乡说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宪兵营正在招收新兵，就决定先考入宪兵营，解决吃饭问题。
由于我经常在宪兵营图书馆浏览进步报刊，思想积极，训练刻苦，引起了宪兵营地下党组织的注意。一次，宪兵营的中共特支书记刘庚突然找我聊天：“国家没有前途个人就没有出路，咱们是不是去找共产党？”原来，这个宪兵营的几任营长、副营长和所属连排长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回答道：“是啊，可是到哪里去找呢？”很快，我们就相约一起寻找共产党。
过了几天，刘庚和宪兵营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崔胜华一起找我谈话考察，并问道：“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我立刻答道：“愿意！”
后来，崔胜华约我在西安革命公园见面。那天，在崔胜华和刘庚两名入党介绍人的共同见证下，我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庄严地向党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别提有多激动了，浑身充满了力量。此后，我和刘庚就在宪兵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完成了交通联络、传送文件、运送人员、掩护党员等许多特殊任务。
1936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和刘庚等9名党员，被派遣到乾县保安队铁佛寺中队，配合分队长张庚良、吕剑，加强“兵运”工作，伺机组织起义。10月7日，起义爆发，我跟随起义部队首先打开了国民党永寿县大门，经过激烈战斗，我们全歼了永寿县政府警卫队，砸开监狱，解救出被抓的2名队员并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县长。
第二天，部队撤离永寿县城，在乾县梁山乡坊里村休整，正式宣布建立“陕甘边抗日联军”，由张庚良任司令员、刘庚任政委、我任参谋长。此后，我跟随革命队伍一路征战，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革命到底的信念，因为我始终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民族才会有希望！
1936年底，根据组织安排，我来到以阎揆要为团长的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2团工作。在这里，上至团长、副团长下至连排长有一大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所在的特务第2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117师529旅1057团，开赴抗日前线。8月上旬，我们到达河北高碑店。刚下车，就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上级命令迅速向河北易县进发，我所在三营在紫金关城楼正面担任防御。
1949年，夏飞在率部攻打兰州后与妻儿拍下的一张珍贵合影。
进入阵地后，我们立即勘察地形、挖工事、做各种防御准备。第三天晚上，因日军突然绕过我军防线，团部命令凌晨3点各营到达30里外的龙华镇，全团集合后南撤。当全营转移到阜平县与灵寿县交界处一个山村村口时，一支日军骑兵队突然疾驰而来，我们随即进行射击，日军掉头就跑。全营迅速散开抢占了5个山头，向下一看，日军的大部队正大摇大摆地在脚下的山沟里行军，这时我们才明白剛才的骑兵队是负责执行搜索和侦察任务的。我们先敌开火，敌人慌乱中开始向山上打枪。打了一阵子，敌人慢慢醒过神来，开始组织反击，掩护其侧翼部队向我军阵地反扑。
我带领九连担任营预备队，全连官兵把卸下的背包堆在一起，检查枪弹枪刺，扎紧腰带，整理绑腿，准备冲锋。此刻，敌人突然从两翼拉开，兜着圈子开始包围我们。情况危急，营长命令通信员迅速向各连传达撤退命令。我连和七连、八连快速转移到一个靠山脚的小村子。因与上级失去联系，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后继续向西开拔。我带着侦察班在前边探路，部队在后面跟着我们行进。一直走到平山县郭苏镇，我们遇到了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根据团长刘转连的指示：让我们留在团里工作，编为团特务连。
到今年9月29日，我已整整100岁，党龄也有84年了。我从13岁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便与这个党永不分离。我曾经孑然一身徒步辗转数百里寻找党，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强大的中国。所以，我甘愿把一切都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辗转百里寻找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许多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也包括我就读的山西临汾第六师范学校的师生们。
我们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学校自发成立义勇军后援队，却遭到县政府反动当局的镇压，部分学生被逮捕。但我并不害怕，总是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迫于压力，县政府释放了被抓捕的学生。
然而，黑暗并没有驱散。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一退再退、一败再败。我和同学们都陷入沉思：在这个国将不国、民族遭难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那时，在学校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图书馆。在那里，我逐步接触到《北方红旗》《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在书中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个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说话办事的，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政党”等观点，让我豁然开朗，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明灯：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前途。
可是，共产党在哪里呢？1934年，刚刚15岁的我离开了学校，辞别父母，独自一人背着小行李卷，踏上了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的曲折道路。
我得知运城学潮闹得最厉害，可能会有共产党，就徒步150多公里来到运城。然而找了半个月，仍一无所获。后来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我随即乘船过黄河直奔陕西潼关，又辗转到西安，可还是没有找到共产党。这时已是初冬，我身上的盘缠已用光，想找个临时工作也没找到，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一天，我听一个同乡说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宪兵营正在招收新兵，就决定先考入宪兵营，解决吃饭问题。
由于我经常在宪兵营图书馆浏览进步报刊，思想积极，训练刻苦，引起了宪兵营地下党组织的注意。一次，宪兵营的中共特支书记刘庚突然找我聊天：“国家没有前途个人就没有出路，咱们是不是去找共产党？”原来，这个宪兵营的几任营长、副营长和所属连排长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回答道：“是啊，可是到哪里去找呢？”很快，我们就相约一起寻找共产党。
过了几天，刘庚和宪兵营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崔胜华一起找我谈话考察，并问道：“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我立刻答道：“愿意！”
后来，崔胜华约我在西安革命公园见面。那天，在崔胜华和刘庚两名入党介绍人的共同见证下，我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庄严地向党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别提有多激动了，浑身充满了力量。此后，我和刘庚就在宪兵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完成了交通联络、传送文件、运送人员、掩护党员等许多特殊任务。
1936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和刘庚等9名党员，被派遣到乾县保安队铁佛寺中队，配合分队长张庚良、吕剑，加强“兵运”工作，伺机组织起义。10月7日，起义爆发，我跟随起义部队首先打开了国民党永寿县大门，经过激烈战斗，我们全歼了永寿县政府警卫队，砸开监狱，解救出被抓的2名队员并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县长。
第二天，部队撤离永寿县城，在乾县梁山乡坊里村休整，正式宣布建立“陕甘边抗日联军”，由张庚良任司令员、刘庚任政委、我任参谋长。此后，我跟随革命队伍一路征战，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革命到底的信念，因为我始终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民族才会有希望！
愿把一切献给党
1936年底，根据组织安排，我来到以阎揆要为团长的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2团工作。在这里，上至团长、副团长下至连排长有一大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所在的特务第2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117师529旅1057团，开赴抗日前线。8月上旬，我们到达河北高碑店。刚下车，就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上级命令迅速向河北易县进发，我所在三营在紫金关城楼正面担任防御。
进入阵地后，我们立即勘察地形、挖工事、做各种防御准备。第三天晚上，因日军突然绕过我军防线，团部命令凌晨3点各营到达30里外的龙华镇，全团集合后南撤。当全营转移到阜平县与灵寿县交界处一个山村村口时，一支日军骑兵队突然疾驰而来，我们随即进行射击，日军掉头就跑。全营迅速散开抢占了5个山头，向下一看，日军的大部队正大摇大摆地在脚下的山沟里行军，这时我们才明白剛才的骑兵队是负责执行搜索和侦察任务的。我们先敌开火，敌人慌乱中开始向山上打枪。打了一阵子，敌人慢慢醒过神来，开始组织反击，掩护其侧翼部队向我军阵地反扑。
我带领九连担任营预备队，全连官兵把卸下的背包堆在一起，检查枪弹枪刺，扎紧腰带，整理绑腿，准备冲锋。此刻，敌人突然从两翼拉开，兜着圈子开始包围我们。情况危急，营长命令通信员迅速向各连传达撤退命令。我连和七连、八连快速转移到一个靠山脚的小村子。因与上级失去联系，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后继续向西开拔。我带着侦察班在前边探路，部队在后面跟着我们行进。一直走到平山县郭苏镇，我们遇到了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根据团长刘转连的指示：让我们留在团里工作，编为团特务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