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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生关乎国本，民生无小事。文章通过财会原理来阐述民生成本的产生根源和解决之道，指出只要进一步降低经济运营成本，增加民众收入，激发广大群众的创业、创富热情，我国经济就一定会走出困境。
关键词：民生现状 形成原因 解决之道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58-02
一、形成高物价和低收入并行不悖的原因
当前的民生状况是高物价和低收入并行不悖，其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商品生产循环的需要。商品生产——货币——消费者——商品生产才能持续有活力的循环，因此，货币是其保持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十年来一直持续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使平民大众收入水平低与通货膨胀相悖，一边是消费不足，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高房价，一边是“空城处处”;一边是高物价，一边是大型超市纷纷歇业。政府为力保稳增长，不得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微利和无利的公益事业投资），形成大量的债务、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储备增加，货币投放随之增长），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和国内外经济失衡。
低收入、低保障会固化低消费和低端消费，低消费和低端消费必然带来传统低端产业的大量存在。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低价竞争和生存压力巨大、利润微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大搞低价促销，卖假货的一些所谓新兴行业大量涌现;一夜暴富，冲击认真做事的企业生存，许多实体店都难以为继，产业升级无从谈及也没有必要，使得员工技能难以提升，从而导致员工的竞争不是技能上的竞争而是体力的竞争，造成产业员工压力大，体力透支严重，重大事故频发。企业（本文重点是指小微企业，下同）发展脆弱，无法接受更多的新增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种经济结构并行不悖，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1952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37.7%。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将近30%，且民生投入占比很小。
许多民众拿着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还要承受高物价。我国高物价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低，高税收和通货膨胀。我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3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66%（含原材料成本、工人工资、生产费用，管理费用等等），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34元的税收，利润空间还有多少。因此，一些企业家为了生存，如何开拓市场、搞好经营管理是一回事，如何偷税漏税美其名曰“合理避税”又是另一回事。
低收入影响民众的消费预期，高房价把两代人的生活品质给挤压掉，广大消费者缺乏购买力，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经济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消费指数在整个经济循环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是会计学成本分析中，什么样成本造就什么样的产品是一个道理，常言道：一分钱一分货，苹果手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不良的生产环境中，我们的研发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是无法以低廉的工资和条件创造出苹果、宝马、波音等企业那样优秀的效益的。
其次，是行政管制与国有垄断导致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的隐性升高。作为从一个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过渡而来的国家，存在大量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一些地方、一些行业“雁过拔毛”式的行政管理，繁琐重复的审批权力，有钱有权有背景的营商环境，尤其国企垄断价格的任性，国有通信企业垄断通信，所以电话费高;“三桶油”垄断石油供给，所以油价高;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所以房价高;政府的交通投资公司掌握着大量高速公路，所以过路费高;国有控股银行体系垄断银行存贷款，国企占有过多信贷资源，所以民间利率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推高了经济的运行成本。一方面国企的内生动力不足、自身活力不高、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效益管理积极性难以发挥，又财大气粗，在中央明令禁止的行业与民营企业争利，挤压民营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运营成本高，使许多民企长期在高成本下运行，不是“合理避税”的高手，就是“假冒伪劣”的操手，步履艰难，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还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又是就业大军的聚集地，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出现赚钱“累”、“险”、“难”，导致“勤劳而不富有”的窘境也就不难理解。
可见一些地方政府管控无处不在地增加国民经济成本、降低国民经济的效率。而国企的价格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国人自由创造财富的枷锁仍然在许多地方存在，它提高创造财富的成本、扼杀创造财富的机会与自由，同时也遏制了一些企业家创立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放权、不断放开国民创造财富的自由。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而我国2013年的财政收入是12.91万亿元，因此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将是还债时期，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财力来为民服务，开展民生工程建设。
二、从财会原理的视角看万众创业，全民造富
由此看来，万众创业，全民造富的确是今后很长时期的头等大事。如何开展，有哪些有效措施，笔者认为还是用财会原理来算算成本账：
首先，延迟退休年龄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最近的用工荒，不正说明劳动力的紧缺，只是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多寡的问题，主要是合理流动，认真落实以工种定报酬的薪酬制度。具体是，干重、脏、累、危、险、难、苦等等工种，报酬所得应是普通工种的两到三倍，一线员工要比行政人员的工资要高，只有这样劳动力才会合理流动，不至于导致一线工种无人干。因为这类工作往往是年轻人能干，而且是重体力，中、老年人应逐渐退出这一市场，近年来日本餐饮等服务业人员奇缺，由于全社会劳工紧缺，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岗位，如果薪酬又不高，就很难吸引合适的劳动力，因此老年人可以从事轻体力，不耗费精力的工种。20多年前，我国香港地区部分酒店，从大堂经理到咨客以及服务生也全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老年人就业在国外是很平常的事，当然老年人就业并非养家糊口，更多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而已，前提是量力而行，工资少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结论：用合理报酬来配置劳动力流动。
其次，增加国有企业等之类的企业，以此吸收就业，这也不现实，搞混合经济，引入私有决策者参与管理，使其会按其资本效率来监督企业人、财、物的合理流动，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开展企业经营活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定价作用，严惩在资源配置中寻租买租行为，真正做到还利于民，降低整个社会成本，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成本。投资者获利，工人工资都得以增长，企业才会搞好搞活，财富效应就一定会出来。结论：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分配。
最后，股市也是政府的一个资金来源，除了税收，还有大量的国有上市公司在里面，发展健康、平稳、有序的证券市场是政府的大事，民众同样可以从证券交易中获利，从而增加家庭资产性收入。
三、结语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总之，改革放权释放国民创造活力，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是其国民创造的。要促使一个国家财富的繁荣增长，就必须创造出一个自由、法治、安全的财富创造环境，让大家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大众创业，万众创业，全民造富，充分释放全体国民创造财富的活力与效率。把创造财富的自由与权利还给民众，他们就会自己创造财富。但这一切都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给民众一个量入而出的生存环境，用合理报酬来配置劳动力流动，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分配。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进一步落实政府主体责任，这也是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 刘彩云.经营性财政支出资本化管理是地方政府信用建设的策略选择.网友世界，2014（3）
[2] 齐红倩，庄晓季.我国公共债务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求索，2015（4）
[3] 邢天添，裘豪翔.日本经济增长悖论的反思.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5）
[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8.19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5）
（责编：若佳）
关键词：民生现状 形成原因 解决之道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58-02
一、形成高物价和低收入并行不悖的原因
当前的民生状况是高物价和低收入并行不悖，其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商品生产循环的需要。商品生产——货币——消费者——商品生产才能持续有活力的循环，因此，货币是其保持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十年来一直持续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使平民大众收入水平低与通货膨胀相悖，一边是消费不足，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高房价，一边是“空城处处”;一边是高物价，一边是大型超市纷纷歇业。政府为力保稳增长，不得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微利和无利的公益事业投资），形成大量的债务、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储备增加，货币投放随之增长），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和国内外经济失衡。
低收入、低保障会固化低消费和低端消费，低消费和低端消费必然带来传统低端产业的大量存在。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低价竞争和生存压力巨大、利润微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大搞低价促销，卖假货的一些所谓新兴行业大量涌现;一夜暴富，冲击认真做事的企业生存，许多实体店都难以为继，产业升级无从谈及也没有必要，使得员工技能难以提升，从而导致员工的竞争不是技能上的竞争而是体力的竞争，造成产业员工压力大，体力透支严重，重大事故频发。企业（本文重点是指小微企业，下同）发展脆弱，无法接受更多的新增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种经济结构并行不悖，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1952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37.7%。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将近30%，且民生投入占比很小。
许多民众拿着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还要承受高物价。我国高物价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低，高税收和通货膨胀。我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3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66%（含原材料成本、工人工资、生产费用，管理费用等等），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34元的税收，利润空间还有多少。因此，一些企业家为了生存，如何开拓市场、搞好经营管理是一回事，如何偷税漏税美其名曰“合理避税”又是另一回事。
低收入影响民众的消费预期，高房价把两代人的生活品质给挤压掉，广大消费者缺乏购买力，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经济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消费指数在整个经济循环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是会计学成本分析中，什么样成本造就什么样的产品是一个道理，常言道：一分钱一分货，苹果手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不良的生产环境中，我们的研发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是无法以低廉的工资和条件创造出苹果、宝马、波音等企业那样优秀的效益的。
其次，是行政管制与国有垄断导致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的隐性升高。作为从一个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过渡而来的国家，存在大量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一些地方、一些行业“雁过拔毛”式的行政管理，繁琐重复的审批权力，有钱有权有背景的营商环境，尤其国企垄断价格的任性，国有通信企业垄断通信，所以电话费高;“三桶油”垄断石油供给，所以油价高;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所以房价高;政府的交通投资公司掌握着大量高速公路，所以过路费高;国有控股银行体系垄断银行存贷款，国企占有过多信贷资源，所以民间利率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推高了经济的运行成本。一方面国企的内生动力不足、自身活力不高、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效益管理积极性难以发挥，又财大气粗，在中央明令禁止的行业与民营企业争利，挤压民营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运营成本高，使许多民企长期在高成本下运行，不是“合理避税”的高手，就是“假冒伪劣”的操手，步履艰难，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还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又是就业大军的聚集地，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出现赚钱“累”、“险”、“难”，导致“勤劳而不富有”的窘境也就不难理解。
可见一些地方政府管控无处不在地增加国民经济成本、降低国民经济的效率。而国企的价格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国人自由创造财富的枷锁仍然在许多地方存在，它提高创造财富的成本、扼杀创造财富的机会与自由，同时也遏制了一些企业家创立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放权、不断放开国民创造财富的自由。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而我国2013年的财政收入是12.91万亿元，因此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将是还债时期，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财力来为民服务，开展民生工程建设。
二、从财会原理的视角看万众创业，全民造富
由此看来，万众创业，全民造富的确是今后很长时期的头等大事。如何开展，有哪些有效措施，笔者认为还是用财会原理来算算成本账：
首先，延迟退休年龄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最近的用工荒，不正说明劳动力的紧缺，只是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多寡的问题，主要是合理流动，认真落实以工种定报酬的薪酬制度。具体是，干重、脏、累、危、险、难、苦等等工种，报酬所得应是普通工种的两到三倍，一线员工要比行政人员的工资要高，只有这样劳动力才会合理流动，不至于导致一线工种无人干。因为这类工作往往是年轻人能干，而且是重体力，中、老年人应逐渐退出这一市场，近年来日本餐饮等服务业人员奇缺，由于全社会劳工紧缺，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岗位，如果薪酬又不高，就很难吸引合适的劳动力，因此老年人可以从事轻体力，不耗费精力的工种。20多年前，我国香港地区部分酒店，从大堂经理到咨客以及服务生也全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老年人就业在国外是很平常的事，当然老年人就业并非养家糊口，更多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而已，前提是量力而行，工资少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结论：用合理报酬来配置劳动力流动。
其次，增加国有企业等之类的企业，以此吸收就业，这也不现实，搞混合经济，引入私有决策者参与管理，使其会按其资本效率来监督企业人、财、物的合理流动，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开展企业经营活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定价作用，严惩在资源配置中寻租买租行为，真正做到还利于民，降低整个社会成本，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成本。投资者获利，工人工资都得以增长，企业才会搞好搞活，财富效应就一定会出来。结论：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分配。
最后，股市也是政府的一个资金来源，除了税收，还有大量的国有上市公司在里面，发展健康、平稳、有序的证券市场是政府的大事，民众同样可以从证券交易中获利，从而增加家庭资产性收入。
三、结语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总之，改革放权释放国民创造活力，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是其国民创造的。要促使一个国家财富的繁荣增长，就必须创造出一个自由、法治、安全的财富创造环境，让大家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大众创业，万众创业，全民造富，充分释放全体国民创造财富的活力与效率。把创造财富的自由与权利还给民众，他们就会自己创造财富。但这一切都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给民众一个量入而出的生存环境，用合理报酬来配置劳动力流动，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分配。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进一步落实政府主体责任，这也是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 刘彩云.经营性财政支出资本化管理是地方政府信用建设的策略选择.网友世界，2014（3）
[2] 齐红倩，庄晓季.我国公共债务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求索，2015（4）
[3] 邢天添，裘豪翔.日本经济增长悖论的反思.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5）
[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8.19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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