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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出版《野火集》，21天内重印24次之多，当年台湾几乎每5个人就有2人看过这本书。龙应台在台湾的公民社会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余光中誉为“龙旋风”。2009年，作为台湾人的启蒙者，她以一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再一次让海峡两岸读者为之沸腾。
“公民文化权”的倡导者
龙应台和台北的渊源，最毋庸置疑的就是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任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回望那4年，龙应台最珍惜的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它包含城市规划、古迹保存、公共意识、城市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钱来自税收，来自人民，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文化权”，龙应台在任时推行“庶民文化权”、“公民文化权”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所谓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装饰着水晶灯的大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摆路边摊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权，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权。城市的居民有权利追问官员：我有文化权，我和那些穿着华服去听歌剧的人的文化权的差距在哪儿?”
“决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养，他在修路时会为一棵400年的老树转个弯，会保护对历史积淀有贡献的人的老房子，会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进古代的建筑元素。”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时，会组织专家就民间文化团体申请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为政府，会设法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直接给‘鱼’，但好多民间申请者只要钱，想直接得到‘鱼’。”糟糕的是，民选的政府官员为了拉拢选票，很可能迫于选民压力而把政府资助划拨给投自己票的选民和团体。
当她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大陆人，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当她试图将二·二八纪念馆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寻找经营者时，她必须忍受被指为“文化杀手”，“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时不进，一张匿名传真信会交到她手上：“大陆人，滚回去!”
当台湾银行以“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理由要拆掉一座日本人建的大楼时，她又连夜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终于将它保护下来。
执掌这样一个财政预算缩减都会被首先开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部门，她给人们留下的是可以代代继承下去的文化遗产：游客来到台北，可以这么走：从北端的故宫往南，经过张大千故居、钱穆、林语堂故居、走过有史前遗迹和清朝古墓群的芝山岩，到规划中的士林音乐厅，在蒋宋故居和官邸花园休息一下，再折向台北故事馆、美术馆，流连一下台北之家，逛到后面蔡瑞月舞蹈社的日式建筑和当代艺术馆，看一看左边的国际艺术村，拐几个弯到一下二·二八纪念馆，再往南到紫藤庐喝杯茶，最后在宝藏岩的青青草坡上坐下来看夕阳下山。走完这条贯穿南北的轴线，他已经窥看了整个台北文化史：有占典的中国，有草莽的台湾，有殖民的日本，有骄傲的美国。有历史的伤痛，有重生的欢悦；有菁英的石破天惊，有庶民的胼手胝足。
龙应台认为与华人圈的重要都市相比，台北是最可爱、最有文化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台北市两三百万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的比例高达47％，香港只有13％，美国也只有35％，当然，不见得学历就能反映一切，但可以窥见台北的整体居民水平，也因此被香港、新加坡的朋友视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充电器。只不过当前被政治绑架，有时让人觉得乌烟瘴气，也让人常常遗忘了我们自己的优势”。
对于台湾的媒体，她却严厉地批评“台湾的媒体，是华人世界最坏的；香港即使小报化很严重，但他们的电视新闻却比台湾正当得多。最吊诡的是，政治解严之后、报禁开放之后，媒体竟然被一堆垃圾所充斥”。
“媒体本身也变成加了糖的可乐，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烂的时候，第三势力如何兴起?当第四权变得滥权、个人人权被企业力量所压迫之际，我们应该怎么反抗?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怎能什么都不管?当前的压迫的力量甚至比以前还严重”。
爱之深，责之切，龙应台的批评源自心底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台湾是在华文世界里，文化最‘厚’的地方，是‘传统的人文素养’与‘现代的公民意识’结合最完美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在现代世界里走得最远的地方，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珍惜它”。
书写伤痛，警示和平
龙应台的眼光显然不局限在台北和台湾，她既走过台湾的马祖、台东、屏东，也到过大陆的长春、南京和沈阳，耗时400天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她拜访了许多国共内战的幸存者，包括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又成为解放军，之后成为朝鲜战争战俘，又以“义士”的名义回到台湾的台东卑南族的陈清山和吴阿吉，其中的吴阿吉至今认为国民党军队就是解放军。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时表示，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她说：“我对于那千千万万个往生了的人，亡魂吧，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用文学为他们烧一炷香，在60周年的时候。如果‘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话……‘一将功成’的记录是重要的，可是万骨枯是很少人用情感处理的。有很多的史料在那里，可是那些史料不被大部分人看见。”
第二，她要通过这本书向与她母亲一样历尽艰辛的一代幸存者说一声谢谢。最后希望这段历史让没兴趣的年轻人了解歷史，避免历史重演。她说：“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如果觉得这些故事都是上一代的，和我没有关系的话，这很危险。当你没有认识到在国家的战争机器里你所站的位置，如果你从来不思索，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机器所走的方向，有一天不会把你带往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方向?……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将来变成被时代侮辱、践踏和伤害的人”。
龙应台说，她期望通过这本很小的书，让台湾的蓝营和绿营，本地人和外省人，能够了解彼此的伤痛。因为只有认识到“你所讨厌的人，他的伤在什么地方，你就不会拿起枪来伤他”。她还提到她特别希望大陆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因为对大陆人而言，真正的和平恐怕也只在于当你看到台湾人的伤在什么地方，你才会知道和平有多么重要。”
龙应台在全书最后写：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阅读这本书会让人感慨今天和平的生活秩序有多脆弱，在战争面前，一切往日的 秩序都顷刻化为乌有，丛林法则是唯一的秩序，只有活下来的才是好样的。今天各个民族都试图维护这和平，因为大家都曾看到，在战争的绞肉机前人命如草芥，尊严已不存在。不过在时间的冲刷下，战争的痛似乎总会被忘记，这时就会有人冒出来借着所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搅动这安宁，试探和平与战争的临界点在哪，悲剧于是重演。这本书就让人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去冷静观察战争，警惕战争，学习如何把历史的视角从王侯将相转移到黎民苍生。
像《野火集》一样，《大江大海》在台湾的出版又刮起了一阵集体的理性思考：
“我高中第一次看到龙应台的书《野火集》那对我当时还是青涩稚嫩的思考有了许多影响，一个柔中带刚的女人，笔下可以虎虎生风，可以条理分明的直白，也可以极其温柔细腻，就像一阵风，轻轻地吹过，抚过你的脸颊。我是本省人，但其实我觉得分本省外省很无聊，不晓得，因为我常被误认，有些人这样问是好奇，不带任何恶意，有些人听到我流利的台语时，眼中的神情是松了一口气，台湾已经很小了，分东分西的，这么细致的划分族群，除了分裂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外省第三代的我，这些小故事似乎就是我从小听到大，但是永远不当成一回事的生命历程。在阅读这本书的片刻，內心相当的沉重，对于爷爷奶奶，甚至是在大陆出生的爸爸都感到难受。那些不安定的感觉应该是一直充斥在他们的血液里吧，不然为什么对大陆总是有种莫名的依恋。从过去到现在，人类没有学着记取教训，希望未来某一天，当有人写到2009这一年时，是大家都顺利度过，没有烦恼和悲伤”。
让年轻人走出可乐杯
不过读者对此书也不尽是褒扬，香港文人林沛理就认为龙应台词锋犀利，可这同时也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作品：《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对于书中用戏剧性的手法引出一些名人的方式，林沛理认为这是在“报大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容的诗“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污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二十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实际上龙应台并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用文学的方式去写历史——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菲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的确也有读者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无可厚非，如果历史作品都用严肃的论文方式来写会令读者“倒尽胃口”，如此也就难以让读者去理解那个大时代，所以不失一种有益的策略。
相对于林沛理的善意批评，两岸读者的谩骂也不少：有台湾绿营指责龙“外省人”看不惯“本省人”，要她“扬弃中国迷思”。也有大陆网友说她是“在所谓人道理想与人文关怀旗号下的似是而非和不求甚解”。这恰好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龙应台所倡导的理性思考、公民社会之路任重而道远。
2009年大陆读者还可以读到的龙应台作品是刚出版不久的简体版《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目，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结尾这几句，写得轻描淡写、又刻骨铭心。龙应台说，这样的文章，再早几年也写不出来。这是她步入中年，体验了生死离别，才能够拥有的体悟。
父亲的去世，是最让龙应台耿耿于怀的经历。许多读者对于她，在父亲去世后一个人疯狂逛街，思索到底“在”和“不在”的差别是什么，都禁不住动容。而龙应台电不讳言，作为一个“难民”的孩子、外省人的第二代，对于生死的了解少之又少，而生死离别不发生在至亲至爱身上，不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迫使一个人面对它。
写完这本书，对龙应台而言，像在身上多了一道烙印。在心情上，这本书的问世，让她可以合上在心里敞开着淌血的那一本生命的日记。但是对许多读者而言，从《目送》开始，才要往身上烙印，也才要打开深藏在心里的亲情之书，在一页页的空白填上血泪。
也许是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了青年的缘故，龙应台眼下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青年人身上，“两颗子弹的事情(指陈水扃枪击案)发生之后，我们这些朋友们觉得，恐怕应该放弃任何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还是要回到原点，让咱们直接在民间社会里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做一点基本的事情。”
2005年7月，她捐出自己的名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呼唤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和人文关怀，让年轻人自行吸收、判断各种价值观：“成立基金会只是第一步，当我们面对很烂的执政党、在野党及媒体，我们必须找出路。我们现在要先推动‘文化蒲公英’运动，当我们希望募集一千万元，找到一个企业家捐出一千万，与找一千个人各捐一万元，这种‘公民运动’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曾经接到中小企业员工的电话，表示他与同事都想当文化蒲公英，但—万元对他们的负担太沉重，希望每个人捐一千元，这种对台湾的爱与承担特别让人感动。
我们想透过论坛与演讲，打破前述可乐罐的困境，把当前年轻人缺乏的国际观带进来，经由全球与普世的价值观，来检验当前台湾茶壶里的风暴，大家不必相信龙应台，让年轻人自行来判断，希望能让他们走出泥淖、走出可乐杯”。
面对大陆的青年崇拜者，龙应台的最大期待是：“挑战自己，你们心中原来有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挑战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中国人、下一代中国人最有志气的表现!”
“公民文化权”的倡导者
龙应台和台北的渊源，最毋庸置疑的就是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任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回望那4年，龙应台最珍惜的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它包含城市规划、古迹保存、公共意识、城市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钱来自税收，来自人民，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文化权”，龙应台在任时推行“庶民文化权”、“公民文化权”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所谓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装饰着水晶灯的大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摆路边摊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权，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权。城市的居民有权利追问官员：我有文化权，我和那些穿着华服去听歌剧的人的文化权的差距在哪儿?”
“决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养，他在修路时会为一棵400年的老树转个弯，会保护对历史积淀有贡献的人的老房子，会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进古代的建筑元素。”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时，会组织专家就民间文化团体申请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为政府，会设法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直接给‘鱼’，但好多民间申请者只要钱，想直接得到‘鱼’。”糟糕的是，民选的政府官员为了拉拢选票，很可能迫于选民压力而把政府资助划拨给投自己票的选民和团体。
当她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大陆人，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当她试图将二·二八纪念馆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寻找经营者时，她必须忍受被指为“文化杀手”，“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时不进，一张匿名传真信会交到她手上：“大陆人，滚回去!”
当台湾银行以“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理由要拆掉一座日本人建的大楼时，她又连夜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终于将它保护下来。
执掌这样一个财政预算缩减都会被首先开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部门，她给人们留下的是可以代代继承下去的文化遗产：游客来到台北，可以这么走：从北端的故宫往南，经过张大千故居、钱穆、林语堂故居、走过有史前遗迹和清朝古墓群的芝山岩，到规划中的士林音乐厅，在蒋宋故居和官邸花园休息一下，再折向台北故事馆、美术馆，流连一下台北之家，逛到后面蔡瑞月舞蹈社的日式建筑和当代艺术馆，看一看左边的国际艺术村，拐几个弯到一下二·二八纪念馆，再往南到紫藤庐喝杯茶，最后在宝藏岩的青青草坡上坐下来看夕阳下山。走完这条贯穿南北的轴线，他已经窥看了整个台北文化史：有占典的中国，有草莽的台湾，有殖民的日本，有骄傲的美国。有历史的伤痛，有重生的欢悦；有菁英的石破天惊，有庶民的胼手胝足。
龙应台认为与华人圈的重要都市相比，台北是最可爱、最有文化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台北市两三百万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的比例高达47％，香港只有13％，美国也只有35％，当然，不见得学历就能反映一切，但可以窥见台北的整体居民水平，也因此被香港、新加坡的朋友视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充电器。只不过当前被政治绑架，有时让人觉得乌烟瘴气，也让人常常遗忘了我们自己的优势”。
对于台湾的媒体，她却严厉地批评“台湾的媒体，是华人世界最坏的；香港即使小报化很严重，但他们的电视新闻却比台湾正当得多。最吊诡的是，政治解严之后、报禁开放之后，媒体竟然被一堆垃圾所充斥”。
“媒体本身也变成加了糖的可乐，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烂的时候，第三势力如何兴起?当第四权变得滥权、个人人权被企业力量所压迫之际，我们应该怎么反抗?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怎能什么都不管?当前的压迫的力量甚至比以前还严重”。
爱之深，责之切，龙应台的批评源自心底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台湾是在华文世界里，文化最‘厚’的地方，是‘传统的人文素养’与‘现代的公民意识’结合最完美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在现代世界里走得最远的地方，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珍惜它”。
书写伤痛，警示和平
龙应台的眼光显然不局限在台北和台湾，她既走过台湾的马祖、台东、屏东，也到过大陆的长春、南京和沈阳，耗时400天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她拜访了许多国共内战的幸存者，包括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又成为解放军，之后成为朝鲜战争战俘，又以“义士”的名义回到台湾的台东卑南族的陈清山和吴阿吉，其中的吴阿吉至今认为国民党军队就是解放军。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时表示，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她说：“我对于那千千万万个往生了的人，亡魂吧，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用文学为他们烧一炷香，在60周年的时候。如果‘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话……‘一将功成’的记录是重要的，可是万骨枯是很少人用情感处理的。有很多的史料在那里，可是那些史料不被大部分人看见。”
第二，她要通过这本书向与她母亲一样历尽艰辛的一代幸存者说一声谢谢。最后希望这段历史让没兴趣的年轻人了解歷史，避免历史重演。她说：“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如果觉得这些故事都是上一代的，和我没有关系的话，这很危险。当你没有认识到在国家的战争机器里你所站的位置，如果你从来不思索，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机器所走的方向，有一天不会把你带往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方向?……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将来变成被时代侮辱、践踏和伤害的人”。
龙应台说，她期望通过这本很小的书，让台湾的蓝营和绿营，本地人和外省人，能够了解彼此的伤痛。因为只有认识到“你所讨厌的人，他的伤在什么地方，你就不会拿起枪来伤他”。她还提到她特别希望大陆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因为对大陆人而言，真正的和平恐怕也只在于当你看到台湾人的伤在什么地方，你才会知道和平有多么重要。”
龙应台在全书最后写：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阅读这本书会让人感慨今天和平的生活秩序有多脆弱，在战争面前，一切往日的 秩序都顷刻化为乌有，丛林法则是唯一的秩序，只有活下来的才是好样的。今天各个民族都试图维护这和平，因为大家都曾看到，在战争的绞肉机前人命如草芥，尊严已不存在。不过在时间的冲刷下，战争的痛似乎总会被忘记，这时就会有人冒出来借着所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搅动这安宁，试探和平与战争的临界点在哪，悲剧于是重演。这本书就让人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去冷静观察战争，警惕战争，学习如何把历史的视角从王侯将相转移到黎民苍生。
像《野火集》一样，《大江大海》在台湾的出版又刮起了一阵集体的理性思考：
“我高中第一次看到龙应台的书《野火集》那对我当时还是青涩稚嫩的思考有了许多影响，一个柔中带刚的女人，笔下可以虎虎生风，可以条理分明的直白，也可以极其温柔细腻，就像一阵风，轻轻地吹过，抚过你的脸颊。我是本省人，但其实我觉得分本省外省很无聊，不晓得，因为我常被误认，有些人这样问是好奇，不带任何恶意，有些人听到我流利的台语时，眼中的神情是松了一口气，台湾已经很小了，分东分西的，这么细致的划分族群，除了分裂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外省第三代的我，这些小故事似乎就是我从小听到大，但是永远不当成一回事的生命历程。在阅读这本书的片刻，內心相当的沉重，对于爷爷奶奶，甚至是在大陆出生的爸爸都感到难受。那些不安定的感觉应该是一直充斥在他们的血液里吧，不然为什么对大陆总是有种莫名的依恋。从过去到现在，人类没有学着记取教训，希望未来某一天，当有人写到2009这一年时，是大家都顺利度过，没有烦恼和悲伤”。
让年轻人走出可乐杯
不过读者对此书也不尽是褒扬，香港文人林沛理就认为龙应台词锋犀利，可这同时也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作品：《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对于书中用戏剧性的手法引出一些名人的方式，林沛理认为这是在“报大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容的诗“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污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二十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实际上龙应台并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用文学的方式去写历史——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菲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的确也有读者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无可厚非，如果历史作品都用严肃的论文方式来写会令读者“倒尽胃口”，如此也就难以让读者去理解那个大时代，所以不失一种有益的策略。
相对于林沛理的善意批评，两岸读者的谩骂也不少：有台湾绿营指责龙“外省人”看不惯“本省人”，要她“扬弃中国迷思”。也有大陆网友说她是“在所谓人道理想与人文关怀旗号下的似是而非和不求甚解”。这恰好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龙应台所倡导的理性思考、公民社会之路任重而道远。
2009年大陆读者还可以读到的龙应台作品是刚出版不久的简体版《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目，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结尾这几句，写得轻描淡写、又刻骨铭心。龙应台说，这样的文章，再早几年也写不出来。这是她步入中年，体验了生死离别，才能够拥有的体悟。
父亲的去世，是最让龙应台耿耿于怀的经历。许多读者对于她，在父亲去世后一个人疯狂逛街，思索到底“在”和“不在”的差别是什么，都禁不住动容。而龙应台电不讳言，作为一个“难民”的孩子、外省人的第二代，对于生死的了解少之又少，而生死离别不发生在至亲至爱身上，不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迫使一个人面对它。
写完这本书，对龙应台而言，像在身上多了一道烙印。在心情上，这本书的问世，让她可以合上在心里敞开着淌血的那一本生命的日记。但是对许多读者而言，从《目送》开始，才要往身上烙印，也才要打开深藏在心里的亲情之书，在一页页的空白填上血泪。
也许是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了青年的缘故，龙应台眼下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青年人身上，“两颗子弹的事情(指陈水扃枪击案)发生之后，我们这些朋友们觉得，恐怕应该放弃任何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还是要回到原点，让咱们直接在民间社会里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做一点基本的事情。”
2005年7月，她捐出自己的名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呼唤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和人文关怀，让年轻人自行吸收、判断各种价值观：“成立基金会只是第一步，当我们面对很烂的执政党、在野党及媒体，我们必须找出路。我们现在要先推动‘文化蒲公英’运动，当我们希望募集一千万元，找到一个企业家捐出一千万，与找一千个人各捐一万元，这种‘公民运动’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曾经接到中小企业员工的电话，表示他与同事都想当文化蒲公英，但—万元对他们的负担太沉重，希望每个人捐一千元，这种对台湾的爱与承担特别让人感动。
我们想透过论坛与演讲，打破前述可乐罐的困境，把当前年轻人缺乏的国际观带进来，经由全球与普世的价值观，来检验当前台湾茶壶里的风暴，大家不必相信龙应台，让年轻人自行来判断，希望能让他们走出泥淖、走出可乐杯”。
面对大陆的青年崇拜者，龙应台的最大期待是：“挑战自己，你们心中原来有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挑战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中国人、下一代中国人最有志气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