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很特别的词叫“家长”，泛指家庭中的长辈，通常指的是父母亲，但汉语里“家长”一词还蕴涵着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意义，这种含义在英文里也有一个词差不多可以与之相对应，就是“patriarch”，但它并不是父母或监护人，而是早期基督教的主教，被借用为族长、家长。
　　中国家长和西方父母都负有养育和监护子女的责任，但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方式上的区别，显示出了“家长”和“父母”的差别。看起来好像是一些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是做“家长”，还是做“父母”，它是东西方人和社会的不同发展取向的一个起点。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家长对子女负有抚养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古代就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子女发生点问题，父母亲往往是承受沉重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自责。子女出人头地，当然是父母的荣耀。虽然现在父母教育子女已经成为法律责任，但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还是从道德上去理解。比如说，我们不一定在乎法律会不会对我们让子女辍学进行惩戒，但一定会因为感受到舆论批评的压力而自责。所以，中国的绝大多数家长都非常自觉地承担着教育责任，为了子女教育，家长们宁愿付出任何牺牲。
　　这种道德压力虽然促使家长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道德人格，有其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副作用，这就是家长们总是用道德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用道德迫使孩子把时间用在读书学习上，强烈地诱发贪玩的孩子的内疚感，不惜把孩子逼成学习机器，似乎那才最合乎人伦道德。虽然孩子接受教育也常常是他们的乐趣，但他们更多是在被迫的状态下读书，家长越有责任感，孩子越被压抑，家长望子成龙的道德责任使许多孩子的读书生活成了一个受压抑甚至是痛苦的经历。
　　在欧美国家，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律责任，而且法律规定了教育的快乐原则。所以，西方少年儿童受教育虽然是强制性的，但却是个性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的过程。尽管西方的教育方式也有它的问题，但少年儿童受教育的过程确实始终是快乐的。
　　中国“家长”常常更希望子女取得较高社会地位，即“望子成龙”，西方父母则是“望子成人”。
　　望子成龙的“龙”就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古代就是要当官，因为有科举制度给了老百姓当官的机会，所以所有家长都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受教育。今天虽然没有了科举制度，但“龙”却依然存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是有等级的社会：没文化当农民被人看不起，当工人也不那么受尊重，要想在社会上有地位，要成名成家，而这些都需要有较高学历，最好是上名牌高校。我们的家长当然会始终爱着自己没有“出人头地”的孩子，但在内心里却总要有几分自卑，所以我们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说法。
　　在美国社会是没有“龙”的，虽然也有社会高低的区别，但相对来说，“人”还是更受重视的。一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到亚洲或非洲去旅行，然后到中国西部山区做义务乡村教师，他的父母会为儿子在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而高兴，中国的家长则会替他的父母痛心：这孩子到处乱跑，不干正事，不想要自己的前程，浪费生命，做父母的该多么伤心！正是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痛苦和快乐。实际上，处于“上流社会”的毕竟只能是少数人，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有非常快乐的人生，让孩子成为快乐的普通人，应该是做父母的更切实也更积极的目标。
　　中国的“家长”地位往往意味着他们具有高子女一等的资格和尊严。就是说，家长说的话子女必须服从，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不服从，就是冒犯了家长的尊严，就应该受到谴责。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父母或监护人则与我们的“家长”不同，他们在观念上很少有逼着子女绝对服从的，在人格上也是比较讲究平等的。父母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但他们没有中国人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子女也有接受父母教育的义务，但不必顺从到过分的程度。西方孩子的创造力、表达力和独立的思维永远是被鼓励的。父母和老师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重点是看其个性是否鲜明和锋芒毕露，孩子回答问题无论多么离奇古怪，都会得到一句“很好”的赞许。他们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力在大人的赞许声中逐步形成了，并成为适合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