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财政部官网连发四期通报，通报安徽、宁波、云南、广西等地违法违规举债问责情况，问题类型包括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举债、财政局与城投签订回购协议以建设-移交（BT）方式举债、地方人大政府违法担保承诺通过信托方式举债、将公益性资产注入融资平台通过融资租赁举债等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报中，地方人大领导也首次被问责，开创先例。地方人大是当地最高权力机关，之前其违法违规出具有关决议似乎无法处理。从地方人大领导首次被问责，到地方政府领导无一脱责，财政部整饬地方政府举债秩序的决心可见一斑，在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上自觉担当责任、主动有所作为，不让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简单问题发展为复杂问题、局部问题升级为全局性问题。
　　众所周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放在首位，而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则是打赢这一仗的重要内容。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两项合计，我国政府债务余额29.95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GDP初步核算数82.71万亿元计算，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2%，比上年（36.7%）下降0.5个百分点，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地方政府債务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线。可以看出，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对比，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此外，我国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今后仍将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也有助于更好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虽然法定限额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我国一些地方在法定限额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难以估计，因而风险较大。从去年至今，封堵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的文件接连下发。这一系列规定基本都是紧紧围绕一个大目标：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方存有侥幸心理。究其原因，也暴露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走高负债投资保增长的老路，过度举债谋“政绩”，无序举债搞建设；一些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建设项目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超越历史阶段，只考虑借钱花钱，不考虑还钱，债务不断累积；一些地方和部门审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把关不严，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还款能力，还有些项目单位未按要求落实建设资金来源；一些金融机构行为失范，存在财政兜底幻觉，放松风险管控要求，违规提供融资；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问责不严格不到位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真正解决，继续放任地方政府走无序举债搞建设保增长的老路，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影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种种举措表明，严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前中央部署的“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既要开好“前门”，稳步推进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强化政府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又要严堵“后门”，守住国家法律“红线”，坚守财政可持续发展底线，硬化预算约束，坚决制止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行为。
　　无论是开好“前门”，还是严堵“后门”，关键是要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对顶风违纪的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当然，从长期来看，要深化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改革，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公开，推进政府债务立法，强化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