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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是繁荣与大衰退的相互交替。而且，大衰退的时期要长于繁荣时期。”
“历史经济波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或者是说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2015年7月4日，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从三个时期分析中国经济波动史，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中国现代经济的波动，以及建国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最后得出了以上结论。
“经济波动的历史主要是秦汉开始的。”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陈乐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如果用曲线表示的话，波峰到波谷之间的幅度非常巨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轨迹
大繁荣与大衰退交替出现
“从秦汉到近代的2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波动，其中有几次波动特别巨大，对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式的灾难。这样巨大的经济波动，据史料记载达到六七次，每一次都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二三百年之久。”
从秦朝、汉朝到三国时期，先后发生了三次不同的波动。包括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经济波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经济波动。当然，这中间也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和鼎盛时期。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但是，短暂的统治中不停地用兵，疯狂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大规模的工程，大大加重了人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最终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灭亡以后诸侯并起，特别是刘邦项羽之战蔓延全国。
汉王朝建立在大混乱的废墟上，到后来开始有所好转。“中国经济全面恢复，出现文景之治，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发展的曲线从下降走到回升，但是回升的速度相当缓慢。直到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汉代鼎盛时期。”
这种经济繁荣的局面基本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代巨大的经济波动爆发在王莽篡权以后，这次经济波动幅度比第一次大得多，王莽时期爆发的赤眉起义，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了清末农民起义的规模，破坏力自然更强烈。
“到了东汉时期，社会经济出现回升的趋势。明帝末年，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是经济回升的曲线，并没有达到西汉前期曾经达到的高度。”接下来维持了景象，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爆发在东汉末年，直到西晋初年。标志是黄巾军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远远超过了西汉末年的起义，更超过了陈胜吴广起义。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引起的更大的混乱。这使社会生产力彻底地破坏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长时期的大衰退、大劫难。中国历史上这次空前的大劫难开始了，从晋朝开始到隋朝前后历时280余年。将近三个世纪的灾难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这次大衰退的规模之大、历史之久、破坏之强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经济波动。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也出现了大的繁荣与动荡。唐朝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来爆发了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导致大的动荡。
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大繁荣与动荡。到元朝出现了大崩溃，元朝以后国家又出现了大分裂。
“从以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是繁荣与大衰退的相互交替。而且，大衰退的时期要长于繁荣时期。”
近代经济波动始自鸦片战争
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陈乐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出现，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周期。
“我们不能用近代的危机学术或者是近代周期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繁荣与大衰退的近代的重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
他强调，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分析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困难和不准确性。不像现在，经济统计中不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数字，以及各部门的行业产值和产量等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陈乐一指出，近代经济动荡可供研究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价格指标，一个是规模贸易指标。这两个指标都有综合的限制，尤其是价格指标，这个价格指数的波动形态和总量波动形态十分接近，直接用这价格指标来测定近代中国经济的波动形态，集中到现在的经济史中，结合价格指数资料、工业和农业产品物价指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并且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的特征。
“物价周期性波动中逐步上涨，同时存在波长为三到五年的周期波动，也存在着波长为十到十二年的周期波动，波动很不规则。”
如果用三年移动的总体估计，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明显存在希望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周期波动，也有可能三年的平均化对中国的工业批发物价指数和合乎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进行处理。经过处理以后的各种价格指数波动形态比较清晰。“他们的波动形态大体一致，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的波动是很明显的。”
当时近代第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批发物价总指数的波谷在1884年，波峰在1905年。第二次经济波动的波谷批发物价总指数在1891年，波峰在1931年。大体对外贸易指标，在平均值和经验的判断，周期的峰谷可以基本确定在1887年、1914和1934年，波峰确定为1905和1931年。
由此，陈乐一得出一个结论，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呈现基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例如南开大学王玉团队的研究，他们用三年移动平均法对1867-1936年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中国近代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的波动曲线图。结论是进口物价的周期性波动的曲线与批发物价总体性物价的波动性曲线比较相似，出口的周期性波动物价曲线差距就很大。” 这说明物价的波动更多是受到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表明了近代物价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特征。
“近代的第二个经济波动特征是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867-1936年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同中国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来，同期中国批发物价的波动幅度明显低于以上资本主义国家。
“到了1937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登峰造极的无限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上涨50%，当时算是相当缓和，此后不断上涨，到1937年上涨到15倍，成了完全无法控制的一个上涨速度。以上海物价指数作为中国同期的登峰造极的通货膨胀的证明。这个时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不存在周期性波动了。”
有资料表明，1922年到1929年期间，中国的物价波动形态，与除法国意外的主要资本国家，波动幅度一般都不大。1930年到1931年，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逐年下降10%以上。1932年以后开始回升。而中国特别是上海却正好相反，1930-1931年物价上涨，1932年才开始下降。1936年国家基本处于战争时期。
“1948年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这和中国的物价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速度，比其他的资本国家大得无法比拟，物价上涨的速度太快了。直到1949年建国前期，物价波动完全失去了控制。”
建国以后的经济波动13次
投资规模导致经济的张与缩
我国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波动总共有13次。
“通过对历史经济波动的规模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了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投资扩张和压缩导致经济的繁荣和萧条，这与既有的经济体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紧密相关。”
1953年，出现经济上的冒进，直到1954、1955年出现衰退。1952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工农业生产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上“一五”计划的目标，大家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53年，总体经济情况很好，出现了三年恢复时期的持续繁荣，GDP达到15.6%，形成了经济上的波峰。但是，到了1953年“一五”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很多地区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出现了经济上的大冒进，导致1954年全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衰退，1954、1955年GDP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53年的速度。
1955年，中国农业大丰收，是建国以来农业总产值最高的一年。但是，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国大冒进的情绪下出现了“三管齐下”的偏差，农贷的增长太高了，造成了赤字。
1956年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的倾向，1956年GDP达到了15%，形成了波峰，由于出现了冒进和失误，导致1957年不得不实现小的紧缩调整，出现了温和的衰退，GDP增长降到了5.1%。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出现了1958-1960年大衰退，接着出现了1960-1962年的经济大衰退。
第四个波动是1964年至1965年的繁荣，到1967-1968年大衰退；第五个周期是1970年的繁荣和1972年的衰退；第六个周期是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衰退；第七个是1975年的繁荣到1976年的萧条；第八个是1978年的繁荣到1981年的衰退；此后是1984-1985年的繁荣，到1986年衰退；1987-1988年繁荣，到1989-1990年市场疲软；1992-1993年的繁荣和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第12次是2000-2009年的繁荣与衰退；第13次经济大波动是2010年以来的新一轮。
“由此得出结论，建国以来经济波动的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的需求。”陈乐一强调。
促成投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主要动力是中央政府做出了投资扩张的决策。投资加速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供求关系的紧张，各种瓶颈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压缩投资的强制性决策。所以在投资扩张和压缩的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扩张性和收缩性的决策决定了变动的方向。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强烈投资的冲动和需求，是一种体制性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央政府作为管理者身份，投资扩张和加速的决策是一种政策性的因素。所以这个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的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的政府的政策决定。”
“历史经济波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或者是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
“历史经济波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或者是说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2015年7月4日，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从三个时期分析中国经济波动史，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中国现代经济的波动，以及建国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最后得出了以上结论。
“经济波动的历史主要是秦汉开始的。”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陈乐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如果用曲线表示的话，波峰到波谷之间的幅度非常巨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轨迹
大繁荣与大衰退交替出现
“从秦汉到近代的2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波动，其中有几次波动特别巨大，对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式的灾难。这样巨大的经济波动，据史料记载达到六七次，每一次都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二三百年之久。”
从秦朝、汉朝到三国时期，先后发生了三次不同的波动。包括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经济波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经济波动。当然，这中间也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和鼎盛时期。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但是，短暂的统治中不停地用兵，疯狂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大规模的工程，大大加重了人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最终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灭亡以后诸侯并起，特别是刘邦项羽之战蔓延全国。
汉王朝建立在大混乱的废墟上，到后来开始有所好转。“中国经济全面恢复，出现文景之治，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发展的曲线从下降走到回升，但是回升的速度相当缓慢。直到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汉代鼎盛时期。”
这种经济繁荣的局面基本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代巨大的经济波动爆发在王莽篡权以后，这次经济波动幅度比第一次大得多，王莽时期爆发的赤眉起义，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了清末农民起义的规模，破坏力自然更强烈。
“到了东汉时期，社会经济出现回升的趋势。明帝末年，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是经济回升的曲线，并没有达到西汉前期曾经达到的高度。”接下来维持了景象，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爆发在东汉末年，直到西晋初年。标志是黄巾军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远远超过了西汉末年的起义，更超过了陈胜吴广起义。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引起的更大的混乱。这使社会生产力彻底地破坏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长时期的大衰退、大劫难。中国历史上这次空前的大劫难开始了，从晋朝开始到隋朝前后历时280余年。将近三个世纪的灾难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这次大衰退的规模之大、历史之久、破坏之强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经济波动。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也出现了大的繁荣与动荡。唐朝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来爆发了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导致大的动荡。
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大繁荣与动荡。到元朝出现了大崩溃，元朝以后国家又出现了大分裂。
“从以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是繁荣与大衰退的相互交替。而且，大衰退的时期要长于繁荣时期。”
近代经济波动始自鸦片战争
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陈乐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出现，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周期。
“我们不能用近代的危机学术或者是近代周期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繁荣与大衰退的近代的重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
他强调，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分析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困难和不准确性。不像现在，经济统计中不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数字，以及各部门的行业产值和产量等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陈乐一指出，近代经济动荡可供研究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价格指标，一个是规模贸易指标。这两个指标都有综合的限制，尤其是价格指标，这个价格指数的波动形态和总量波动形态十分接近，直接用这价格指标来测定近代中国经济的波动形态，集中到现在的经济史中，结合价格指数资料、工业和农业产品物价指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并且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的特征。
“物价周期性波动中逐步上涨，同时存在波长为三到五年的周期波动，也存在着波长为十到十二年的周期波动，波动很不规则。”
如果用三年移动的总体估计，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明显存在希望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周期波动，也有可能三年的平均化对中国的工业批发物价指数和合乎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进行处理。经过处理以后的各种价格指数波动形态比较清晰。“他们的波动形态大体一致，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的波动是很明显的。”
当时近代第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批发物价总指数的波谷在1884年，波峰在1905年。第二次经济波动的波谷批发物价总指数在1891年，波峰在1931年。大体对外贸易指标，在平均值和经验的判断，周期的峰谷可以基本确定在1887年、1914和1934年，波峰确定为1905和1931年。
由此，陈乐一得出一个结论，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呈现基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例如南开大学王玉团队的研究，他们用三年移动平均法对1867-1936年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中国近代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的波动曲线图。结论是进口物价的周期性波动的曲线与批发物价总体性物价的波动性曲线比较相似，出口的周期性波动物价曲线差距就很大。” 这说明物价的波动更多是受到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表明了近代物价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特征。
“近代的第二个经济波动特征是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867-1936年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同中国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来，同期中国批发物价的波动幅度明显低于以上资本主义国家。
“到了1937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登峰造极的无限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上涨50%，当时算是相当缓和，此后不断上涨，到1937年上涨到15倍，成了完全无法控制的一个上涨速度。以上海物价指数作为中国同期的登峰造极的通货膨胀的证明。这个时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不存在周期性波动了。”
有资料表明，1922年到1929年期间，中国的物价波动形态，与除法国意外的主要资本国家，波动幅度一般都不大。1930年到1931年，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逐年下降10%以上。1932年以后开始回升。而中国特别是上海却正好相反，1930-1931年物价上涨，1932年才开始下降。1936年国家基本处于战争时期。
“1948年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这和中国的物价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速度，比其他的资本国家大得无法比拟，物价上涨的速度太快了。直到1949年建国前期，物价波动完全失去了控制。”
建国以后的经济波动13次
投资规模导致经济的张与缩
我国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波动总共有13次。
“通过对历史经济波动的规模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了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投资扩张和压缩导致经济的繁荣和萧条，这与既有的经济体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紧密相关。”
1953年，出现经济上的冒进，直到1954、1955年出现衰退。1952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工农业生产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上“一五”计划的目标，大家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53年，总体经济情况很好，出现了三年恢复时期的持续繁荣，GDP达到15.6%，形成了经济上的波峰。但是，到了1953年“一五”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很多地区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出现了经济上的大冒进，导致1954年全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衰退，1954、1955年GDP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53年的速度。
1955年，中国农业大丰收，是建国以来农业总产值最高的一年。但是，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国大冒进的情绪下出现了“三管齐下”的偏差，农贷的增长太高了，造成了赤字。
1956年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的倾向，1956年GDP达到了15%，形成了波峰，由于出现了冒进和失误，导致1957年不得不实现小的紧缩调整，出现了温和的衰退，GDP增长降到了5.1%。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出现了1958-1960年大衰退，接着出现了1960-1962年的经济大衰退。
第四个波动是1964年至1965年的繁荣，到1967-1968年大衰退；第五个周期是1970年的繁荣和1972年的衰退；第六个周期是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衰退；第七个是1975年的繁荣到1976年的萧条；第八个是1978年的繁荣到1981年的衰退；此后是1984-1985年的繁荣，到1986年衰退；1987-1988年繁荣，到1989-1990年市场疲软；1992-1993年的繁荣和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第12次是2000-2009年的繁荣与衰退；第13次经济大波动是2010年以来的新一轮。
“由此得出结论，建国以来经济波动的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的需求。”陈乐一强调。
促成投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主要动力是中央政府做出了投资扩张的决策。投资加速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供求关系的紧张，各种瓶颈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压缩投资的强制性决策。所以在投资扩张和压缩的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扩张性和收缩性的决策决定了变动的方向。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强烈投资的冲动和需求，是一种体制性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央政府作为管理者身份，投资扩张和加速的决策是一种政策性的因素。所以这个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的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的政府的政策决定。”
“历史经济波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或者是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