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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2、3月，都是荷兰流感的高发时段。荷兰NOS电视台早在今年2月12日宣布，荷兰正式暴发了流行性感冒。基于往年的数据，流感可能会持续数周，而荷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是于2月27日发现，这个日子跟普通流感暴发的时间太接近了，所以早期感冒咳嗽发烧等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流感。
每年这个时候，总能在幼儿园看见一群拖着鼻涕的小朋友，荷兰父母对此并不忧虑，病一下还能增强抵抗力。这也跟荷兰的医疗体系有关，大病小病，先过家医这关。针对感冒发烧这样的常见病，家庭医生的医嘱通常就是回家休息、多喝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抗生素的。
与此同时，3月也是荷兰这个花卉之国的花卉过敏高发时期。流感加上过敏，感冒咳嗽流鼻涕在每年的这个时期都是常见问题。而本来只在报纸电视上看见的新冠病毒，突然就在2月底开始陆续登陆欧洲国家。
当荷兰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时，就像新闻报道中说的一样—这只鞋终于掉下来了。荷兰媒体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冲到了这个不足3万人的南部小镇Loon op Zand，想要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头条人物。然而，这位刚刚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患者被确诊后，医院给出的指示是令其回去居家隔离。
“佛系”抗疫？
早期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认为，新冠肺炎和平时的流感类似，所以官方诊断时将会以症状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症状，不会将其列为怀疑对象。全球范围内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曾一度控制在2%，相较于SARS和MERS算是比较温和的病毒。而每年荷兰因为流感并发症引起的死亡人数就达上千，所以官方认为大众不必恐慌，无明显症状的患者可以在家隔离，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机构（GGD）也会持续追踪跟患者近距离接触过的人。
荷兰政府此时给出的建议是：勤洗手、尽量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不要再进行贴面礼、咳嗽或打喷嚏请用手肘遮挡，以及不需要戴口罩。最后一点可能会让国人大吃一惊，这种时候还不戴口罩？话虽这么说，各大网站上的口罩价格已经悄悄攀升了，15欧（约合人民币115元）一盒50片的口罩，已经涨到了49欧（约合人民币375元）。当然，口罩涨价的曲线完全符合供求规律，因为早在国内口罩供不应求的时候，海外华人就开始想办法寻求各种途径给国内的亲友支援口罩了。
但是在欧洲大面积佩戴口罩确实有难度。原因之一是荷兰在2018年通过了“禁蒙面法”，普通人必须在公共场所露出面部，不得遮挡脸部的主要部分。另外，荷兰人对于口罩的认知也与国内不同，他们认为戴口罩是为了防止自己的病毒传染给别人，而不是防止别人的病毒侵袭到自己。相信这也是一些地区有歧视和误解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
但看多了国内报道的华人群体还是紧张起来了，我身边一些亚裔朋友们也开始提早做打算，例如囤米囤面。不久之后，本地亚洲超市的网上购物平台就关闭了，原因不言而喻—已经送不过来了。
居家隔离的弊端已经出现，首例患者的妻子和女儿不幸（必然）也被确诊，而官方的态度依然是没有症状暂时不需要住院隔离。北部格罗宁根900名学生组成的赴意大利滑雪团，没有取消本来的计划，准时踏上了意大利的滑雪之旅。
3月3日，荷兰累计确诊增至24人，政府决定不再公布感染者信息及所在地。首相出面呼吁，目前的形势下，请大家不要恐慌，照常生活学习，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尽量遏制疫情。所以，阿姆斯特丹的大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海牙的万人马拉松也没有取消。
“强势”抗疫？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3月12日。内阁召开发布会，荷兰的增长指数开始和意大利趋同，确诊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美国禁止欧洲国家（英国除外）的人员入境，暂停美欧之间的航班，为期30日。欧洲各国纷纷开始出台各种最新对策，荷兰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超过100人的活动，尽可能在家办公，学校暂时不会关闭。
荷兰在2018年通过了“禁蒙面法”，普通人必须在公共场所露出面部。
荷兰人开始有所紧张了。临近周末，本地超市出现了抢购潮，粮食、清洁用品和厕纸首当其冲，下班晚点的话，就只能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德国总理此时也公开表示了最坏的情况：德国境内预计会有60%～70%的人被感染。
3月15日，荷兰政府再次召开发布会，主要针对在校学生并要求：从3月16日到4月6日，所有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停课关闭，替代措施还在商讨中。
另外，政府要求所有咖啡厅、餐厅和酒吧以及娱乐场所从3月15日下午6时起，全部停止营业。5点半宣布，6点停业，只有半个小时的打烊时间，也是够仓促的。
客观来讲，对比其他欧洲国家，荷兰政府反应算是迅速。一方面，最初的步调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各项措施也都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但是，全国人口仅为1700万的荷兰，截至3月25日，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412例，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56人（当地发布的统计数据）。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些病例可能不是实际确诊数，因为目前医院仅收治重症病例，轻症患者不再给予检测。专家称，根据金字塔模型预估，荷兰的实际病例远不止于此。
小国抗疫之路，到底怎么走？
3月16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发表了电视演讲，全国超过700万人通过各大电视台收看了这次的演讲。首相在短短11分钟的讲话中，提出了三种抗疫的主要场景：
其一，建立免疫人群，以治为主，缓解医疗压力，保护免疫力较弱的群体;
其二，不控防病毒传播，尽快达到峰值，但医疗系统将可能全面崩溃;
其三，全面锁国，控防结合，但是短期可行，长期未知。
最终，首相宣布将采取第一种方式对抗此次疫情，希望全国可以共渡难关。接下来的3月17日，政府各部门也推出一系列援助计划，以防止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政府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就税收、补助、贷款等8个方面给予社会各界总值高达上百亿的援助。
有些国人可能会对荷兰的抗疫措施无法理解，明明有中国、意大利这些案例在前，为什么荷兰的抗疫之路如此波折呢？
当初900人赴意大利滑雪团，即使在政府给出“不建议前往”的意见后，依然能够成行。
首先，作为欧盟的一员，荷兰很难跳脱欧洲抗疫的整体大框架，这也是为什么最初的步调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欧盟虽是一个整体的联盟，但结盟的基础依然是经济。“佛系”抗疫的主要原因，还是要维持经济不停摆，这样一来与其他国家的关联就不能断。即使是法国、德国这样的欧盟第一梯队国家，也没底气在一开始就主张“强势”抗疫。然而，只要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人员与货物的流通，病毒的传播就无法完全遏制。
其次，政府的所有决策都必须得到内阁大多数的支持。得到支持意味着，必须有充足的科学指导依据或是有效的防治工作结果;政府在无法证明病毒大规模传染前，不能发布禁令、实施封城封国。擅自做主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无法承担禁令带来的经济损失，乃至更深的社会影响。
再来，还有文化上的差异。荷兰学者基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有一个很知名的跨文化理论—国家文化模型，其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和集体主义”指标，可以引申到这次疫情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对不确定的事物容易感到焦虑，并加以防止，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未雨绸缪。而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北欧的国家，在这一项上则相反。而“个人和集体主义”比较直观，集体主义分值较高的国家比较容易集中管理，而个人主义分值较高的国家则比较松散。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当初900人赴意大利滑雪团，即使在政府给出“不建议前往”的意见后，依然能够成行。
其实，荷兰抗疫举措的好坏或实施效果，目前来看都是未知数。专家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一定会有人取笑政府之前的一系列“佛系”做法。相比中国“防治结合”的抗疫之路，欧洲“以治为主”的战役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