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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一天上午，笔者随同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拜访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稿费的知情者汪东兴，对毛泽东稿费有1.3121亿人民币的说法，向他了解毛泽东的稿费究竟是多少。
据汪东兴回忆，谈及毛泽东的稿费，离不开毛泽东稿费的来源，即“毛著”的出版发行。
1949年在莫斯科，“毛著”被搞得谬误百出，毛泽东决心亲自修改
建国初期的一天，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想找个地方，安静一点的，把我的著作好好地改一改，先出第一本。”
1949年，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在莫斯科，他们发现当地出版的“毛著”谬误百出，字里行间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从那时起，毛泽东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和时间修订自己著作的想法。
汪东兴专程到石家庄看了几处房子，有楼房、平房，有日式招待所，最后选中了几间平房，铺有地板，每间约20平方米的样子。汪东兴派人运来锅炉和暖气材料，一个星期就安装完毕，开始供暖气了。
毛泽东在石家庄住了两个月，总共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修改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稿费准确的数额是124万元
“有关毛主席稿费的事，我听说了，一些报刊稿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泽东的稿费高达1亿3000多万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肯定没有这么多。我记得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一查。”汪东兴边说边看着吴连登。
吴连登告诉汪东兴，他已经就毛泽东稿费的具体情况与从1952年9月到1986年离休时一直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的郑长秋同志谈论过此事，当时负责出纳的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钟子山同志，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泽东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郑长秋认真进行了回忆：
毛泽东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是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准确无误的。
当时，毛泽东的稿费主要用于早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如毛泽东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给王季范的那一份，通常是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来取。远在湖南的亲戚偶尔来京看望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还有，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毛泽东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但是，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要由吴连登等向他老人家写报告，经他老人家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的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1972年，为了便于毛泽东日常开支，机要秘书张玉凤经汪东兴、张耀祠批准，从中办特会室取了3万元做为备用金，然而，这笔备用金一直没有用过。两年后，张玉风将这3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了特会室。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郑长秋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非常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郑长秋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点什么。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郑长秋就将剩下的钱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郑长秋只得将这部分钱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里。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看望同志们时说，要把毛泽东的稿费124万多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
到了1983年底，毛泽东的全部稿费为157多万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
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当时也经历了从毛泽东稿费里支出4个8000元的过程。他回忆说，这4个8000元的开支，是1972年李讷生了儿子效芝以后生活发生困难而引起的。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因为毛泽东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从来没有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一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情地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次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
吴连登接着说，当时自己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就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本人3000元，她连声感激，还说谢谢叔叔这样的安排。李讷拿到8000元后，毛泽东出于对其亲属的关怀，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文革”出版的“毛著”数以亿册计，但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十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数以亿册计，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长秋所在的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
毛泽东凡是要求党政军各级干部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去做。如三年自然灾害时，他第一个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他老人家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分管稿费的同志比他自己还清楚。但是，在国际上还是有稿费制度的。尽管如此，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翻译出版了很多毛泽东著作，经常给毛泽东汇稿费过来。毛泽东对于这些国家汇来的稿费，就让中央办公厅汇回去，每次汪东兴都得经办。
汪东兴说：不要说什么毛泽东有“亿元稿费”，就是100多万，他老人家就觉得太多太多了，还责怪过我。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我：“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说：“不是我搞多了，是您没有怎么开支，每年又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对于流传社会的一些不实说法，汪东兴澄清道：“毛泽东稿费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毛主席的稿费存放的地方，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毛泽东视稿费为党的钱，人民的钱，将稿费放到中办特会室只有他一人
汪东兴动情地讲，这笔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老人家在世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的东西，包括这个稿费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做事情来的。总有一天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汪东兴还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
一天，他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汪东兴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个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那您的孩子怎么办?”“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汪东兴回忆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也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毛岸青没有，李敏没有，李讷没有，毛远新也没有。”他只记得毛泽东跟他讲过：“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从汪东兴、郑长秋、吴连登三位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史实：一是毛泽东稿费的准确数额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内出版的“毛著”与全国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泽东对待稿费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
据汪东兴回忆，谈及毛泽东的稿费，离不开毛泽东稿费的来源，即“毛著”的出版发行。
1949年在莫斯科，“毛著”被搞得谬误百出，毛泽东决心亲自修改
建国初期的一天，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想找个地方，安静一点的，把我的著作好好地改一改，先出第一本。”
1949年，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在莫斯科，他们发现当地出版的“毛著”谬误百出，字里行间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从那时起，毛泽东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和时间修订自己著作的想法。
汪东兴专程到石家庄看了几处房子，有楼房、平房，有日式招待所，最后选中了几间平房，铺有地板，每间约20平方米的样子。汪东兴派人运来锅炉和暖气材料，一个星期就安装完毕，开始供暖气了。
毛泽东在石家庄住了两个月，总共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修改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稿费准确的数额是124万元
“有关毛主席稿费的事，我听说了，一些报刊稿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泽东的稿费高达1亿3000多万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肯定没有这么多。我记得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一查。”汪东兴边说边看着吴连登。
吴连登告诉汪东兴，他已经就毛泽东稿费的具体情况与从1952年9月到1986年离休时一直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的郑长秋同志谈论过此事，当时负责出纳的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钟子山同志，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泽东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郑长秋认真进行了回忆：
毛泽东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是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准确无误的。
当时，毛泽东的稿费主要用于早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如毛泽东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给王季范的那一份，通常是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来取。远在湖南的亲戚偶尔来京看望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还有，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毛泽东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但是，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要由吴连登等向他老人家写报告，经他老人家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的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1972年，为了便于毛泽东日常开支，机要秘书张玉凤经汪东兴、张耀祠批准，从中办特会室取了3万元做为备用金，然而，这笔备用金一直没有用过。两年后，张玉风将这3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了特会室。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郑长秋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非常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郑长秋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点什么。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郑长秋就将剩下的钱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郑长秋只得将这部分钱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里。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看望同志们时说，要把毛泽东的稿费124万多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
到了1983年底，毛泽东的全部稿费为157多万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
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当时也经历了从毛泽东稿费里支出4个8000元的过程。他回忆说，这4个8000元的开支，是1972年李讷生了儿子效芝以后生活发生困难而引起的。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因为毛泽东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从来没有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一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情地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次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
吴连登接着说，当时自己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就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本人3000元，她连声感激，还说谢谢叔叔这样的安排。李讷拿到8000元后，毛泽东出于对其亲属的关怀，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文革”出版的“毛著”数以亿册计，但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十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数以亿册计，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长秋所在的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
毛泽东凡是要求党政军各级干部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去做。如三年自然灾害时，他第一个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他老人家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分管稿费的同志比他自己还清楚。但是，在国际上还是有稿费制度的。尽管如此，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翻译出版了很多毛泽东著作，经常给毛泽东汇稿费过来。毛泽东对于这些国家汇来的稿费，就让中央办公厅汇回去，每次汪东兴都得经办。
汪东兴说：不要说什么毛泽东有“亿元稿费”，就是100多万，他老人家就觉得太多太多了，还责怪过我。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我：“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说：“不是我搞多了，是您没有怎么开支，每年又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对于流传社会的一些不实说法，汪东兴澄清道：“毛泽东稿费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毛主席的稿费存放的地方，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毛泽东视稿费为党的钱，人民的钱，将稿费放到中办特会室只有他一人
汪东兴动情地讲，这笔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老人家在世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的东西，包括这个稿费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做事情来的。总有一天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汪东兴还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
一天，他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汪东兴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个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那您的孩子怎么办?”“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汪东兴回忆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也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毛岸青没有，李敏没有，李讷没有，毛远新也没有。”他只记得毛泽东跟他讲过：“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从汪东兴、郑长秋、吴连登三位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史实：一是毛泽东稿费的准确数额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内出版的“毛著”与全国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泽东对待稿费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