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文字为剑，直指历史的伤痕。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从《李白与杜甫》到《曙光》，从《今夜星光灿烂》到《苦恋》，这些直面现实、追问人性的作品，一次次在文坛激荡起波澜。在诸多风波之后，岁月的沧桑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他饱含故事的皱纹之中。虽然岁月躬身，他却依然挺直尊严的脊梁，在雨打风吹下、在严寒酷暑中，成为一株屹立不倒的白桦树。
　　主持人：每次看到您，总会产生心疼的感觉，因为您熬过了诸多苦难，感觉这也是作家的一种宿命。
　　白 桦：作家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这样，得有担当、有负担、有抱负，必然比较沉重。他应该走在普通人的前面，想得更多一些，承担的痛苦更大一点。所以我越到晚年，越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宿命，是有失有得的，所以我在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背板上写了几个字，叫做“黄叶落尽，视域宽”，就是像一棵树一样，黄叶落完以后，视野就很宽阔了。
　　主持人：其实原来您叫陈佑华，可后来您取名白桦，我们知道白桦长在严寒地带，黄叶落尽时，它依然挺立在蓝天苍穹之下，所以您取这个名字，也注定了您一生像白桦树那样不畏严寒。
　　白 桦：是，也有一点宿命。我小的时候是学画的，所以我对画面特别讲究，后来写电影剧本，电影跟画面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导演说你写的文学本子是有画面的，我们可以有画可循，做镜头比较容易。甚至于，有一个导演说，我用尺子可以量出来，画下来，就是我的镜头本。
　　主持人：老师在人生中有什么遗憾吗？
　　白 桦：我对我母亲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她去世的时候，我对她有愧疚就没有敢去。但是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活埋以后，家境破败，今天回想起来，这促使我成熟，促使我有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我比较早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类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真正的学问，并不是来自书本。虽然书本有，但它没有生活给你的深刻。刻骨铭心来自生活，特别是来自坎坷的生活。
　　主持人：人们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正因为有悲痛的童年，加上家境的原因，那种惨痛的经历，让您很早成熟，所以您十七岁就参军。
　　白 桦：是的，我父亲被活埋以后，我在当地没办法读书，因为是日本人的学校。后来我离开家，到附近一个叫黄川的县去读书，有时候我母亲没办法供应我的生活，所以我一半时间是做工。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勤工俭学，等于半工半读，白天读书，晚上做织布工人。
　　主持人：您在云南那段时间，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经历了人生中爱情的萌发、创作的激情，文学就从云南开始的。
　　白 桦：对，那个地方，虽然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很贫困、很原始，但是跟现在比，我对那时的印象要好很多，大自然没有破坏，原生态的文化没有破坏。所以我最近几年写了一组作品，叫做《云南边地传奇》。实际上，这是我自己在已经过去的生活和梦中，又拾起来的一些东西，那种东西很可贵、很可爱。
　　主持人：当年您写《孔雀》的时候，和现在的云南比，地理、风光、人情都不同了。
　　白 桦：过去我去西双版纳还没有什么汽车，我去大理，去丽江，都是骑马去。现在的丽江全是外地人，那时候晚上到了丽江，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家卖面条的商店，那个时候骑马看到的生活和后来坐车看到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记忆犹新，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云南之后，您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开始写文学剧本，像《曙光》，可以说一炮而红，您当时小小年纪已经在国内军队包括文学界很有名气，按理来说，文学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白 桦：《曙光》实际上是文革之后的作品，但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当写到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真事出现时，费了一番很大的周折。我记得“四人帮”垮台的那一整年，我都是为这个剧本能够演出而奋斗，给他们读剧本，一遍一遍读，一对一读，有很多老红军、很多将军，都被我打动。
　　主持人：您那时不光是创作有激情，您在宣传剧本的时候，在自己入戏的时候都充满激情。
　　白 桦：是的，我认为这是生活的真谛，作家就应该对历史有审视，就应该对生活持有批评的态度。我们人类除了靠历史来接受教训，也要靠文学来接受教训，人类很多教训就是从文学里接受的。
　　主持人：您一直认为文学，包括一个作家，他需要有对时代的一种前瞻性。作品有一种使命，而不是纯粹地抒发个人的一些儿女情长。
　　白 桦：对，你的职业是作家，既然白纸写着黑字，那你就要对你的字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对我们的国家负责任，对每一个读者负责任。我经常见到一些小读者，他说我们看的一些书都是自己瞎说的，他们在书里没看到诚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不是没有作品，作品非常多，但是很大一部分是离开我们的生活来空谈的，或者是撒谎的。
　　主持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您用作品诚实地反映我们的客观生活和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后来您又写了至今都家喻户晓的一些剧本，像《今夜星光灿烂》，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真实的，您当时也受到批判，说“为什么会牺牲我们这么多战士？”
　　白 桦：其实那部片子有一半是我自己生活的经历。那时候写的一些年轻人，是想说明这场战争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包括所付出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我写那部戏，也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回答他们了吗？他们怀着这种希望牺牲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回答他们了吗？实际上有些人感到不愉快，就是这个问题提得多余了？应该说大家欢欢快快，举杯庆祝胜利就结束了？并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前进方向，这个民族的智慧代表，就是它的知识分子，它的知识分子往哪里走，是很重要的，应该给这个民族很大的提示。
　　主持人：您一直带着作家对社会的关爱、对民族的使命进行创作。在艰苦和理想的交织中，您创作的系列作品，像《曙光》，还有备受争议的《苦恋》，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您说：“我就像一只公鸡，本来应该在六七点钟啼叫的，我提早了，三点钟叫，所以就不被人欢迎。”
　　白 桦：是的，但是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几乎就在广播电台对这个作品开始批判的同时，我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信件。我曾经提到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中国人开始从泥沼里拔出自己的脚，开始往前走。虽然拔得很辛苦，但是毕竟开始在泥泞里拔自己的腿。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不管好和坏，它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应该让中国人认识到什么。
　　主持人：当一切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变成过眼烟云的时候，您可以这么释怀、豁达。当年，年纪轻轻的您，其实应该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想不通的事情。
　　白 桦：虽然我早一点成熟，受到的坎坷也比较多，但是后来这种大批判全部将你抹杀掉了以后，还是感到非常委屈和痛苦，就想到过自杀。那时周围有一个很大的芦苇荡，我想逃到芦苇荡里去，一直在里边，你找不着我。结果因为我的一封绝命书被发现了，这个事情就没做成。这个事情以后，反而对我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虽然没人支持你，但你会给自己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造成痛苦，而不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作家，像过去的我一样，陷在自己的心狱里面。大家都没有心狱的话，那就是一个自然的、自由的世界。以前老是要别人给你自由，就没想过向自己要自由，最可靠的自由是自己给的。
　　主持人：您从十七岁开始跟文字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到现在。无论您身在异国他乡，还是在任何地方，您都在坚持创作，我们期待您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