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庄学本（一九0九至一九八四）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边疆摄影工作者之一。他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四川、西康（后并入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世居区域拍摄的图片，长期刊载于《良友》《中华》《东方》等民国时代知名的期刊画报，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一九四一年，他曾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西康影展”，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亲自作序，观众逾十万，国民政府要员与学界名宿纷纷题词礼赞，多份刊物发表影展专号，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在以摄影成名的同时，庄学本还曾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西康省政府参议”等半官方身份，在西陲藏边从事民族文化考察与民族问题研究活动。他的前半生，诚如民国时期著名民族学家徐益棠的评价：“庄先生起初仅仅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变成了一位专门的旅行家，现在却已成为边疆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学的研究者了。”
近二十年来，有关庄氏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在川西羌族、嘉绒藏族与彝族地区的摄影与考察活动，而其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陪同九世班禅返回西藏期间从事的民族调查工作，却较少有人提及，但这段历时两年，遍访青海、甘肃的土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撒拉族部落的旅程，却有极重要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我试着对其考察行程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探究庄学本作为中国西北民族研究先驱者的考察成果与历史贡献。
一九三五年初，庄学本自川西边地归返江南的繁华都会，虽只是离别半年，人却有了脱胎换骨之改变，从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影友”，变身为一名拥有“诗和远方”“故事和酒”的探险摄影家与见多识广的“调查西北专员”，在南京、上海的摄影界与新闻界声名鹊起。庄学本于一九三五年在南京举办的个人摄影展，还吸引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注意。丁文江凭借早年滇黔调查经验，敏锐地意识到边疆影像的学术价值及其与人体测量、人种研究之间的关系。他不仅选用部分照片做研究之用，还介绍庄学本进入中研院人类学组，学习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与人体测量方法。
同一年，已经驻锡内地十二年之久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决意返回西藏，国民政府特设“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并聘请庄学本担任随行摄影师，而中央研究院委托其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中山文化教育馆亦委托其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足以见得当时的中国学界已将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当作了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同道中人，是他们探入西北边陲的一架望远镜。
庄学本于一九三五年岁末自南京出发，十二月四日抵达西安。由于行署须在兰州做人藏的筹备工作，庄学本遂计划前往青海互助县，参加“土人”（土族）的春节庆祝活动。他于农历初二日，抵达了县城西北外三里土族聚居的塘巴堡，看到的第一幅鲜活画面，便是“在一家土屋前面，两根木头靠着土墙搭成的秋千架上，发现有一对红衣红帽的女子，在绳上飘荡，鲜艳的衣服，活泼的姿势，引着我们跳下马来隔墙去观赏”。当庄学本为其拍照时，她们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第二天再见时，她们却不再像昨天那样怕羞躲闪，“因为昨天的照相，我已经都晒出送给她们了。她们见着自己的形象，非常惊奇赞叹，因而也就熟习”。
在青海互助县的调查过程中，庄学本对土族的地理分布、历史脉络、土司制度、装束服饰、风俗信仰等都进行了文字记述与影像拍摄，如他在土族村庄的神庙里，看到与佛像汇聚一堂的护法神箭与大鹏鸟，信仰上糅杂了藏传佛教与萨满巫术的内容。他甚至还见到游方的汉地道士。庄学本对土族妇女的头饰也颇有兴趣，除多做特写摄影外，还亲笔手绘了蜂儿头、干粮头、簸箕头、丹凤头等多种头饰样式，并以专题式的文字详尽描写。他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两首土族民歌的词曲，一首为《祁家沿西》（被庄误记为《祁家筵席》），这是如今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族英雄史诗;另一首则是山野情歌：“河那啊，河这啊，千层的牡丹碟子大，你把哥哥忽惹下，惹下哥哥花采下。”庄学本对于土族民众予以热诚的赞美：“他们有忠厚的性格、强壮的体魄、聪明的头脑、秀丽的面庞，如果政府能施以相当的教化，他们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光荣。”
庄学本对土族的初步考察成果，于一九三六年以《青海考察记》为题，分作三期，陆续发表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上，其中包括“新年的娱乐”“女勤而男惰”“婚丧的礼俗”“宗教的信仰”“一元一亩田”“语言与文字”“艷装的歌舞”“抬神去治病”“土人的社伏”“土民的统计”“互助县土司”等二十五个章节，是民国时期有关土族文化较早且较为系统化的学术性报告。其中大量民族文化细节，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漠、消逝，只可见诸庄学本留存的影像与文字中。
告别土族村落之后，庄学本即赶赴湟中塔尔寺，谒见九世班禅大师。班禅于一九三六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举行祈愿大法会，数万蒙藏僧众云集塔尔寺，接受他的摸顶祝福，“其中十分之六是番人，十分之二是蒙人，汉回也占十分之二，尚有七八个来看热闹照相的外国人”。信徒们朝着班禅的影子磕头，也有许多没有见着影子而下跪的，还有千万个力弱者，不以前额触碰到寺门口的磴石，便虚此千百里走来的诚意。庄学本逡巡于寺内，感受着如痴如狂的宗教氛围，不失时机地拍摄僧人的跳神、诵经、坛城绘制，以及久负盛名的塔尔寺酥油花灯展示。在工艺精巧的佛像、楼阁与花草之外，庄学本敏感地看到：“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在华屋的上空，徘徊着一只双翼的轰炸机，地下又是一尊正在放射的开花大炮，这似乎象征战争的预兆。”
与班禅一行再告暂别，庄学本欲赴柴达木盆地调查的计划受阻，即前往湟源群科滩（在今青海省海晏县），访问当地的蒙古族。经过两日的骑马跋涉，他终于抵达海拔三千二百六十米高的牧场，并见到了驻牧此地的青海蒙旗领袖——右翼盟长尔力克贝勒，一位衣着简朴却见多识广的蒙古贵族老者。尔力克贝勒曾到访北京七次，既受过大清朝廷的封赏，也得到过民国总统黎元洪的二等勋章。庄学本从他那里得知驻牧于群科滩的蒙旗共有八支，分属绰罗斯部、和硕特部、独立部（即察汗诺门汗旗）等，但人口稀疏，势力很小。当地蒙古族以放牧牛、马、羊为生，受藏族影响较大，喜食糌粑和酥油茶，多住在牦牛毛编织的黑帐房中。而察汗诺门汗旗又是被编入蒙旗的藏族部落，故而青海的蒙藏之间彼此融合，是一种社会趋势。 在青海湖畔，庄学本还考察了一座被当地人称作“三角城”的古城遗址：“四周有一丈高土垣的遗迹，在几个缺口的地方，还能找到砖墙的痕迹。……城的东南角有一个四尺高三尺宽方形的石础，俗名石槽，石缝中塞满乱石，像番人的麻柳堆一样。距城以南二里路的道左，有一头石虎深埋在土中，石虎雕刻的线条简单朴素，作风和咸阳霍去病墓的石虎很类似。”庄学本虽然于青海的历史沿革没有较深的研究，也无力发掘古城的基址，但依据《西宁府志》等文献的记载，初步判断这座“三角城”应为“临羌故城”“临羌新县故城”或“西海郡故城”这三个传说中的古城之一。
庄学本用小刀将石虎座石下的泥土挖去一层，“见到有三个小篆‘西始工’字样，听番人讲下面的字很多，预料在这块座子上可以得到它雕刻的年代”。实际上，他距离揭开这座古城的历史真相，就只差这几层泥土的厚度。一九五六年，考古工作者将石虎搬移至室内，又对底座的篆文进行辨识，系“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字，庄学本所见的实际上是最上一行的“西”“始”“工”三字。而他在城址中所见的那个方形石础，不为人所见的一面上，同样刻有三行篆字，它们与石虎上的文字串连在一起，即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这些文字终于让世人得知，“三角城”便是王莽新朝设立的西海郡故城，而这对石虎与石础，其实是新朝始建国元年由一位名叫郭戎的工务官员督造的“虎符石匮”上、下两个部分，也就是用来存放珍贵文书的石制“保险柜”。
如今，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虎符石匮”是在一九四二年由马步芳的幕僚冯国瑞发现，甚至是一九四三年海晏建县时才见天日的（见李零《王莽虎符石匮调查记》），殊不知，庄学本早在一九三六年便已在现场对石虎做过初步勘测，若非工具不便与时间不足，或许便会是由他揭晓了西海郡故城的秘密。但无论如何，庄学本“很希望研究青海历史的或考古的学者，加以注意，使这一个长眠的古城，能有一天发明”的心愿，终究还是得以实现。
离开青海湖后，庄学本旋即南渡黄河，赴贵德、共和，拍摄生活在这片“山明水秀，果木成林，风景非常美丽的农业地带”之“西番”（安多藏族）的生计、习俗与日常生活。如果从影像创作的角度来考量，考察青海土、蒙、藏诸族时期的庄学本，在摄影风格上显得较为严谨、板正，多有同一人物的正面、侧面与背面图像，或凸显服饰特征的多人合影，似乎是以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影像采集为其要务，不免客观的学术性记录有余，而生动、隽永的艺术性表现略为欠缺。这一时期的庄学本在影像民族志的摄制方法上，仍在探索一条更合乎“美与科学”两全法的表达路径。
一九三六年五月，班禅行辕移师甘南拉卜楞寺，并将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庄学本亦随专使行署与之会合，沿途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村镇较多，他也随笔记录了在唐汪川与锁南坝的见闻，如当时的“东乡人”尚未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庄学本称他们为“蒙古族的回教徒”，并摘译了一些带有蒙古音的东乡语词汇在日记中。那些有关男情女爱的河州山歌他也采录了几首，“光阴恰好似打枪的板，吹老了英雄的少年”，或正如他彼时的心境。
随着班禅大师一行于六月十四日抵达拉卜楞寺，环寺周边的草原再度成为万民齐聚的帐篷之城。“班禪的黄轿被数十里长的欢迎队伍簇拥着进寺院，沿途香烟缭绕，音乐齐鸣，情况热烈神圣，只有在神话或佛堂中可以体味到。”由于班禅一行驻锡拉卜楞寺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庄学本亦在此地居住了两个月有余，较为详细地拍摄班禅的活动行踪、寺院的宗教生活，以及本地颇为丰富多彩的世俗民生。班禅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共费时十八日，僧俗之听者，无日不趺坐竟日，几忘寝食”。庄学本悉心捕捉法会期间自班禅大师至僧侣、信众的情境与行为，全面展示这一“亘古罕有之热闹，足见宗教与边地关系之深焉”。在现代藏传佛教史上，以影像记录如此高级别、大场面的宗教盛典，足称空前，恐怕亦算绝后。庄学本同样记录了拉卜楞寺院之僧伽群体，如时年二十岁的一寺之主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活佛（汉名黄正光），及其主持之下的讲经、论辩、跳神等宗教仪式。
拉卜楞又是甘肃南部的贸易中心之一，寺东有商场名“他洼”，商贸活跃，“到太阳移上山顶的时候，各路摊贩云集，交换土产羊毛、药材之属”。庄学本对此集市十分关注，拍摄甚勤，留存至今的一组照片中，可见藏、汉、回族齐聚交易的诸多场景，如售卖冷面、凉粉的汉人小吃摊，争向僧人出售牛乳的藏女，以“方”论售的布商，背羊毛求售的牧人，专售念珠等宗教用品的摊贩，配备鞍具的卖马者，认真看秤的女顾客等，人气鼎盛，意态自然，其鲜活、喧嚣的市场气氛似乎要跳出画面。
或许是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象与川青交界的阿坝、果洛等藏区近似，庄学本在拉卜楞地区重又恢复了他自然、灵便、富于亲和力与表现力的摄影风格。无论是在寺院之中，还是在村庄或田野，无论是拍摄肖像、服饰，还是记录造屋、制革等手工艺，他都长于抓取生活流程中有意味的动态瞬间，注重人物与环境的空间关系，还原带有时代质感与文化细节的社会图景。至于影像质量或是照片数量，尤其是以图文表述地方性知识的民族志叙述力，庄学本在拉卜楞寺考察时期的作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九三六年秋天，九世班禅一行前往青海玉树，继续着回归西藏的行程。庄学本等人因护送班禅归藏行署专员的人事变更，返回兰州待命，旋遇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兰州亦遭波及，庄学本的行李与照相机都丢失殆尽，不得不尽快赶往青海躲避兵变。他唯有一叹：“这次西游，中途遇到不少波折，其困难倒不让当年唐僧的。”庄学本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间又自西宁出发，“携仆一人，马二匹出发，先至民和，后经循化、化隆、西宁、大通、互助、乐都，有土人的县治及其附近的县治，均侥幸能遍游，在土人的村落中亦停留十数处”，拍摄近六百张土族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服装头饰等照片，并体质测量二百余号、文字记录约十万言，调查表格、花纹图片及记录之歌曲数十种，寄往南京、上海后不足数月，抗日战争爆发，这些资料存亡未知。庄学本只能在玉树旅途中，凭记忆写成一篇《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得一比较正确之概念，足补前人之缺漏焉”。 在青海循化与化隆县，庄学本访问了撒拉族聚居的地区，即“撒拉十二工”。“撒拉人自己的传说，云他们的祖先本住在撒马尔罕，因宗教分裂和战争失败的关系，由兄弟二人率领群众，牵了骆驼，载了《古兰经》，奔东而来，到达循化。”庄学本注意到撒拉族高鼻碧眼，身材高大，有高加索人的体质特征。撒拉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男子头缠白布，女子头戴盖头，“盖头的颜色因女子年岁而不同，年轻姑娘的盖头为绿色，中年妇人的为黑色，老人的白色”。庄氏抵达“街子工”时，恰逢古尔邦节，同时举行三件大事：“一、做大的瞻礼;二、会集于郊;三、宰牲畜。”庄学本身为一个外教人，独自观望并拍摄他们的节日活动，同时也被撒拉人很惊异地注视着。他在当地留居数日，大致了解撒拉族的婚丧礼俗、家庭生活等，并拍摄村落民宅、清真寺、日常生计、老幼肖像等图片，对这一“自西而来，寻求乐土”的民族有了些约略的认识。
一九三七年六月，耽搁了一年多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终于再度启程，前往玉树与班禅大师会合。途中，他对高原地带的渡河之舟筏做了系列的调查与拍摄，如一种货运的皮筏，用全只生牦牛皮制成，皮囊二十余只，每只装羊毛三十斤，共六百斤，直放包头转天津出口，可算青藏牧区最原始的国际贸易;又如载人横渡通天河的牛皮船，“它是一个蛋圆形的物体，长约十二尺，宽八尺，用四五张牦牛皮缝成，再在缝上涂一种油脂，船中的骨干用柳条弯成，经纬各四条作支撑，口上用四根木棍格成一个方格，牛皮的口子用皮绳缝住在格子上”。庄学本于次日又记“午后在河边替专使等照皮筏过渡的电影”，可见此次护送班禅入藏的行程也有拍摄纪录电影的工作，而庄氏亦部分参与摄制，但这些电影资料的最终下落却是无从知晓。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护送行署终于抵达玉树的中心结古寺，与先期半年到达的班禅行辕会合，等着与西藏官员共商入藏的安排。
就在庄学本一行艰难行进于西部高原荒野中时，“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上海旋即成为炮火纷飞的战场。庄学本虽做了调查玉树的计划，却“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故乡在敌人铁蹄下，思乡病的增重，所以无心去做考察玉树的工作，不过在市中随便测量了几十个番人的体格，和就近拍摄些民俗的照片，以作公余的遣闷”。庄学本在玉树拍摄了班禅在结古寺的法事活动，当地农牧民的肖像，以及秋收时的劳动场景。他仍然勉力写作出一份《青康旅行记》手稿，将其调查得来的玉树地理环境、部族分布、交通路线、物产矿藏、农牧商贸、婚丧民俗、军政人口等，悉列其上，作为充实青海西南国防地理的一份宝贵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九世班禅的归程愈发叵测难料，来自拉萨噶厦政府的百般阻挠，令这位高僧大德不得不听从国民政府的建议，离开青海，暂驻西康，但他终于心力交瘁，在玉树罹患重病。曾经满怀着入藏希望的庄学本，终于意识到即便尊贵如班禅大师，也无法顺利地返回他在西藏扎什倫布寺的法座。“过去我很愿意留在边地，”庄学本在为《旅行家》杂志撰写的《青康边地巡礼》中写道，“而今战火正在沪滨燃烧，所以又急于想离开边地，赶回故乡，而我们护送班佛回藏的任务到此已可告一段落。”他遂向行署专使赵守钰接连请假三次，最终告别了服务二载的班禅行署，设法往东部去，寻找因战事逃难离散的家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在藏边盘桓两年不得归乡的九世班禅于青海玉树结古寺圆寂，而此时的庄学本，已经行走在通往西康省会康定（打箭炉）的康北道上。
自一九三五年末随护送班禅归藏行署欣然启程，到一九三七年底独自一人黯然到达康定，两年时间都蹉跎在西北的边城、牧场、雪岭与荒原，且出发时的入藏目标终成泡影，但庄学本仍认为：“在我多次旅行中，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次。”他作为一名影像民族志工作者的学术自觉也更为坚笃。在这一时期，庄学本已经自觉地将民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他的游历、摄影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体，互相印证地讲述着中国西部边地民族的神话与历史，信仰与生活。
从民族志摄影的角度观察，庄学本参与班禅归藏的行程当中，主要的贡献仍在于对青海、甘肃境内藏、土、东乡、撒拉等民族源流、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等事项的文化调查与影像记录，其摄影作品日益注重被拍摄者体质、体貌的多角度展示，民俗仪式活动的连续、整体性呈现。以庄学本对青、甘、川、康藏族的影像记录为例，当代藏学家张亚莎认为：“由于先生当年客观而朴素的记录，让研究者能从中受惠的，不仅仅是某些民族传统文化细节的保留，还能够从宏观上廓清，同为‘藏族’，但川西北的‘嘉戎’、川西南的‘木里番人’、青海果洛藏族以及青海玉树‘番人’之间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区别，了解到同为青海藏区，属‘安多’藏语方言区的果洛藏族与属‘康’藏语方言区的玉树地区藏族之间，文化上如此不同，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藏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从文字写作而言，他陆续完成了《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青康旅行记》等民族志调查手稿，并在多本刊物上发表民族考察文章与旅行笔记，采集一手材料，以填补国人对西北地理、民族、政治、物产、考古等方面的知识空白，其学术价值足可以与同一时代甚至更晚期在这些区域从事田野工作的民族学者或人类学家相媲美，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的“新民族志”写作群体，他的学术边缘人身份与影像工作者视角，反倒建构出一套与正统学界彼此交映且更具活力的“非典范”民族志。
（《西行影纪》，马晓峰、庄钧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在以摄影成名的同时，庄学本还曾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西康省政府参议”等半官方身份，在西陲藏边从事民族文化考察与民族问题研究活动。他的前半生，诚如民国时期著名民族学家徐益棠的评价：“庄先生起初仅仅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变成了一位专门的旅行家，现在却已成为边疆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学的研究者了。”
近二十年来，有关庄氏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在川西羌族、嘉绒藏族与彝族地区的摄影与考察活动，而其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陪同九世班禅返回西藏期间从事的民族调查工作，却较少有人提及，但这段历时两年，遍访青海、甘肃的土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撒拉族部落的旅程，却有极重要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我试着对其考察行程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探究庄学本作为中国西北民族研究先驱者的考察成果与历史贡献。
一
一九三五年初，庄学本自川西边地归返江南的繁华都会，虽只是离别半年，人却有了脱胎换骨之改变，从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影友”，变身为一名拥有“诗和远方”“故事和酒”的探险摄影家与见多识广的“调查西北专员”，在南京、上海的摄影界与新闻界声名鹊起。庄学本于一九三五年在南京举办的个人摄影展，还吸引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注意。丁文江凭借早年滇黔调查经验，敏锐地意识到边疆影像的学术价值及其与人体测量、人种研究之间的关系。他不仅选用部分照片做研究之用，还介绍庄学本进入中研院人类学组，学习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与人体测量方法。
同一年，已经驻锡内地十二年之久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决意返回西藏，国民政府特设“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并聘请庄学本担任随行摄影师，而中央研究院委托其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中山文化教育馆亦委托其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足以见得当时的中国学界已将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当作了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同道中人，是他们探入西北边陲的一架望远镜。
庄学本于一九三五年岁末自南京出发，十二月四日抵达西安。由于行署须在兰州做人藏的筹备工作，庄学本遂计划前往青海互助县，参加“土人”（土族）的春节庆祝活动。他于农历初二日，抵达了县城西北外三里土族聚居的塘巴堡，看到的第一幅鲜活画面，便是“在一家土屋前面，两根木头靠着土墙搭成的秋千架上，发现有一对红衣红帽的女子，在绳上飘荡，鲜艳的衣服，活泼的姿势，引着我们跳下马来隔墙去观赏”。当庄学本为其拍照时，她们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第二天再见时，她们却不再像昨天那样怕羞躲闪，“因为昨天的照相，我已经都晒出送给她们了。她们见着自己的形象，非常惊奇赞叹，因而也就熟习”。
在青海互助县的调查过程中，庄学本对土族的地理分布、历史脉络、土司制度、装束服饰、风俗信仰等都进行了文字记述与影像拍摄，如他在土族村庄的神庙里，看到与佛像汇聚一堂的护法神箭与大鹏鸟，信仰上糅杂了藏传佛教与萨满巫术的内容。他甚至还见到游方的汉地道士。庄学本对土族妇女的头饰也颇有兴趣，除多做特写摄影外，还亲笔手绘了蜂儿头、干粮头、簸箕头、丹凤头等多种头饰样式，并以专题式的文字详尽描写。他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两首土族民歌的词曲，一首为《祁家沿西》（被庄误记为《祁家筵席》），这是如今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族英雄史诗;另一首则是山野情歌：“河那啊，河这啊，千层的牡丹碟子大，你把哥哥忽惹下，惹下哥哥花采下。”庄学本对于土族民众予以热诚的赞美：“他们有忠厚的性格、强壮的体魄、聪明的头脑、秀丽的面庞，如果政府能施以相当的教化，他们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光荣。”
庄学本对土族的初步考察成果，于一九三六年以《青海考察记》为题，分作三期，陆续发表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上，其中包括“新年的娱乐”“女勤而男惰”“婚丧的礼俗”“宗教的信仰”“一元一亩田”“语言与文字”“艷装的歌舞”“抬神去治病”“土人的社伏”“土民的统计”“互助县土司”等二十五个章节，是民国时期有关土族文化较早且较为系统化的学术性报告。其中大量民族文化细节，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漠、消逝，只可见诸庄学本留存的影像与文字中。
二
告别土族村落之后，庄学本即赶赴湟中塔尔寺，谒见九世班禅大师。班禅于一九三六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举行祈愿大法会，数万蒙藏僧众云集塔尔寺，接受他的摸顶祝福，“其中十分之六是番人，十分之二是蒙人，汉回也占十分之二，尚有七八个来看热闹照相的外国人”。信徒们朝着班禅的影子磕头，也有许多没有见着影子而下跪的，还有千万个力弱者，不以前额触碰到寺门口的磴石，便虚此千百里走来的诚意。庄学本逡巡于寺内，感受着如痴如狂的宗教氛围，不失时机地拍摄僧人的跳神、诵经、坛城绘制，以及久负盛名的塔尔寺酥油花灯展示。在工艺精巧的佛像、楼阁与花草之外，庄学本敏感地看到：“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在华屋的上空，徘徊着一只双翼的轰炸机，地下又是一尊正在放射的开花大炮，这似乎象征战争的预兆。”
与班禅一行再告暂别，庄学本欲赴柴达木盆地调查的计划受阻，即前往湟源群科滩（在今青海省海晏县），访问当地的蒙古族。经过两日的骑马跋涉，他终于抵达海拔三千二百六十米高的牧场，并见到了驻牧此地的青海蒙旗领袖——右翼盟长尔力克贝勒，一位衣着简朴却见多识广的蒙古贵族老者。尔力克贝勒曾到访北京七次，既受过大清朝廷的封赏，也得到过民国总统黎元洪的二等勋章。庄学本从他那里得知驻牧于群科滩的蒙旗共有八支，分属绰罗斯部、和硕特部、独立部（即察汗诺门汗旗）等，但人口稀疏，势力很小。当地蒙古族以放牧牛、马、羊为生，受藏族影响较大，喜食糌粑和酥油茶，多住在牦牛毛编织的黑帐房中。而察汗诺门汗旗又是被编入蒙旗的藏族部落，故而青海的蒙藏之间彼此融合，是一种社会趋势。 在青海湖畔，庄学本还考察了一座被当地人称作“三角城”的古城遗址：“四周有一丈高土垣的遗迹，在几个缺口的地方，还能找到砖墙的痕迹。……城的东南角有一个四尺高三尺宽方形的石础，俗名石槽，石缝中塞满乱石，像番人的麻柳堆一样。距城以南二里路的道左，有一头石虎深埋在土中，石虎雕刻的线条简单朴素，作风和咸阳霍去病墓的石虎很类似。”庄学本虽然于青海的历史沿革没有较深的研究，也无力发掘古城的基址，但依据《西宁府志》等文献的记载，初步判断这座“三角城”应为“临羌故城”“临羌新县故城”或“西海郡故城”这三个传说中的古城之一。
庄学本用小刀将石虎座石下的泥土挖去一层，“见到有三个小篆‘西始工’字样，听番人讲下面的字很多，预料在这块座子上可以得到它雕刻的年代”。实际上，他距离揭开这座古城的历史真相，就只差这几层泥土的厚度。一九五六年，考古工作者将石虎搬移至室内，又对底座的篆文进行辨识，系“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字，庄学本所见的实际上是最上一行的“西”“始”“工”三字。而他在城址中所见的那个方形石础，不为人所见的一面上，同样刻有三行篆字，它们与石虎上的文字串连在一起，即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这些文字终于让世人得知，“三角城”便是王莽新朝设立的西海郡故城，而这对石虎与石础，其实是新朝始建国元年由一位名叫郭戎的工务官员督造的“虎符石匮”上、下两个部分，也就是用来存放珍贵文书的石制“保险柜”。
如今，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虎符石匮”是在一九四二年由马步芳的幕僚冯国瑞发现，甚至是一九四三年海晏建县时才见天日的（见李零《王莽虎符石匮调查记》），殊不知，庄学本早在一九三六年便已在现场对石虎做过初步勘测，若非工具不便与时间不足，或许便会是由他揭晓了西海郡故城的秘密。但无论如何，庄学本“很希望研究青海历史的或考古的学者，加以注意，使这一个长眠的古城，能有一天发明”的心愿，终究还是得以实现。
离开青海湖后，庄学本旋即南渡黄河，赴贵德、共和，拍摄生活在这片“山明水秀，果木成林，风景非常美丽的农业地带”之“西番”（安多藏族）的生计、习俗与日常生活。如果从影像创作的角度来考量，考察青海土、蒙、藏诸族时期的庄学本，在摄影风格上显得较为严谨、板正，多有同一人物的正面、侧面与背面图像，或凸显服饰特征的多人合影，似乎是以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影像采集为其要务，不免客观的学术性记录有余，而生动、隽永的艺术性表现略为欠缺。这一时期的庄学本在影像民族志的摄制方法上，仍在探索一条更合乎“美与科学”两全法的表达路径。
三
一九三六年五月，班禅行辕移师甘南拉卜楞寺，并将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庄学本亦随专使行署与之会合，沿途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村镇较多，他也随笔记录了在唐汪川与锁南坝的见闻，如当时的“东乡人”尚未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庄学本称他们为“蒙古族的回教徒”，并摘译了一些带有蒙古音的东乡语词汇在日记中。那些有关男情女爱的河州山歌他也采录了几首，“光阴恰好似打枪的板，吹老了英雄的少年”，或正如他彼时的心境。
随着班禅大师一行于六月十四日抵达拉卜楞寺，环寺周边的草原再度成为万民齐聚的帐篷之城。“班禪的黄轿被数十里长的欢迎队伍簇拥着进寺院，沿途香烟缭绕，音乐齐鸣，情况热烈神圣，只有在神话或佛堂中可以体味到。”由于班禅一行驻锡拉卜楞寺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庄学本亦在此地居住了两个月有余，较为详细地拍摄班禅的活动行踪、寺院的宗教生活，以及本地颇为丰富多彩的世俗民生。班禅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共费时十八日，僧俗之听者，无日不趺坐竟日，几忘寝食”。庄学本悉心捕捉法会期间自班禅大师至僧侣、信众的情境与行为，全面展示这一“亘古罕有之热闹，足见宗教与边地关系之深焉”。在现代藏传佛教史上，以影像记录如此高级别、大场面的宗教盛典，足称空前，恐怕亦算绝后。庄学本同样记录了拉卜楞寺院之僧伽群体，如时年二十岁的一寺之主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活佛（汉名黄正光），及其主持之下的讲经、论辩、跳神等宗教仪式。
拉卜楞又是甘肃南部的贸易中心之一，寺东有商场名“他洼”，商贸活跃，“到太阳移上山顶的时候，各路摊贩云集，交换土产羊毛、药材之属”。庄学本对此集市十分关注，拍摄甚勤，留存至今的一组照片中，可见藏、汉、回族齐聚交易的诸多场景，如售卖冷面、凉粉的汉人小吃摊，争向僧人出售牛乳的藏女，以“方”论售的布商，背羊毛求售的牧人，专售念珠等宗教用品的摊贩，配备鞍具的卖马者，认真看秤的女顾客等，人气鼎盛，意态自然，其鲜活、喧嚣的市场气氛似乎要跳出画面。
或许是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象与川青交界的阿坝、果洛等藏区近似，庄学本在拉卜楞地区重又恢复了他自然、灵便、富于亲和力与表现力的摄影风格。无论是在寺院之中，还是在村庄或田野，无论是拍摄肖像、服饰，还是记录造屋、制革等手工艺，他都长于抓取生活流程中有意味的动态瞬间，注重人物与环境的空间关系，还原带有时代质感与文化细节的社会图景。至于影像质量或是照片数量，尤其是以图文表述地方性知识的民族志叙述力，庄学本在拉卜楞寺考察时期的作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九三六年秋天，九世班禅一行前往青海玉树，继续着回归西藏的行程。庄学本等人因护送班禅归藏行署专员的人事变更，返回兰州待命，旋遇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兰州亦遭波及，庄学本的行李与照相机都丢失殆尽，不得不尽快赶往青海躲避兵变。他唯有一叹：“这次西游，中途遇到不少波折，其困难倒不让当年唐僧的。”庄学本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间又自西宁出发，“携仆一人，马二匹出发，先至民和，后经循化、化隆、西宁、大通、互助、乐都，有土人的县治及其附近的县治，均侥幸能遍游，在土人的村落中亦停留十数处”，拍摄近六百张土族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服装头饰等照片，并体质测量二百余号、文字记录约十万言，调查表格、花纹图片及记录之歌曲数十种，寄往南京、上海后不足数月，抗日战争爆发，这些资料存亡未知。庄学本只能在玉树旅途中，凭记忆写成一篇《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得一比较正确之概念，足补前人之缺漏焉”。 在青海循化与化隆县，庄学本访问了撒拉族聚居的地区，即“撒拉十二工”。“撒拉人自己的传说，云他们的祖先本住在撒马尔罕，因宗教分裂和战争失败的关系，由兄弟二人率领群众，牵了骆驼，载了《古兰经》，奔东而来，到达循化。”庄学本注意到撒拉族高鼻碧眼，身材高大，有高加索人的体质特征。撒拉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男子头缠白布，女子头戴盖头，“盖头的颜色因女子年岁而不同，年轻姑娘的盖头为绿色，中年妇人的为黑色，老人的白色”。庄氏抵达“街子工”时，恰逢古尔邦节，同时举行三件大事：“一、做大的瞻礼;二、会集于郊;三、宰牲畜。”庄学本身为一个外教人，独自观望并拍摄他们的节日活动，同时也被撒拉人很惊异地注视着。他在当地留居数日，大致了解撒拉族的婚丧礼俗、家庭生活等，并拍摄村落民宅、清真寺、日常生计、老幼肖像等图片，对这一“自西而来，寻求乐土”的民族有了些约略的认识。
四
一九三七年六月，耽搁了一年多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终于再度启程，前往玉树与班禅大师会合。途中，他对高原地带的渡河之舟筏做了系列的调查与拍摄，如一种货运的皮筏，用全只生牦牛皮制成，皮囊二十余只，每只装羊毛三十斤，共六百斤，直放包头转天津出口，可算青藏牧区最原始的国际贸易;又如载人横渡通天河的牛皮船，“它是一个蛋圆形的物体，长约十二尺，宽八尺，用四五张牦牛皮缝成，再在缝上涂一种油脂，船中的骨干用柳条弯成，经纬各四条作支撑，口上用四根木棍格成一个方格，牛皮的口子用皮绳缝住在格子上”。庄学本于次日又记“午后在河边替专使等照皮筏过渡的电影”，可见此次护送班禅入藏的行程也有拍摄纪录电影的工作，而庄氏亦部分参与摄制，但这些电影资料的最终下落却是无从知晓。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护送行署终于抵达玉树的中心结古寺，与先期半年到达的班禅行辕会合，等着与西藏官员共商入藏的安排。
就在庄学本一行艰难行进于西部高原荒野中时，“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上海旋即成为炮火纷飞的战场。庄学本虽做了调查玉树的计划，却“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故乡在敌人铁蹄下，思乡病的增重，所以无心去做考察玉树的工作，不过在市中随便测量了几十个番人的体格，和就近拍摄些民俗的照片，以作公余的遣闷”。庄学本在玉树拍摄了班禅在结古寺的法事活动，当地农牧民的肖像，以及秋收时的劳动场景。他仍然勉力写作出一份《青康旅行记》手稿，将其调查得来的玉树地理环境、部族分布、交通路线、物产矿藏、农牧商贸、婚丧民俗、军政人口等，悉列其上，作为充实青海西南国防地理的一份宝贵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九世班禅的归程愈发叵测难料，来自拉萨噶厦政府的百般阻挠，令这位高僧大德不得不听从国民政府的建议，离开青海，暂驻西康，但他终于心力交瘁，在玉树罹患重病。曾经满怀着入藏希望的庄学本，终于意识到即便尊贵如班禅大师，也无法顺利地返回他在西藏扎什倫布寺的法座。“过去我很愿意留在边地，”庄学本在为《旅行家》杂志撰写的《青康边地巡礼》中写道，“而今战火正在沪滨燃烧，所以又急于想离开边地，赶回故乡，而我们护送班佛回藏的任务到此已可告一段落。”他遂向行署专使赵守钰接连请假三次，最终告别了服务二载的班禅行署，设法往东部去，寻找因战事逃难离散的家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在藏边盘桓两年不得归乡的九世班禅于青海玉树结古寺圆寂，而此时的庄学本，已经行走在通往西康省会康定（打箭炉）的康北道上。
自一九三五年末随护送班禅归藏行署欣然启程，到一九三七年底独自一人黯然到达康定，两年时间都蹉跎在西北的边城、牧场、雪岭与荒原，且出发时的入藏目标终成泡影，但庄学本仍认为：“在我多次旅行中，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次。”他作为一名影像民族志工作者的学术自觉也更为坚笃。在这一时期，庄学本已经自觉地将民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他的游历、摄影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体，互相印证地讲述着中国西部边地民族的神话与历史，信仰与生活。
从民族志摄影的角度观察，庄学本参与班禅归藏的行程当中，主要的贡献仍在于对青海、甘肃境内藏、土、东乡、撒拉等民族源流、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等事项的文化调查与影像记录，其摄影作品日益注重被拍摄者体质、体貌的多角度展示，民俗仪式活动的连续、整体性呈现。以庄学本对青、甘、川、康藏族的影像记录为例，当代藏学家张亚莎认为：“由于先生当年客观而朴素的记录，让研究者能从中受惠的，不仅仅是某些民族传统文化细节的保留，还能够从宏观上廓清，同为‘藏族’，但川西北的‘嘉戎’、川西南的‘木里番人’、青海果洛藏族以及青海玉树‘番人’之间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区别，了解到同为青海藏区，属‘安多’藏语方言区的果洛藏族与属‘康’藏语方言区的玉树地区藏族之间，文化上如此不同，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藏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从文字写作而言，他陆续完成了《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青康旅行记》等民族志调查手稿，并在多本刊物上发表民族考察文章与旅行笔记，采集一手材料，以填补国人对西北地理、民族、政治、物产、考古等方面的知识空白，其学术价值足可以与同一时代甚至更晚期在这些区域从事田野工作的民族学者或人类学家相媲美，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的“新民族志”写作群体，他的学术边缘人身份与影像工作者视角，反倒建构出一套与正统学界彼此交映且更具活力的“非典范”民族志。
（《西行影纪》，马晓峰、庄钧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