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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财政分权在农民收入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后，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收入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跨区差异。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作为中间变量时，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农民收入；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64-0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高速度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实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也得到长足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0.6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9%，这一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7%的涨幅水平，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①，与此同时，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问题。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为此，藏富于民，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课题[1]，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出现的这一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改革，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土地流转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农村金融发展[3]、乡村级行政体制改革、城镇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开放等。在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方面就是财政分权改革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财政分权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4]，在财政分权的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率水平，具体见表1。
一、财政分权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分析
迄今为止，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仍然鲜有研究，财政分权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亦是未知的。笔者认为，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来影响农民收入的。一方面，财政分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使得财政权力向各级地方政府转移，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这种制度安排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最终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财力得到增强，且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方面有信息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满足各地农村地区需要的农村公共物品，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着重分析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可用图1表示。
在农村公共物品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讨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5-9]：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以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增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的比较优势，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但是囿于数据的限制，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只是选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能源基础设施这四项以表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二、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演变与中国的实践
关于财政分权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汗牛充栋，Hayek（1945）[10]讨论了社会中知识的运用，强调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信息，它们比中央政府能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Tiebout（1956）[11]引入了各地管辖权竞争观点，认为这样的竞争机制会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在Hayek、Tiebout观点的基础上，Musgrave（1959）[12]和Oates（1972）[13]等人建立了AMS视角的公共经济学②和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他们强调财政权力和责任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和中央政府相比，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换言之，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服务以满足本地的需要。Shah和Qureshi（1994）③则从另一视角强调了这种观点，认为当地方政府的官员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责任时，他们也就处于当地居民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从而也就更有动力去行使他们的财政职能以为公众谋求最大利益。
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官员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很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值得怀疑。首先，地方政府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派遣对当地偏好拥有足够信息的官员，因而在集中使用的财政制度下，他们也可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其次，在人口自由流动下，税收和居民的转移限制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Musgrave[12]，1959），而且地方政府间税收的竞争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Wildasin[14]，1996）。第三，在地方官员追求高经济增长率以谋求晋升的前提下，如果简单地将政府投资分为经济建设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话，地方官员就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经济建设投资方面而忽略公共服务的提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标志分权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并推动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守护者”不同的是，第二代理论拥护者们认为政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不是无条件地最大化社会福利。他们的研究改变了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假设。Keen和Marchand（1997）[15]假定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力流动性，那么政府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就会采取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财政行为，增加生产性的公共投入，而事关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Qian和Weingast（1997）[16]认为传统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并没有考虑制度问题，忽视了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也没有考虑政府官员的激励。Qian和Roland（1998）[17]则用三级博弈模型解释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从数学建模的角度说明财政分权下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是最少的。在Keen、Marchand、Qian、Weingast和Roland等人观点的基础上，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从而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
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是否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呢？乔宝云等人（2005）[18]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发现分权无助于教育服务的提升。傅勇、张晏（2007）[19]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教育类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郑磊（2008）[20]利用中国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省级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在中国当前的分权程度和地方官员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下，政府支出会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更多地转移到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入上。于长革（2008）[21]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刘成奎、王朝才（2008）[22]的研究得出了与以上研究者相反的结论，他们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
综合以上文献，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指出，财政分权体制将有助于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从而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在对中国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的经验研究中，由于研究模型、指标选取、研究时间段等的不同，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而且大多仅研究个别类型公共物品，对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综合研究较少。为此，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层面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显得意义十分重大。基于此，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回归方法，采用中国大陆29④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说
1994年中国全面实行分税制，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且由于分税制稳定了地方的事权，反映在财权上就是各相关支出数据的稳定化。因此，本文确定的时间段为1995—2008年。不容忽视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下放更多的事权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的纵向不平衡──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23]。结合中国的这一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应表现如下关系，为简便分析我们称之为四个理论假说：
假说1：财政分权应该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利益和权力，而且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但结合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⑤，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效应是不确定的。
假说2：正是由于1994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中央政府的财力得到充实，对于依赖于转移支付促进地方发展的西部地区来说，财政分权对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有显著的正效应。
假说3： 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远不及东部，所以从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力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应该大于中西部地区。
假说4： 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来影响农民收入的。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可能降低。
（二）分析方法
为了检验前文的理论假说以及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这里主要采用了中国大陆1995—2008年的29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农村公共物品指标的选定，为使指标不过于繁琐并尽可能具有代表性，选用各省份农村地区人均非农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fai）、各省份乡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的比重（edu）、各省份农村地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bed）及各省份全年乡村人口人均用电量（ele）（以千瓦时计量）。其中非农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可以综合反映该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情况，医疗机构床位数可以综合反映该地区医疗基础设施的情况，人均用电量可以反映该地区能源类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由于农村地区交通类公共物品往往受地域、历史因素限制并且受中央政府调控的影响较大，所以不予讨论。同时，为了避免数据大小的过大差别并提高变量间的内部一致性，我们对变量分别取对数，表示为lpfai、ledu、lbed以及lele。其他变量还包括：反映财政分权制度改进的指标Fd，反映财政分权度的指标有很多⑦，本文则采用乔宝云、温娇秀[24]等文献中的方法，计算公式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中央人均财政支出）；反映农业收入的人均农业总产值Agdp；反映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Apro。本文所有指标均从1995—2009年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直接或经简单计算得到。
如果同时将表示农村公共物品的四个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所以这里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主成分。主成分分析法是指通过降维的思想，将所有指标的信息通过少数几个指标来反映，即从N个变量中选取M个隐含因素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N>M），其主要目的是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代价将众多的观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素，从而简化问题，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
我们这里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相关矩阵出发，采用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90%（一般选取85%即可）的标准选择了两个主因素，并以两个主成分作为各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的代理变量。经研究发现，PAC1主要代指各地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基础教育、能源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情况，PAC2主要反映各地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情况。下面我们依据已经得到的反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的指标PAC1、PAC2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了使各地区之间能够进行比较，我们对选择的基本指标进行单位化计算，使大多数绝对数指标转化为相对数指标。由于选取的指标量纲不同，数值差距巨大，分布各异，为了使它们相互之间能够进行比较，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由于我们只是对样本自身的效应进行分析，并且我们也非常关心各地区的特定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这方面Panel-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更具优势，所以在本文分析中除特殊说明外，一般都为固定效应模型。
针对前文的理论假说，我们首先估计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人均纯收入Pin，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滞后一期Pin（-1）、乡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Apro、人均农业总产值Agdp、财政分权Fd以及反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状况的PAC1和PAC2。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其一，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PAC1、PAC2之后，除西部地区外，财政分权的参数值和显著性降低，这验证了假说4，即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农村公共物品层面来影响农民收入的，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效应。而对于西部而言，分税制改革──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这样的财政分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使得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能力得到增强，从而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其二，东部地区的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这验证了假说3。
其三，无论是否考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国的财政分权都对西部和中部的作用较大，对东部的作用较小。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能力。
其四，中部地区PAC2的回归系数较大，这说明中部地区的农村公共医疗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建设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效应，为探析这一原因，下面我们以PAC1、PAC2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以财政分权Fd，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变量Pgdp（-1）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的影响力问题。仍使用前文的面板数据，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从Fd的统计检验和显著性水平看，财政分权促进了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PAC2的供给，但是，除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外，无论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财政分权都没有显著性地促进了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反而抑制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从数值大小来看，财政分权对中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抑制作用力更大。这一结论验证了原假说1。但纵观西部，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与原假设2的内容不谋而合。这正如本文的假设所言，财政分权应该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利益和权力，而且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但结合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效应是不确定的；正是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积极效应。
四、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1995—2008年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通过制度改进和影响地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同样的财政支出所形成的地方性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差异，本文选用了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实物指标，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选用了两个主成分代指各地区农业生产、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能源基础设施情况。通过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制度改进层面上，财政分权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092个百分点、0.058个百分点、0.107个百分点、0.153个百分点；在农村公共物品层面上，财政分权每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大约分别提高0.06个百分点、0.04个百分点、0.035个百分点。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积极效应。总体而言，财政分权通过制度层面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大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从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来看，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基础教育、能源类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其次是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从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公共医疗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这意味着，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建设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注释：
①改革开放初期的“七五”到“八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28%，到“九五”期间，由于国家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91—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2.16%，然而这一增长速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降至6%，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②是由Samuelson（1954、1955）、Musgrave（1959）和Arrow（1970）所构筑的对公共部门性质的理解。他们定义了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责和目标，产生了AMS视角的公共经济学。
③摘引自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页。
④本文按照一般的区域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以及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9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10个省、自治区。另，由于重庆市直辖较晚，将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故将其踢出样本之外。
⑤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15.5%，1993年为22%。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除了1996—1998这3年外，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超过50%。其中，1994年为55.7%，2008年达到53.3%。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78年其比重为52.6%，1994年为69.7%，到2008年，比重升至78.7%。
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房地产业投资，对农村水利灌溉设施、水、电、路、信息传递等设施投资较少。
⑦林毅夫（2000）对财政分权度指标的选取中，采用了边际分成率——即由省一级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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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
Financ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Peasants' Income Increase
Zhuang Pengfei, Xia Yu，Sui Dangch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rovincial data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a to the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other reforms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perio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general promoted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bviously exists the spanned differenc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weaken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armers' incom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ural public goods; farmers' income; panel data
关键词：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农民收入；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64-0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高速度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实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也得到长足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0.6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9%，这一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7%的涨幅水平，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①，与此同时，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问题。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为此，藏富于民，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课题[1]，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出现的这一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改革，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土地流转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农村金融发展[3]、乡村级行政体制改革、城镇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开放等。在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方面就是财政分权改革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财政分权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4]，在财政分权的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率水平，具体见表1。
一、财政分权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分析
迄今为止，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仍然鲜有研究，财政分权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亦是未知的。笔者认为，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来影响农民收入的。一方面，财政分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使得财政权力向各级地方政府转移，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这种制度安排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最终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财力得到增强，且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方面有信息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满足各地农村地区需要的农村公共物品，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着重分析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可用图1表示。
在农村公共物品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讨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5-9]：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以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增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的比较优势，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但是囿于数据的限制，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只是选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能源基础设施这四项以表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二、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演变与中国的实践
关于财政分权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汗牛充栋，Hayek（1945）[10]讨论了社会中知识的运用，强调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信息，它们比中央政府能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Tiebout（1956）[11]引入了各地管辖权竞争观点，认为这样的竞争机制会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在Hayek、Tiebout观点的基础上，Musgrave（1959）[12]和Oates（1972）[13]等人建立了AMS视角的公共经济学②和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他们强调财政权力和责任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和中央政府相比，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换言之，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服务以满足本地的需要。Shah和Qureshi（1994）③则从另一视角强调了这种观点，认为当地方政府的官员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责任时，他们也就处于当地居民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从而也就更有动力去行使他们的财政职能以为公众谋求最大利益。
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官员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很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值得怀疑。首先，地方政府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派遣对当地偏好拥有足够信息的官员，因而在集中使用的财政制度下，他们也可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其次，在人口自由流动下，税收和居民的转移限制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Musgrave[12]，1959），而且地方政府间税收的竞争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Wildasin[14]，1996）。第三，在地方官员追求高经济增长率以谋求晋升的前提下，如果简单地将政府投资分为经济建设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话，地方官员就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经济建设投资方面而忽略公共服务的提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标志分权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并推动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守护者”不同的是，第二代理论拥护者们认为政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不是无条件地最大化社会福利。他们的研究改变了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假设。Keen和Marchand（1997）[15]假定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力流动性，那么政府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就会采取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财政行为，增加生产性的公共投入，而事关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Qian和Weingast（1997）[16]认为传统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并没有考虑制度问题，忽视了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也没有考虑政府官员的激励。Qian和Roland（1998）[17]则用三级博弈模型解释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从数学建模的角度说明财政分权下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是最少的。在Keen、Marchand、Qian、Weingast和Roland等人观点的基础上，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从而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
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是否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呢？乔宝云等人（2005）[18]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发现分权无助于教育服务的提升。傅勇、张晏（2007）[19]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教育类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郑磊（2008）[20]利用中国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省级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在中国当前的分权程度和地方官员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下，政府支出会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更多地转移到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入上。于长革（2008）[21]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刘成奎、王朝才（2008）[22]的研究得出了与以上研究者相反的结论，他们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
综合以上文献，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指出，财政分权体制将有助于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从而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在对中国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的经验研究中，由于研究模型、指标选取、研究时间段等的不同，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而且大多仅研究个别类型公共物品，对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综合研究较少。为此，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层面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显得意义十分重大。基于此，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回归方法，采用中国大陆29④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说
1994年中国全面实行分税制，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且由于分税制稳定了地方的事权，反映在财权上就是各相关支出数据的稳定化。因此，本文确定的时间段为1995—2008年。不容忽视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下放更多的事权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的纵向不平衡──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23]。结合中国的这一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应表现如下关系，为简便分析我们称之为四个理论假说：
假说1：财政分权应该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利益和权力，而且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但结合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⑤，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效应是不确定的。
假说2：正是由于1994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中央政府的财力得到充实，对于依赖于转移支付促进地方发展的西部地区来说，财政分权对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有显著的正效应。
假说3： 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远不及东部，所以从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力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应该大于中西部地区。
假说4： 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来影响农民收入的。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可能降低。
（二）分析方法
为了检验前文的理论假说以及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这里主要采用了中国大陆1995—2008年的29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农村公共物品指标的选定，为使指标不过于繁琐并尽可能具有代表性，选用各省份农村地区人均非农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fai）、各省份乡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的比重（edu）、各省份农村地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bed）及各省份全年乡村人口人均用电量（ele）（以千瓦时计量）。其中非农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可以综合反映该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情况，医疗机构床位数可以综合反映该地区医疗基础设施的情况，人均用电量可以反映该地区能源类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由于农村地区交通类公共物品往往受地域、历史因素限制并且受中央政府调控的影响较大，所以不予讨论。同时，为了避免数据大小的过大差别并提高变量间的内部一致性，我们对变量分别取对数，表示为lpfai、ledu、lbed以及lele。其他变量还包括：反映财政分权制度改进的指标Fd，反映财政分权度的指标有很多⑦，本文则采用乔宝云、温娇秀[24]等文献中的方法，计算公式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中央人均财政支出）；反映农业收入的人均农业总产值Agdp；反映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Apro。本文所有指标均从1995—2009年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直接或经简单计算得到。
如果同时将表示农村公共物品的四个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所以这里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主成分。主成分分析法是指通过降维的思想，将所有指标的信息通过少数几个指标来反映，即从N个变量中选取M个隐含因素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N>M），其主要目的是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代价将众多的观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素，从而简化问题，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
我们这里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相关矩阵出发，采用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90%（一般选取85%即可）的标准选择了两个主因素，并以两个主成分作为各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的代理变量。经研究发现，PAC1主要代指各地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基础教育、能源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情况，PAC2主要反映各地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情况。下面我们依据已经得到的反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的指标PAC1、PAC2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了使各地区之间能够进行比较，我们对选择的基本指标进行单位化计算，使大多数绝对数指标转化为相对数指标。由于选取的指标量纲不同，数值差距巨大，分布各异，为了使它们相互之间能够进行比较，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由于我们只是对样本自身的效应进行分析，并且我们也非常关心各地区的特定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这方面Panel-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更具优势，所以在本文分析中除特殊说明外，一般都为固定效应模型。
针对前文的理论假说，我们首先估计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人均纯收入Pin，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滞后一期Pin（-1）、乡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Apro、人均农业总产值Agdp、财政分权Fd以及反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综合状况的PAC1和PAC2。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其一，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PAC1、PAC2之后，除西部地区外，财政分权的参数值和显著性降低，这验证了假说4，即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进和农村公共物品层面来影响农民收入的，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效应。而对于西部而言，分税制改革──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这样的财政分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使得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能力得到增强，从而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其二，东部地区的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这验证了假说3。
其三，无论是否考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国的财政分权都对西部和中部的作用较大，对东部的作用较小。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能力。
其四，中部地区PAC2的回归系数较大，这说明中部地区的农村公共医疗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建设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效应，为探析这一原因，下面我们以PAC1、PAC2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以财政分权Fd，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变量Pgdp（-1）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的影响力问题。仍使用前文的面板数据，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从Fd的统计检验和显著性水平看，财政分权促进了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PAC2的供给，但是，除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外，无论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财政分权都没有显著性地促进了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反而抑制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从数值大小来看，财政分权对中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抑制作用力更大。这一结论验证了原假说1。但纵观西部，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与原假设2的内容不谋而合。这正如本文的假设所言，财政分权应该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利益和权力，而且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但结合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的事实，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效应是不确定的；正是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确定性显著效应，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积极效应。
四、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1995—2008年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通过制度改进和影响地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同样的财政支出所形成的地方性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差异，本文选用了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实物指标，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选用了两个主成分代指各地区农业生产、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能源基础设施情况。通过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制度改进层面上，财政分权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092个百分点、0.058个百分点、0.107个百分点、0.153个百分点；在农村公共物品层面上，财政分权每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大约分别提高0.06个百分点、0.04个百分点、0.035个百分点。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积极效应。总体而言，财政分权通过制度层面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大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从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来看，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基础教育、能源类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其次是公共医疗类农村公共物品；从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公共医疗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较大，这意味着，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建设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注释：
①改革开放初期的“七五”到“八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28%，到“九五”期间，由于国家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91—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2.16%，然而这一增长速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降至6%，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②是由Samuelson（1954、1955）、Musgrave（1959）和Arrow（1970）所构筑的对公共部门性质的理解。他们定义了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责和目标，产生了AMS视角的公共经济学。
③摘引自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页。
④本文按照一般的区域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以及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9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10个省、自治区。另，由于重庆市直辖较晚，将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故将其踢出样本之外。
⑤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15.5%，1993年为22%。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除了1996—1998这3年外，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超过50%。其中，1994年为55.7%，2008年达到53.3%。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78年其比重为52.6%，1994年为69.7%，到2008年，比重升至78.7%。
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房地产业投资，对农村水利灌溉设施、水、电、路、信息传递等设施投资较少。
⑦林毅夫（2000）对财政分权度指标的选取中，采用了边际分成率——即由省一级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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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
Financ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Peasants' Income Increase
Zhuang Pengfei, Xia Yu，Sui Dangch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rovincial data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a to the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other reforms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perio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general promoted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bviously exists the spanned differenc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weaken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armers' incom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ural public goods; farmers' income; pane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