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么大,消费水平不一样。另外,市场不成熟,政策的稳定性又不能预测。碰得好的话,你会发大财,政策一收,你就惨了。”
　　
　　几乎所有的跨国企业在审视中国市场时,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
　　但是,真的走进来后,他们也会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这是一个复杂的地方。
　　在诱惑力和复杂的考验面前,跨国巨头们或者谨慎前行,或者潜伏不动,或者卷土重来。
　　潜伏不动的阻碍在哪?卷土重来的机遇在哪?市场到底复杂在哪?对此,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专访。
　　
　　《中国周刊》:最近有关外资在中国市场进进出出的新闻层出不穷。譬如,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内地市场,ebay旗下公司借力卷土重来。进与出,你观察到的是哪种趋势?
　　何曼青:外资的进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目前,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跨国公司有退出、撤资的现象也是很正常的。这只是阶段现象,不是主流。
　　
　　《中国周刊》:对于卷土重来的外资企业来说,大环境对他们来说有何不同?
　　何曼青:前两年我们对日式手机做了研究,发现他们基本上是全线崩溃了。这里面有自身管理、技术的原因,也有政策环境的原因。日本手机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普遍很慢,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不快,这与日本企业的决策模式很相关。另外,早些年,日本手机与我们国家实行的技术标准不一样,他们的研发方向是3G,但是那时候机遇还没有到那个接口。现在中国是3G时代,他们搞这个,就是一个机遇了。
　　
　　《中国周刊》:ebay在2006年中国市场失利后,其高层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在中国市场把国外经验学得太深刻不行,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学得不精也不行,因为中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
　　何曼青:这句话很经典。在市场和政策之间,主要是如何把握火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中国这么大,消费水平不一样。另外,市场不成熟,政策的稳定性又不能预测。碰得好的话,你会发大财,政策一收,你就惨了。
　　任正非的华为就是和当地政府合作,建立合资子公司,双赢。要和政府利益、社会利益绑在一起才能发展好。
　　
　　《中国周刊》:外资在很多领域是受限的,怎样看这个问题?
　　何曼青:这也是政策原因。我们在外资投资方面有很多的行业限制。外资投资行业分允许性、鼓励性、限制性。能源是战略性行业,国家禁止外资进入,金融保险也有开放时间点。相比发达国家,我们还是一个孩子,他们已经是身强体壮的小伙子,全部进来的话,我们就会被人家行业垄断,失去经济命脉,我们国家不得不限制。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不应该有这么多限制的。
　　
　　《中国周刊》:不过,在外资进入史上,有一段时间很特殊,国家允许外资垄断某一个行业。譬如,98年柯达收购中国胶片行业。这个政策对后来有何影响?
　　何曼青:外资的并购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外资一进入就希望并购垄断。直到90年代,政策才开始放松。类似于柯達的案例,还有轮胎橡胶行业的一次全行业收购,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处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仅仅是试探性发展,可能对市场集中考虑的比较少,所以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多质疑,后来就收手了。政策随时在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在此。
　　
　　《中国周刊》: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外企的成败,同时,成败的因素还在于本土化。有人认为本土化有好有坏,外资企业学了好也学了坏。你怎么看?
　　何曼青:我们做过调研。有些跨国公司在华发展中,学会了中国的“潜规则”,双重标准操作。而中国本身的监管不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也学会了“黑”的部分。这是倒退。我觉得外企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
　　
　　《中国周刊》:有些外企对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在被渐渐弱化?
　　何曼青:外资企业拿着一个包裹,里面有钱,有技术,有人才。如果没有跨国公司,就没有长虹、TCL的发展。当年,吴士宏从微软跑到TCL,外企人才到民营企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之前,我们需要外资,需要这个包裹,所以有优惠政策。之后,整体的要求不一样了。政策倾斜也由原来按照所有制,逐渐改为按照产业结构,谁有优势谁上。只能说,中国政策对外企的态度越来越公平了。
　　商场如战场,照顾的越多,伤害的也越多。大家的生存发展条件一样,生存能力自己适应去。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是没有优惠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