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出现在我的书中有两回，一次是入狱，一次是种橙。
　　1980年代，他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以十七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计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他到1996年却因贪获罪，金额700万元左右，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時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千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褚时健重新回到大众面前是2012年，以十分戏剧性的方式。过去的十年里，他一直在种甜橙。2003年，刚刚登完云南哈巴雪山的王石顺道去看望褚时健，在哀牢山的一个小山坳里，他看见70多岁的老人蹲在路边与一个铺设水管的工人讨价还价，工人开价80元，老人还价60元。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五六年后吧。”
　　到2008年，褚时健的橙子结果了，他起名叫“云冠”，但当地人却顺口地管它们叫“褚橙”。到2012年，褚橙的产量达到一万吨，销售突然成了一个新的难题。10月，“本来生活”电商网站找到了褚时健，希望包销20吨褚橙。褚时健从不上网，但他下意识地觉得可以试试。
　　2012年11月5日，褚橙上线，五分钟就让“本来生活”网的服务器直接宕机了，三天内，20吨售罄，网站紧急加货，10天内卖掉了200吨。没有人会料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格化产品，会由一位“囚困”于哀牢山的85岁老人来引爆。“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网站的几个年轻人为褚橙想出来的推广词，几个简单的汉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这些年，每逢“褚橙”新鲜面市，我都会去网上默默地订购两箱，一是感奋于八旬老人的创业励志，再则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与“苦涩”。一个能让平凡人发光的时代，大抵就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了。人生真的不如一只橙子，难得圆满，苦甜莫辩。
　　做挽联一幅，送褚时健——这一生大起大落，五十岁称王，七十岁入狱，八十岁种橙，九十一岁终走了;那岁月有甜有苦，高峰处有风，低谷时有光，激流涤残躯，哀牢山上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