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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正播放着访谈节目,一个有钱人给一个女孩负担了部分上大学的学费。有钱人向主持人描述着女孩家穷困的状况,女孩低着头,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最后,女孩轻轻地说,我家在我们村里也不算最穷的。
我由此想起童年的一段往事——
那时,我们家刚刚搬到一个新地方。一天,来了位大婶,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放了只勺子。她告诉母亲,自己的男人常年生病在床,吃不起西药,每天只好喝偏方调制的中药。那是种奇苦的药,苦味能让人的舌根变得僵硬。她不停地喷着嘴,描述着那种奇异的苦味。
大婶起身要走了,母亲拦住了她,声音低低地说,其实我们家也不富裕,一家六口靠一点微薄的工资吃饭,不过前几天碰巧买了一些糖,没有其他像样的东西可送,我只能送给你一点糖了。
那年代,糖在乡村是稀罕物,母亲拿起大婶手中的碗,用勺子挖了半碗糖递给她。最后,母亲看中了大婶手指上的顶针,提出借过来用三天。大婶听说母亲要借顶针,显得非常高兴。其实,像这样的顶针,母亲有三只。
母亲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制造平等。当教师的母亲说,处在穷困中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自尊。帮助人,需要平等的心态和氛围,而不应声张。如果居高临下,别人就好像在接受你的施舍,心中必然怀着屈辱。
有钱人的尊严只是一种摆设,而受助者的尊严则是抵御风寒的心灵外衣,他们要靠它来抵御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匮乏、不平、委屈,乃至悲伤。它给受助者心灵保持适当的温度,孕育图强的动力、抗争的勇气。你可以伸出一双手去温暖另一双手,但不可以用这双手去剥开他人心灵的外衣,拿受助者的贫困作展览。
(朱茂星摘自读者文学)
我由此想起童年的一段往事——
那时,我们家刚刚搬到一个新地方。一天,来了位大婶,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放了只勺子。她告诉母亲,自己的男人常年生病在床,吃不起西药,每天只好喝偏方调制的中药。那是种奇苦的药,苦味能让人的舌根变得僵硬。她不停地喷着嘴,描述着那种奇异的苦味。
大婶起身要走了,母亲拦住了她,声音低低地说,其实我们家也不富裕,一家六口靠一点微薄的工资吃饭,不过前几天碰巧买了一些糖,没有其他像样的东西可送,我只能送给你一点糖了。
那年代,糖在乡村是稀罕物,母亲拿起大婶手中的碗,用勺子挖了半碗糖递给她。最后,母亲看中了大婶手指上的顶针,提出借过来用三天。大婶听说母亲要借顶针,显得非常高兴。其实,像这样的顶针,母亲有三只。
母亲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制造平等。当教师的母亲说,处在穷困中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自尊。帮助人,需要平等的心态和氛围,而不应声张。如果居高临下,别人就好像在接受你的施舍,心中必然怀着屈辱。
有钱人的尊严只是一种摆设,而受助者的尊严则是抵御风寒的心灵外衣,他们要靠它来抵御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匮乏、不平、委屈,乃至悲伤。它给受助者心灵保持适当的温度,孕育图强的动力、抗争的勇气。你可以伸出一双手去温暖另一双手,但不可以用这双手去剥开他人心灵的外衣,拿受助者的贫困作展览。
(朱茂星摘自读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