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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企业经营的失败不是用经营管理知识缺乏所能解释的。一些知名大企业,由职业经理人执掌,拥有专业化人才队伍,被经济管理知识所武装,却引领企业走向与人们的期望完全不同的结局,使人们对企业盛衰的内在决定因素产生了巨大的困惑。
企业经营的宗旨是创造财富和经济效益,其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生产经营成本。然而现实中,除了通常的生产成本,企业还会承担一些额外的负担,例如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意想不到的损失,因为内部机制缺陷而使公司的利益被输送等。
成本之外的成本
纵观国内外案例,企业决策的失误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归纳起来,可以从认知与心理偏差、代理冲突、道德风险等方面来探讨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将其归纳为行为成本、代理成本和道德成本。这三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其表现形式可能是货币性的显性成本, 也可能是隐性成本,如因选择次优方案造成的收入减少,还可能是未来可能付出的惩罚、赔偿等潜在的代价。
行为成本
行为成本是与决策者认知缺陷或心理偏差相联系的价值损失。行为成本的产生往往是决策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决策者常常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因为自身心理偏差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以至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内部行为成本,即由于公司管理者自身的心理与认知偏差导致决策失误而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损失。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其认知、心理和情绪偏差直接影响经理人对信息的注意和对风险的感知,并影响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决策。例如,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投资项目过于乐观, 高估成功的概率,低估项目收益的波动性和风险。研究表明,99%以上的管理者高估了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因而倾向于采用比较激进的融资政策, 并导致过度投资。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委托代理冲突,决策者在良好的动机下也会作出有损于公司价值的决策,因而传统的激励契约并不能减轻管理者心理偏差的负面影响。
索尼公司就存在一个行为成本的故事。特丽珑彩色显像管是索尼公司对世界产生极大影响的技术之一,但这项技术在大规模面世之前曾令索尼公司陷入财务危机。1961年,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在美国商业展览上看到了这种快速、高亮度的阴极射线管技术,便经转让得到技术许可,用来设计彩色电视机。1964年,公司成功制造出样机,但产品合格率很低,生产成本是销售价格的2倍多。但在井深大的坚持下,公司亏本生产和销售13000套,直到1966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濒临破产时,井深大才同意终止生产。直到1968年,公司才克服技术难关,制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CRT时代的骄傲。
井深大是索尼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其经济利益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代理冲突,显然是其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行为成本。
外部行为成本,即由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的非理性预期以及资本市场的定价错误,迫使或诱导企业做出短视行为而导致公司价值的损失。对上市公司而言,由于与资本市场存在密切的联系,其公司的内在价值外在地表现为股票价格,外部投资者根据公司的盈利预测推断股票价格,而股票价格又反过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大量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常常是非理性的,他们的错误判断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公司基本价值。为了迎合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经理人会注重公司的近期收益及短期股票价格的表现。
与“经济增加值”相比,“会计收益”与股票回报有更高的相关性。管理者往往会面临两难选择:资本配置常常需要在短期收益和长期价值之间进行选择,一方面要致力于选择以“贴现现金流”及“经济增加值”来衡量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每股收益”,而这两个目标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经理人在自利动机下做出的有损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由于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众所周知的委托代理矛盾。代理冲突可能导致管理者作决策时违背诚信、勤勉尽责的行为准则,偏离委托人的利益要求,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代理成本明显地存在于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公司的决策在增加一方福利的同时,往往会减少另一方的福利。例如,经理人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望的财务政策。
泰科公司的代理成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2002年被迫辞职,泰科公司的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都是美国最著名的CEO之一,他因公开宣称致力于公司治理的高标准而出名,却涉嫌为个人利益转移了泰科公司1.35亿美元资金。此外,他还被控告为提高公司股价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并以高价卖出5.75亿美元的股票。科兹洛夫斯基曾对泰科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92年,他成为泰科的CEO时,泰科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在他的一手操作下,通过并购使公司规模迅速膨胀,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集团之一。泰科因此获得了《商业周刊》和《财富》的无数美誉。然而,随着成功与地位的不断攀升,他的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赢得了“奢侈之王”的称号,而这些奢华的背后却是他对公司资产的严重侵蚀。
显然,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和代理人的守约成本是制订、管理和实施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成本,在合同最优但又不完全被执行时则产生剩余损失。如果对代理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可能会产生难以计量的剩余损失。
道德成本
道德成本是因公司所有者或经理人所进行的有利于自身利益但损害他人利益从而产生负的外部社会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因为外部的制约机制而最终遭受惩罚。它可以理解为企业与债权人、供应商、政府、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时采取的一种非合作的对策,或者因违规、违约、违法或违背商业道德准则的行为而承担的风险。
共赢,通常都是人们愿意遵从的初始原则,当共赢无法做到,不得不在自利和利他之间作出相互冲突的选择时,人们通常会放弃他人的利益。这看上去是由伦理道德匮乏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种短期理性行为从长期来看是非理性的。因为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经营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多方博弈过程,博弈各方从自身角度寻找最优策略从而形成均衡,合作共赢思想即使不能获得每次决策的最优化,却能获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是一种既符合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也符合成本原则的长期理性策略。企业是股东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多方形成的一个契约,企业利润是所有者与契约各方的共同利益。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经济,市场规则及交易的公正性决定了经营的有序性。人们一旦因利益的诱惑而做出某些违规违法的败德行为,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正如常言所说的,“一个谎言十个难圆”,如果形成一种行为惯式,最终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企业经营的宗旨是创造财富和经济效益,其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生产经营成本。然而现实中,除了通常的生产成本,企业还会承担一些额外的负担,例如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意想不到的损失,因为内部机制缺陷而使公司的利益被输送等。
成本之外的成本
纵观国内外案例,企业决策的失误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归纳起来,可以从认知与心理偏差、代理冲突、道德风险等方面来探讨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将其归纳为行为成本、代理成本和道德成本。这三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其表现形式可能是货币性的显性成本, 也可能是隐性成本,如因选择次优方案造成的收入减少,还可能是未来可能付出的惩罚、赔偿等潜在的代价。
行为成本
行为成本是与决策者认知缺陷或心理偏差相联系的价值损失。行为成本的产生往往是决策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决策者常常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因为自身心理偏差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以至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内部行为成本,即由于公司管理者自身的心理与认知偏差导致决策失误而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损失。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其认知、心理和情绪偏差直接影响经理人对信息的注意和对风险的感知,并影响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决策。例如,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投资项目过于乐观, 高估成功的概率,低估项目收益的波动性和风险。研究表明,99%以上的管理者高估了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因而倾向于采用比较激进的融资政策, 并导致过度投资。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委托代理冲突,决策者在良好的动机下也会作出有损于公司价值的决策,因而传统的激励契约并不能减轻管理者心理偏差的负面影响。
索尼公司就存在一个行为成本的故事。特丽珑彩色显像管是索尼公司对世界产生极大影响的技术之一,但这项技术在大规模面世之前曾令索尼公司陷入财务危机。1961年,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在美国商业展览上看到了这种快速、高亮度的阴极射线管技术,便经转让得到技术许可,用来设计彩色电视机。1964年,公司成功制造出样机,但产品合格率很低,生产成本是销售价格的2倍多。但在井深大的坚持下,公司亏本生产和销售13000套,直到1966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濒临破产时,井深大才同意终止生产。直到1968年,公司才克服技术难关,制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CRT时代的骄傲。
井深大是索尼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其经济利益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代理冲突,显然是其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行为成本。
外部行为成本,即由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的非理性预期以及资本市场的定价错误,迫使或诱导企业做出短视行为而导致公司价值的损失。对上市公司而言,由于与资本市场存在密切的联系,其公司的内在价值外在地表现为股票价格,外部投资者根据公司的盈利预测推断股票价格,而股票价格又反过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大量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常常是非理性的,他们的错误判断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公司基本价值。为了迎合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经理人会注重公司的近期收益及短期股票价格的表现。
与“经济增加值”相比,“会计收益”与股票回报有更高的相关性。管理者往往会面临两难选择:资本配置常常需要在短期收益和长期价值之间进行选择,一方面要致力于选择以“贴现现金流”及“经济增加值”来衡量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每股收益”,而这两个目标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经理人在自利动机下做出的有损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由于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众所周知的委托代理矛盾。代理冲突可能导致管理者作决策时违背诚信、勤勉尽责的行为准则,偏离委托人的利益要求,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代理成本明显地存在于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公司的决策在增加一方福利的同时,往往会减少另一方的福利。例如,经理人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望的财务政策。
泰科公司的代理成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2002年被迫辞职,泰科公司的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都是美国最著名的CEO之一,他因公开宣称致力于公司治理的高标准而出名,却涉嫌为个人利益转移了泰科公司1.35亿美元资金。此外,他还被控告为提高公司股价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并以高价卖出5.75亿美元的股票。科兹洛夫斯基曾对泰科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92年,他成为泰科的CEO时,泰科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在他的一手操作下,通过并购使公司规模迅速膨胀,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集团之一。泰科因此获得了《商业周刊》和《财富》的无数美誉。然而,随着成功与地位的不断攀升,他的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赢得了“奢侈之王”的称号,而这些奢华的背后却是他对公司资产的严重侵蚀。
显然,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和代理人的守约成本是制订、管理和实施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成本,在合同最优但又不完全被执行时则产生剩余损失。如果对代理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可能会产生难以计量的剩余损失。
道德成本
道德成本是因公司所有者或经理人所进行的有利于自身利益但损害他人利益从而产生负的外部社会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因为外部的制约机制而最终遭受惩罚。它可以理解为企业与债权人、供应商、政府、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时采取的一种非合作的对策,或者因违规、违约、违法或违背商业道德准则的行为而承担的风险。
共赢,通常都是人们愿意遵从的初始原则,当共赢无法做到,不得不在自利和利他之间作出相互冲突的选择时,人们通常会放弃他人的利益。这看上去是由伦理道德匮乏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种短期理性行为从长期来看是非理性的。因为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经营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多方博弈过程,博弈各方从自身角度寻找最优策略从而形成均衡,合作共赢思想即使不能获得每次决策的最优化,却能获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是一种既符合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也符合成本原则的长期理性策略。企业是股东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多方形成的一个契约,企业利润是所有者与契约各方的共同利益。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经济,市场规则及交易的公正性决定了经营的有序性。人们一旦因利益的诱惑而做出某些违规违法的败德行为,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正如常言所说的,“一个谎言十个难圆”,如果形成一种行为惯式,最终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