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美国,因其社会和文化中浓厚的古典氛围,充分利用了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政治遗产。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代表们就有关中央政府权威、参众两院的设置、行政首脑的单人负责制以及常备军的创设进行辩论时,都从正面或者反面参照了古代的先例。在批准宪法过程中,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围绕着近代国家中共和政体是否可行、议员与选民的关系、选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力、常备军在近代国家的角色等,都借用古典传统做了深入讨论。反联邦派的理想,在许多方面复活了古典共和与民主传统。可以说,古典传统在构建近代美国的基本政体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不管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都对古代做了创造性的解读,给古代历史添加了不少近代的内容,也忽略了古代政治中很多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是在近代国家的框架和制度中来利用和改造古代传统,代表制、总统制、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常备军的创设,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国家的要求而非古代的传统。当美国政体初步稳定下来并表现出活力时,古典传统就逐渐退居幕后,不复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根本因素。潘恩和杰斐逊对古代传统的拒绝,代表了当时美国相当一批政治精英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