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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是政党政治的主题之一，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始终牢记自身使命，不忘人民利益，力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并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使廉政建设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力举措。
一、历史经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廉政建设方面亦有我们可汲取的有益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 加强廉政教育。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并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古代国家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私塾、乡学到国子监，学校教育制度之完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属于前列。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撰写《训俭示廉》的家训。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将来“居官必贿”。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对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为臣贪，必丧其身。”
2. 建立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察。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明清时期改为都察院），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地方为州刺史（宋代改为通判）。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开始，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从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顾炎武：《日知录》）明清时期常用新科状元、进士充任监察史巡视地方，借其初登殿堂，敢作敢为，且在朝中没有“裙带”关系，敢于查处官吏的腐败行为。
3. 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的廉政制度。古代的封建王朝还创立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制度，如官员回避制度、轮调制度以及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官员回避制度。它初创于汉代，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并不断完善，到明清时期实行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等众多的回避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或徇私枉法。
4. 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历代封建明君都非常注意用人问题。在他们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称职”者加一级，有官缺时优先晋升。凡属贪、酷、浮躁等不合格者，轻则罢官，重则终身禁锢或斩首弃市。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封建王朝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
5. 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6. 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
二、它山之石
根据最近几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排在全球前10位的最清廉国家分别是：2005年，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2006年，芬兰、冰岛、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荷兰；2007年，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2008年，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瑞士、冰岛、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政府何以如此廉洁？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1. 专门立法依法治腐。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早在20世纪初叶，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 独立机构专司反腐。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和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 透明政治阳光拒腐。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在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对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4. 严格执法利剑惩腐。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 倡行廉德文化御腐。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 落实制度细节防腐。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入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他渎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入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忧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三、筑牢防线
党的十八大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传递出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新常态下我们不忘历史经验，借鉴“它山之石”，筑牢廉政底线势在必行。
1.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义重大。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他强调：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
2.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复杂艰巨。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3. 廉政教育及廉政文化建设时不我待。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4. 理想信念及严明的纪律是党廉政建设的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5. 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
6.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7.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8.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一、历史经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廉政建设方面亦有我们可汲取的有益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 加强廉政教育。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并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古代国家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私塾、乡学到国子监，学校教育制度之完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属于前列。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撰写《训俭示廉》的家训。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将来“居官必贿”。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对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为臣贪，必丧其身。”
2. 建立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察。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明清时期改为都察院），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地方为州刺史（宋代改为通判）。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开始，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从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顾炎武：《日知录》）明清时期常用新科状元、进士充任监察史巡视地方，借其初登殿堂，敢作敢为，且在朝中没有“裙带”关系，敢于查处官吏的腐败行为。
3. 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的廉政制度。古代的封建王朝还创立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制度，如官员回避制度、轮调制度以及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官员回避制度。它初创于汉代，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并不断完善，到明清时期实行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等众多的回避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或徇私枉法。
4. 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历代封建明君都非常注意用人问题。在他们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称职”者加一级，有官缺时优先晋升。凡属贪、酷、浮躁等不合格者，轻则罢官，重则终身禁锢或斩首弃市。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封建王朝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
5. 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6. 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
二、它山之石
根据最近几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排在全球前10位的最清廉国家分别是：2005年，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2006年，芬兰、冰岛、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荷兰；2007年，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2008年，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瑞士、冰岛、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政府何以如此廉洁？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1. 专门立法依法治腐。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早在20世纪初叶，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 独立机构专司反腐。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和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 透明政治阳光拒腐。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在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对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4. 严格执法利剑惩腐。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 倡行廉德文化御腐。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 落实制度细节防腐。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入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他渎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入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忧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三、筑牢防线
党的十八大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传递出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新常态下我们不忘历史经验，借鉴“它山之石”，筑牢廉政底线势在必行。
1.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义重大。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他强调：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
2.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复杂艰巨。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3. 廉政教育及廉政文化建设时不我待。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4. 理想信念及严明的纪律是党廉政建设的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5. 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
6.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7.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8.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