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好标语，胜过千条枪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同年10月，贺龙率湘鄂西红三军，从洪湖出发，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南下，开始了“小长征”。
　　地处渝（川）陕鄂交界的巫溪，素有“巴夔户牖，秦楚咽喉”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入巫溪后，红三军智取一线天、激战七蟒峡大获全胜，国民党时任巫溪县长蒋登弟吓得弃城逃跑。

　　12月18日，红三军行至巫溪通城镇长红村时天色已晚，因山路险峻不宜夜行，贺龙决定就地宿营，司令部就设在还乡团张传松家的院子里。
　　当晚，贺龙在张家大院召开会议，确定了攻打巫山大昌镇的作战计划。走出房门，见门口有泥墙，就让政工人员写了几句标语。
　　“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战”“分配土豪的粮食衣服给穷人”等通俗易懂的标语跃然墙上，短短15个字，用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回答了红军“为了谁，依靠谁，服務谁”的深刻问题。
　　此前，国民党一直对红军进行反面宣传，很多老百姓甚至害怕得躲了起来，但红三军在巫溪的短短5天，就让老百姓从害怕转为了拥护。
　　红三军进城后不久，一位战士烤火取暖，引燃了贫农彭丰相家的草房；另一名战士为了“打牙祭”，误把百姓范永红家的肥猪当作地主家的猪拖走了。“红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老百姓的拥护，有铁一般的纪律。”司令部商议后作出决议：“为严肃军纪，还百姓公道，决定处决这两名战士。”
　　这些标语不只是红军的口号，更是他们的信仰。正是这坚定的信仰之光，驱散了老百姓心中的疑云，照亮了革命的道路。（摘自《重庆日报》，彭瑜/文）

烈火中永生的抗日英雄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191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赵伊坪在郾城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建立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1935年，赵伊坪调往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国文教员，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在“放下教鞭，唤醒士兵参加抗战”的号召下，赵伊坪转到鲁西北范筑先的部队任秘书科文书，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伊坪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范筑先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正确道路。

　　1937年底，赵伊坪转到中共鲁西北特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第六区政治部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还主持了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的工作，常常撰写社论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使该报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9年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晨，先遣纵队在茌平琉璃寺一带遭遇日军。激战至傍晚，赵伊坪中弹负伤，不幸落入日军魔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赵伊坪英勇不屈，高声痛斥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我宁可站着死，也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地往他身上浇满汽油，放火点燃。年仅29岁的赵伊坪，用尽最后的气力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摘自《人民日报》，张浩然/文）

毛泽东的三次重要“对谈”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让国人付出了无比沉痛的代价。为了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新中国的发展大计。其间，发生的三次重要“对谈”，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后作出指示：“过去，我党因骄傲犯下的错误，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切勿再犯。”11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致函郭沫若：“我们把你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问题，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会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被称为“甲申对”。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人来延安考察。毛泽东问：“有何感想？”黄炎培答：“我这一生六十多年看到的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乃至一国，大多如此。回顾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都没跳出这‘周期率’。据我了解，中共诸君一直在寻找一条新路，希望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稍作思考，说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的对谈，史称“窑洞对”。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适逢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都要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摘自《北京日报》，石仲泉/文）

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一面狠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面积极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新路径。
　　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很多企业都出现了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效益的局面，解决这一难题迫在眉睫。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李先念决定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企业要搞好，就要扩大其自主权。”
　　1979年初，经多方调研，国家经委草拟文件“扩权十条”，但財政部却有顾虑：过去，企业的全部收入都要上交国家财政部门，现在放了权、让了利，国家财政收会入减少，不利于收支平衡。
　　为此，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又进行了反复研究，最终对放权让利、搞活企业作了系列新规，既兼顾了国家利益，又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79年下半年，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我国企业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摘自《北京日报》，贺卫华/文）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

　　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嘱，对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
　　第一份遗嘱写于1982年6月17日，主要内容为：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的亲属，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从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公布以上要求，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
　　第二份遗嘱写于1982年11月5日，主要内容为：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和周恩来共住的房子交公处理；中办发给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个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音、其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储清理酌处；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给身边工作的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这份遗嘱除了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之外，邓颖超还对个人所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都作了细致安排。
　　为了匡正党风，邓颖超特意在遗嘱中提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处理。这两份遗嘱，是邓颖超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展现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身为党和国家奉献自我的崇高境界。（摘自《人民日报》，刘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