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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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我生在伊豆,但在那里只待到10岁。
  在我小学四年级结业前夕,父亲突然宣布:“我们要搬家了,到山梨县身延町(“町”相当于中国的县)去。我有了新的工作,可以赚大钱,已经在那里建了房子,很大的,可以让你们过好日子哦。”我们全家闪电般地收拾东西,根本没时间犹豫。我当时已是非常不错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7米以上,体重75公斤。
  我、弟弟和妹妹都转到了新的小学——身延小学。我上五年级,弟弟上四年级,妹妹上一年级。妹妹还好,刚入小学,没有离别,只有开始。我和弟弟离开了原来的朋友,有些伤感,但也勇敢地融入了新的环境。我和弟弟在爸爸的指导下每天晨跑5公里,放学后跑5公里,上学来回还要走10公里。在学校的运动会和地区的跑步比赛中,没有人能赶得上我们。要么是我第一弟弟第二,要么是弟弟第一我第二。
  我们还参加了学校的棒球队。虽然棒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体育项目,但通过强化训练,我和弟弟很快就超越其他队友了。日本人讲究“文武两道”,相信把学习和锻炼兼顾好,才能成材。今天。在日本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等很多领域表现出色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当运动员的经历。这一点,中国的朋友似乎可以借鉴,不要把学习和体育看做不相干的事。
  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小学毕业后,决定不去上身延的中学,而去考位于山梨县县厅所在地(相当于中国的省会)甲府市的私立学校——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山梨学院大学有附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和大学的体育水平是山梨学院引以为傲的招牌。但我上的初中就像中国中学的实验班似的,非常注重文化课学习和升学率。我记得,入学面试的时候,我对面试官说:“我最擅长的是体育,希望将来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给母校带来光荣。”面试官反驳说:“加藤君,山梨学院的初中、高中实验班是为培养能够上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人才而设立的,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参加正式的体育比赛,你明白吗?如果想从事体育,你最好去读其他初中。”我误会了,虽然山梨学院的体育很有名,但在高巾阶段。实验班和校队班是分开的,两者几乎没有交流。如果我上这里的初中,到了高中阶段,自动被送到实验班,就不能搞体育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先点头:“哈伊,我会好好学习的。”
  进山梨学院附属中学初巾部之后,我先是乖乖地学习,成绩也还说得过去。在这所全国精英集中的重点学校100多个学生中,我的成绩排在前20名。当时,我住的身延离学校很远,坐电车单程一个半小时。每天早上6点半动身去车站,8点半到学校:下午5点钟放学,7点钟才能到家。每天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了家,我立刻换衣服,在父亲的指导下跟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钟,洗澡,吃饭。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虽然每天兼顾上学、跑步很辛苦,但我坚持了下来。初二时,我正式到县田径协会登记,参加各种比赛。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发现,我这样做是违规的。在父亲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运动成绩提高得飞快。参加县里的比赛后。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山梨县前几名的选手。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越跑越快,教练们和县田径协会的领导们都把我看成一颗新星。随后,在把县级比赛基本搞定之后,我开始参加关东地区(相当于中围的“华北”、“华南”等大区的概念)的比赛,后来还参加了全国大赛及国家青年队的集训,这是我田径生涯中最大的光荣。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下一个夏天的全国大赛800米和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的结果。接下来,我不得不休息两个月。临近比赛,我的状态不太好。我从小就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去毕业旅行了。我们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旅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让我开阔了眼界,萌发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我想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发现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我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
  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我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并且可以有很多选择。
  其实,从那时起,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批评我不集中精力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精力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四处不讨好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
  
  我是“童工”出身
  
  我13岁的时候,通过父亲的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日本人爱看报纸,影响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份的发行量。不仅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也都订报。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
  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者服务是我工作的宗旨,要么不做,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参加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也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天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10到11点钟才睡觉。我每天平均睡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懒惰的。”
  每天这样,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肯定有关。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月薪有5万日元(约相当于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还要支出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就 开始挣钱。我们从13岁起在经济上独立了,不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
  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送报纸,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做翻译。这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TOEIC(国际交流英语测评)几乎考了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做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
  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让人郁闷。后来,我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才明白日本其实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学习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有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
  翻译工作报酬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1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译10个文件,就可以拿到10万日元(约相当于7000元人民币)。我有时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阳光,就有人来找。但这个活儿不稳定,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后来,挣的钱除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家人,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感觉真是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节选部分略有改动。邮购电话:025-83280261。邮购地址:江苏南京市中央路165号8楼江苏文艺出版社。邮编:210009。联系人: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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