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尽管温州人出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策略，不断强调当前的危机如何比2008年严重，但不管从这场危机的经济背景—货币超发、经济高增长和底层工资快速上涨之后越来越严重的通胀，还是危机的表现形式—政府为治理通胀紧缩信贷导致非正规金融膨胀、失控并最终崩溃而言，这场危机与2008年的危机没有多少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2008年温州危机深化的过程，被相当程度上嫁祸给随后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后又被各国政府主要是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所掩盖。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温州危机，它只是整个世界危机系统中的一部分。
　　现在，2008年那些被有意掩盖和人为推后的危机，包括温州危机，发展得更深重，与中国和世界再续前缘，如此而已。所以，这不是两场危机，而是被救市打断的同一场危机而已。那场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场危机一样是什么原因。
　　出于各种目的和倾向，主流舆论更多愿意把温州高利贷的盛行，归咎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进而把政府的管制行为归结为思想不开化以及国有银行等利益集团的操纵。
　　这只是问题最简单省力的答案，远非问题的全部。首先，2011年中国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增幅是高于整个中国信贷增幅的，不存在对中小企业更不利的信贷环境。
　　其次，严格的金融管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美国大银行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但中国中央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政治诉求之下，不仅是“大到不能倒”，就是小银行也不能倒—这在1990年代全国各乡镇基金会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了—因为这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威胁稳定。
　　实际上，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的银行出现过倒闭和注销，但最终没有一个被破产清算，而是由其他更大的银行接盘，对储户的负债被新机构或者政府接下。政府的逻辑在于：如果最终同样都是我埋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我很难控制其行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
　　于是，这样的政经机制就产生了一个重大负向激励—因为最终有政府埋单，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后并不尽力控制风险，而是尽量使收益最大化（当然，国有银行也常有此倾向）。实际上，在这次温州危机中，那些经营高利贷而破产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和投资公司，以及他们的投资人和上线放贷人，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试图以制造群体性事件和“把事情搞大”这样的方式，以威胁“社会稳定”来与政府博弈，要求政府为他们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