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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废待兴的改革之初，中国经济已近崩溃边缘，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重的商品短缺将中国经济推向十字路口，如果继续靠“大锅饭”的方式解决诸多民生问题，只能是给粥锅里添水，既不能共同温饱，更不可能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少扩大了一部分行业和“一部分人”生存发展之路。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动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只是到了现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确实富裕了，而另一部分人非但没有跟着富起来，有的反倒越来越穷了。因此，有愤青开始怀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合理性，甚至想否定其历史意义。
　　不能对邓小平理论产生误解。相信小平同志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部分人的先富，绝对不会有中国的整体国富。西方社会发展证明，在机会公平制度的保障下，只有社会财富相对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上，才能发挥以财富创造财富的最大效能。比如说，用一亿的资金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会再创造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新增财富，但要是把这一亿资金拿去救济一亿的穷人，不但救济不了穷人，就是想实现一分钱的增值也不可能。
　　西方历史代表不了中国，但中国的发展不能违背科学规律。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底应该怎么“让”？如果“让”就意味着权力的赐予和对公平机会的抹杀，那就等于让没有得到机会的另一部分人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作出牺牲。
　　为什么中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另一部分人并没有富裕起来呢？有舆论认为，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行业集团垄断和政策法规滞后造成的，特别是有些政策措施非但没有体现出共同富裕的社会原则，反而还是站在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立场说话，有些先富起来的人缺少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贫富悬殊在日益加大的同时，又构成了新的社会矛盾。
　　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再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已经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但也不可能是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所有人。让一部分人和再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有点像公共交通承载乘客，一方面要尽量满足公众的乘坐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让乘客得到平等乘坐的机会。换句话说，“再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让人民都享有富起来的公平机会，谁抓住机会富起来，谁就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后来者，谁没有抓住机会，也不等于再没有了机会。若真如此，那些没有搭上公交车的乘客，即使在站牌下多等一会儿，也不会对车上的人恨之入骨，因为只要乘车机会公平合理，有先有后也是自然。
　　与愤青相比，理想主义者的愿望也许可笑，但也未必不可行。一个国家要想形成良性的造富机制，首先就要在制度公平和法治公平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机会公平。要知道，真正和谐的社会是机会公平而不是财富公平，这个理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质。
　　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还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财富分配的公平，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个民族为“均贫富”呐喊了几千年之后依然还有人对富人的财富耿耿于怀，显然是在机会公平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以为，靠政策扶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让富人接济穷人并不代表社会的良心，而把致富的机会公平地还给那些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也许比任何扶助和接济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