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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越是公开、透明、参与性强的政治过程，越能带来理性、开放的民意结果。
2016年夏，全国各流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洪灾，虽然受灾群众都已得到安置，但致使洪灾发生的原因，尤其是人为原因，仍值得反思。
回顾受到最多关注的河北邢台大贤村洪灾，其实那里并不是洪水最猛烈的地方，也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却成为了焦点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在泄洪前没有通知到位，使得天灾转化为人祸。洪灾过后，关于泄洪人祸致灾、要求当地政府担责的民意已经形成。
大型灾难往往会成为社会心理的灾难，并因此带来民众心理的失衡——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会让人们选择愤怒地表达。这一次，人们诉求于网络正义的吁求更加强烈，加入的其他社会成员也更多。由于手机的普及，灾难图片的传播很快就调动起人们的情绪。不仅如此，微博以及其它自媒体也成了民众表达舆论的最佳场所。
和以往一些网络大V引导民意的认知相反，本次邢台事件反映出：即使没有微博大V，民意也一样能够聚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网络上，相关吁求也大多是就事论事。这说明，普通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敏感性和政治表达能力都在提升，民意正在寻找独特而有效的形成路径。
民意带来政治合法性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政治层面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都是源于被治理者的变化，而不是治理者的变化：当土耳其人从认可世俗主义到普遍认同伊斯兰化的时候，土耳其的军人及其世俗化的历史使命就不那么受人待见了；当被全球移民浪潮惊到了的英国人想退回民族国家的温暖怀抱时，他们不小心就脱离了自己经济上的重要伙伴欧盟和政治上的领导人卡梅伦；当更多的美国人因社会分化而逐渐从理性的中产阶级转变为心怀不满的“熊孩子”的时候，特朗普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出声音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老百姓都在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这些选择并不一定那么理性公正。
和从猿到人的人类发展历史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塑造了它的使用者，而非相反。全球范围看，现在的民意工具已进步到国家有什么，社会也有；治理者有什么，被治理者也有的程度。举个例子，国家有媒体（电视台、报纸），民间也有媒体（电视台、报纸、网络、自媒体）；教育机构包括公立学校，也包括私立学校。甚至在有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媒体，媒体都在民间，比如美国的CNN、FOX。
以治理集团的封闭性角度来评价，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政治严格说来都还是精英民主。但在今天，在许多国家原来行之有效的精英治理手法正在受到普遍冲击。当更多国家的国民开始把自己当作公民对待的时候，他们就会向社会、向企业、向政府要求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而悠久的精英政治传统也就难以顺利地继续下去了。目下被许多人批评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实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精英政治的危机。
在民意自我聚集、自我塑造能力空前强大的时代，民意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显而易见。政治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拉近过，电视画面上触手可及、网络上经常参与互动的政治家，也让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更加严格，更加不会把他们当作不会犯错的圣人。无论这民意的内容如何，表现形式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舆论爆发，都不可轻忽，因为它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
政治家如何应对民意
在这个民意带来合法性的时代，在亚洲、欧洲和美国，政治家们正在努力因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而改弦更张，虽然对政治改革的方向争议不休，但改革的密度和力度都超乎以往。而他们的优势在于，以往的精英民主、选举制度、新闻舆论等政治上的安排，即便无法完全容纳民意政治的冲击，但仍积聚起相对开放顺畅的政治表达过程，让汹汹民意乃至民粹主义都被消化在政治框架之内，不至于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
在中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尚未能完全适应这个民意政治时代的来临，一些官员仍停留在“只唯上不唯实”的传统精英政治的水平，潜意识里认为是上级领导决定着自己的政治命运，而忽视治理对象的诉求。
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那里，民意并非运动的原因，而是运动的结果。这意味着民意实际上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也是经过许多相似的案例处理之后，人们对政府、对政治本身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看法，并藉由某种时机爆发。这也暗示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民意产生、聚集的路径各不相同，由此带来的民意指向、理性化程度等也不尽相同。
事实上，越是公开、透明、参与性强的政治过程，越能带来理性、开放的民意结果。这就给了政府以引导和塑造民意的机会。但这种引导和塑造决不是与民众和媒体争夺话语权（这反而会成为冲突的理由），而是以组织化、参与、沟通等方式建构新的政治过程。而所谓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即通过制度吸纳，使得民意成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而不是相反。
当前，一方面，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长期缺位、治理能力不足，造成农村政治松散的现状，在日常生活和灾难中过于依赖政府，既造成农村社会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性，也让基层政府负担了过多的责任而不堪重负，稍有不慎就将承受批评。如托克维尔所言，当政府集中了过多的权力时，也就“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遇到各种不顺都会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归咎于政府”。许多灾难事件实际上并非政府因素所导致，但这种论调却符合了人们在潜意识里对基层政府的认知，以及寻找灾害替罪羊的心理需要，因而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当负面民意汹涌而来时，站在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往往措手不及。凭借本能试图达至表面的舆论稳定。但问题是，舆论声音的稳定不能等同于人心的真正稳定。在冲突政治学的意义上，这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消灭问题。至于吸纳民意政治真实有效的举措，也并非简单的压制、讨好、化解这些传统的政治手腕，而是沟通、参与和塑造，即真正的新闻执政。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对当代政治、即对民意政治更加切实的理解。
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塑造合理的政治过程，促使民意政治成长为理性民意，此时政治上的对话沟通才有可能，治理才会有效。与此同时，纳入制度框架的强大理性的民意，不但可以培养理性表达的公众，也会培养负责任的官员，由此才能形成治理层面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2016年夏，全国各流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洪灾，虽然受灾群众都已得到安置，但致使洪灾发生的原因，尤其是人为原因，仍值得反思。
回顾受到最多关注的河北邢台大贤村洪灾，其实那里并不是洪水最猛烈的地方，也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却成为了焦点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在泄洪前没有通知到位，使得天灾转化为人祸。洪灾过后，关于泄洪人祸致灾、要求当地政府担责的民意已经形成。
大型灾难往往会成为社会心理的灾难，并因此带来民众心理的失衡——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会让人们选择愤怒地表达。这一次，人们诉求于网络正义的吁求更加强烈，加入的其他社会成员也更多。由于手机的普及，灾难图片的传播很快就调动起人们的情绪。不仅如此，微博以及其它自媒体也成了民众表达舆论的最佳场所。
和以往一些网络大V引导民意的认知相反，本次邢台事件反映出：即使没有微博大V，民意也一样能够聚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网络上，相关吁求也大多是就事论事。这说明，普通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敏感性和政治表达能力都在提升，民意正在寻找独特而有效的形成路径。
民意带来政治合法性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政治层面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都是源于被治理者的变化，而不是治理者的变化：当土耳其人从认可世俗主义到普遍认同伊斯兰化的时候，土耳其的军人及其世俗化的历史使命就不那么受人待见了；当被全球移民浪潮惊到了的英国人想退回民族国家的温暖怀抱时，他们不小心就脱离了自己经济上的重要伙伴欧盟和政治上的领导人卡梅伦；当更多的美国人因社会分化而逐渐从理性的中产阶级转变为心怀不满的“熊孩子”的时候，特朗普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出声音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老百姓都在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这些选择并不一定那么理性公正。
和从猿到人的人类发展历史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塑造了它的使用者，而非相反。全球范围看，现在的民意工具已进步到国家有什么，社会也有；治理者有什么，被治理者也有的程度。举个例子，国家有媒体（电视台、报纸），民间也有媒体（电视台、报纸、网络、自媒体）；教育机构包括公立学校，也包括私立学校。甚至在有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媒体，媒体都在民间，比如美国的CNN、FOX。
以治理集团的封闭性角度来评价，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政治严格说来都还是精英民主。但在今天，在许多国家原来行之有效的精英治理手法正在受到普遍冲击。当更多国家的国民开始把自己当作公民对待的时候，他们就会向社会、向企业、向政府要求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而悠久的精英政治传统也就难以顺利地继续下去了。目下被许多人批评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实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精英政治的危机。
在民意自我聚集、自我塑造能力空前强大的时代，民意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显而易见。政治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拉近过，电视画面上触手可及、网络上经常参与互动的政治家，也让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更加严格，更加不会把他们当作不会犯错的圣人。无论这民意的内容如何，表现形式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舆论爆发，都不可轻忽，因为它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
政治家如何应对民意
在这个民意带来合法性的时代，在亚洲、欧洲和美国，政治家们正在努力因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而改弦更张，虽然对政治改革的方向争议不休，但改革的密度和力度都超乎以往。而他们的优势在于，以往的精英民主、选举制度、新闻舆论等政治上的安排，即便无法完全容纳民意政治的冲击，但仍积聚起相对开放顺畅的政治表达过程，让汹汹民意乃至民粹主义都被消化在政治框架之内，不至于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
在中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尚未能完全适应这个民意政治时代的来临，一些官员仍停留在“只唯上不唯实”的传统精英政治的水平，潜意识里认为是上级领导决定着自己的政治命运，而忽视治理对象的诉求。
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那里，民意并非运动的原因，而是运动的结果。这意味着民意实际上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也是经过许多相似的案例处理之后，人们对政府、对政治本身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看法，并藉由某种时机爆发。这也暗示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民意产生、聚集的路径各不相同，由此带来的民意指向、理性化程度等也不尽相同。
事实上，越是公开、透明、参与性强的政治过程，越能带来理性、开放的民意结果。这就给了政府以引导和塑造民意的机会。但这种引导和塑造决不是与民众和媒体争夺话语权（这反而会成为冲突的理由），而是以组织化、参与、沟通等方式建构新的政治过程。而所谓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即通过制度吸纳，使得民意成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而不是相反。
当前，一方面，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长期缺位、治理能力不足，造成农村政治松散的现状，在日常生活和灾难中过于依赖政府，既造成农村社会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性，也让基层政府负担了过多的责任而不堪重负，稍有不慎就将承受批评。如托克维尔所言，当政府集中了过多的权力时，也就“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遇到各种不顺都会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归咎于政府”。许多灾难事件实际上并非政府因素所导致，但这种论调却符合了人们在潜意识里对基层政府的认知，以及寻找灾害替罪羊的心理需要，因而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当负面民意汹涌而来时，站在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往往措手不及。凭借本能试图达至表面的舆论稳定。但问题是，舆论声音的稳定不能等同于人心的真正稳定。在冲突政治学的意义上，这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消灭问题。至于吸纳民意政治真实有效的举措，也并非简单的压制、讨好、化解这些传统的政治手腕，而是沟通、参与和塑造，即真正的新闻执政。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对当代政治、即对民意政治更加切实的理解。
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塑造合理的政治过程，促使民意政治成长为理性民意，此时政治上的对话沟通才有可能，治理才会有效。与此同时，纳入制度框架的强大理性的民意，不但可以培养理性表达的公众，也会培养负责任的官员，由此才能形成治理层面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