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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的首要问题是历史定位。以大变局框架审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则更富有历史意蕴。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依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早在19世纪后期，伴随一批国家的崛起，中国政治家也提出过大变局的观点。但是，两种类型的国家崛起带给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百年大变局，除了经济总量指标之外，还需要更多更富有内涵和实质含义的新因素。对于大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水平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因为前者从真正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意味着工业化水平发展程度，进而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逐步达到治理水平的提升。
在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中，中国由强盛转向衰落。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在走崛起之路，他们要挑战的主要是英国，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波及传统区域，导致不少旧帝国的瓦解。中国不幸也是如此，王朝解体，朝贡秩序崩溃，周边被切割成碎片，组成不同的阵营。
从人均收入看，100多年前的中国不仅极落后于西欧列强，也大大落后于邻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中国人均GDP为540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约为美国的16.2%;1913年，中国人均GDP为552国际元，约为美国10.4%;1929年，中国人均GDP为562国际元，约为美国的8.0%。1890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国际元，1929年首次超过2000国际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些原本属于朝贡秩序圈覆盖的国家，已经比中国发展得要好。例如，1913年，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只有尼泊尔的人均GDP低于中国。1929年，只有中国、印度和泰国的人均GDP低于1000国际元，其他经济体的人均GDP均在1000国际元以上。
二战期间亚洲国家深受战争伤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滑，一度停滞。1913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78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752国际元。然而到了近40年之后的1950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66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710国际元。在麦迪森的统计分类中，“东亚”范围较广，实际上覆盖了中国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以人均GDP衡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周边“失去的40年”，两次世界大战对“失去的40年”负主要责任。
在第二个“百年大变局”中，一批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前景变得明朗，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再度发生转变，中国重新成为推动周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一个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的周边正在回归。
经济增长率被认为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指标。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2%，另外一个重要参考值是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近一轮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数据显示，1984～200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略高于3.2%，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3.8%。
以市场汇率衡量，2018年周边经济体中排名前12的国家合计占周边经济体总量的97.2%。其中，前六大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合计占比为84.5%。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体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比21世纪初翻了一番多。从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增速为4.3%，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尤其突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仍高于周边经济增速两个百分点，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得益于两个出口高速增长时期，1986～1998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1.2%，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为17.3%。推动形成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85年美国欲改善国内收支不平衡状况主导签署《广场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两个阶段中，亚洲新兴市场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市场。IMF数据表明，1984～2011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速为6.3%;而2012～2022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3.6%。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扩张速度无法满足亚洲的出口需求，亚洲必须加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能力。
2019年11月4日，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曼谷闭幕，泰国总理巴育致闭幕词。
在第一个百年变局中瓦解的周边秩序，经过一个世纪的变化，目前似乎正在变得更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之一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复兴，中国重新成为周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特别是最近20年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助于周边经济体抵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周边带来了巨大红利。中国正在迅速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团结周边国家、夯实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举措，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协调组织周边国家召开抗疫会议，并向周边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百年大变局加速发展。4月3日，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有2.2%，而去年9月估计值为5.5%。IMF也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因此，新冠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如果疫情早日结束，ABD预计2021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反弹至6.2%，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仍具备超强的经济复苏能力。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占全球四分之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将进一步缩小与发展中经济力量的对比。抗击新冠疫情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果中国率先步入后疫情时代，将更能引领周边发展。
思考百年大变局，除了经济总量指标之外，还需要更多更富有内涵和实质含义的新因素。对于大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水平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因为前者从真正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意味着工业化水平发展程度，进而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逐步达到治理水平的提升。
朝贡秩序的瓦解
在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中，中国由强盛转向衰落。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在走崛起之路，他们要挑战的主要是英国，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波及传统区域，导致不少旧帝国的瓦解。中国不幸也是如此，王朝解体，朝贡秩序崩溃，周边被切割成碎片，组成不同的阵营。
从人均收入看，100多年前的中国不仅极落后于西欧列强，也大大落后于邻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中国人均GDP为540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约为美国的16.2%;1913年，中国人均GDP为552国际元，约为美国10.4%;1929年，中国人均GDP为562国际元，约为美国的8.0%。1890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国际元，1929年首次超过2000国际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些原本属于朝贡秩序圈覆盖的国家，已经比中国发展得要好。例如，1913年，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只有尼泊尔的人均GDP低于中国。1929年，只有中国、印度和泰国的人均GDP低于1000国际元，其他经济体的人均GDP均在1000国际元以上。
二战期间亚洲国家深受战争伤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滑，一度停滞。1913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78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752国际元。然而到了近40年之后的1950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66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710国际元。在麦迪森的统计分类中，“东亚”范围较广，实际上覆盖了中国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以人均GDP衡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周边“失去的40年”，两次世界大战对“失去的40年”负主要责任。
中国复兴与亚洲崛起
在第二个“百年大变局”中，一批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前景变得明朗，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再度发生转变，中国重新成为推动周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一个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的周边正在回归。
经济增长率被认为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指标。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2%，另外一个重要参考值是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近一轮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数据显示，1984～200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略高于3.2%，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3.8%。
以市场汇率衡量，2018年周边经济体中排名前12的国家合计占周边经济体总量的97.2%。其中，前六大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合计占比为84.5%。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体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比21世纪初翻了一番多。从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增速为4.3%，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尤其突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仍高于周边经济增速两个百分点，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得益于两个出口高速增长时期，1986～1998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1.2%，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为17.3%。推动形成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85年美国欲改善国内收支不平衡状况主导签署《广场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两个阶段中，亚洲新兴市场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市场。IMF数据表明，1984～2011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速为6.3%;而2012～2022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3.6%。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扩张速度无法满足亚洲的出口需求，亚洲必须加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能力。
在第一个百年变局中瓦解的周边秩序，经过一个世纪的变化，目前似乎正在变得更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之一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复兴，中国重新成为周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特别是最近20年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助于周边经济体抵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周边带来了巨大红利。中国正在迅速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团结周边国家、夯实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举措，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协调组织周边国家召开抗疫会议，并向周边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百年大变局加速发展。4月3日，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有2.2%，而去年9月估计值为5.5%。IMF也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因此，新冠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如果疫情早日结束，ABD预计2021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反弹至6.2%，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仍具备超强的经济复苏能力。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占全球四分之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将进一步缩小与发展中经济力量的对比。抗击新冠疫情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果中国率先步入后疫情时代，将更能引领周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