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但没有父母的地方，终不是他的家园
　　
　　即将到来的兔年除夕，樊阳的小家还是没法团聚。他早早地告诉妻子，今年要回陕西过年，“其他都可以随便，但这个没得商量”。让他头疼的是火车票，哪怕只买得到一张，他也宁愿将妻子和10岁的儿子留在上海，孤身一人出发。
　　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至今住在陕西咸阳。不久前，母亲还给他打来长途电话，因为儿子最近出名的事儿。2011年1月，为学生免费举办人文讲座长达20年的上海市高级教师樊阳，因媒体报道而从默默无闻变为广受推崇。
　　听说儿子一晚上接待五拨记者，母亲在电话里一边是高兴，一边是担心。末了，是一声叹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们全不在我身边。”
　　
　　流徙的家族
　　1969年8月，樊阳出生于四川广元。他的父母都是北京电子管厂工人，因大三线建设随着单位迁入大山，母亲在风尘仆仆到达广元后的第三天便生下了他。
　　厂里职工来自五湖四海，说的是普通话。而樊阳的父亲，偶尔会在家里说起“鱼凳子、鱼凳子”（音），樊阳一直困惑，那把呆头呆脑的木凳子，为什么会和鱼产生关联。
　　后来找到答案，父亲其实是上海人，年轻时在一家收音机行做学徒，公私合营后报名去了北京，在那里遇见原是北京满族人的母亲。父亲所说的“鱼凳子”，其实是指“圆凳子”。
　　父亲还告诉樊阳，樊家祖籍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上，直至樊阳的太祖父年轻时来到上海经商才定居上海。如果继续回溯，在溪口的这一支樊氏，又是早年从更遥远的广东与福建两省边界迁来的。
　　樊阳恍然大悟。他意外知道为什么姐姐们取笑他“返祖”了——他个子不高、眼睛大且深，看上去确实更接近闽粤人的相貌。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家谱散佚，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甚至“连太祖父在上海做的是什么生意，也没有人知道了”。
　　现在，樊阳成了四川人。然而，父母所在的厂矿又与四川若即若离。它没有便利丰富的日常生活，也没有红火浓郁的年节氛围。它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是让樊阳深恶痛绝的、父母晚上吵架的细节在第二天成为邻居谈资的熟人社会。
　　1980年3月，樊阳的父亲调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举家迁至陕西咸阳，进入另一种更加庞大、与城市更接近的厂矿生活。“我要脱离这个环境，要走出另外一条路”，他下定决心。
　　这个心愿，直到樊阳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仍不能实现，而是回到了咸阳。1995年底，樊阳远在上海的姑姑牵线，为他在一家学校谋到教职，樊阳才真正走入上海。
　　
　　26岁的轮回
　　初到沪上，父亲显得比樊阳更为兴奋。刚上出租车，父亲就给妹妹打电话：“我在26岁离开上海，现在我的儿子26岁终于回到了上海。”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
　　樊阳却感到一丝失落。他不得不轮流借住在姑姑、叔叔等上海亲戚家逼仄的门厅或过道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黄昏时遥望着高楼里的点点灯火，感慨着没有一盏属于自己。
　　在上海，他第一次知道不同部位的猪肉原来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价格。问路时，热心的上海人告诉他最高效的公交换乘线路，连需不需要过马路都计算在内。“合算”，他觉得这句口头禅便是上海人最明显的特征。
　　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感受到城市年味儿的寡淡，他开始怀念咸阳的社火。“咸阳大街上全是人。踩的高跷都是两米以上的，走上十几二十公里。无论多远，你也能看见那些‘文官武将’。”
　　这也是他最想家的一年，“就是骨肉分离的感觉。给他们（父母）打电话，还要装着特别高兴，其实你心里特别难过。他们也是一样。”
　　直到三年后，樊阳分到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房子，才将父亲接来同住，在上海安下了家。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常去寻访儿时居住的仁庆坊。回家就跟樊阳说，他怎么找到了一位瘸腿的老邻居，打听到其他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