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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陕西作家塑造了不少男性形象，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朱先生，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等，但让人记忆深刻的女性形象较少。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写的也是家族主题，但其中的女性形象郝玉兰、刘冬莲与刘兰草都有着从容的母性特征，坚韧、独立的精神内核，她们在各自的人生困境中迸发出的强劲生命力，让人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尊严。她们往往作为家族的核心，并作为子辈男性的引领者而存在。吴文莉说：“陕西山东村老人们讲述的传奇故事里，大多没有女人，顶天立地的全是男人，带领家族和村子走出险境的也全是男人。可在我心里渐渐形成的故事中，两个女人却总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微笑着，哭泣着，痛苦着，欢喜着。”吴文莉：《土地里的金色光彩》，吴文莉：《叶落大地》，第43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在讲述家族的绵延与兴衰时，吴文莉让郝玉兰、刘冬莲、刘兰草这樣的民间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质疑并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让缺席与沉默的女性被关注、被书写，建构以女性为主体的家族叙事模式。
鲁迅曾将女人的本质特性分为“女儿性、妻性、母性”。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吴文莉小说塑造的主要女性形象——郝玉兰、刘冬莲、刘兰草，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母性意识，即包含着孕育、繁衍、母爱、包容和牺牲等多种因子的女性意识，它并不单纯体现在母亲与子女的血缘关系中，也表现为一种博大的创造生命与关爱生命的精神力量。从最早写作的《叶落长安》，到2015年出版的《叶落大地》，再到2021年出版的《黄金城》，随着小说中父辈男性人物由弱化到缺席，其中主要女性形象所具有的母性特质逐步凸显。
《叶落长安》主要讲述白家两代人的家族史，也是郝玉兰的女性生命史。郝家从河南逃荒到西安城，十七八岁的郝玉兰被母亲以50块大洋的价格“嫁”给比她大18岁的白老四，两人经历西安城解放、“大跃进”、“文革”与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在战乱、饥馑中，她洗油纱、拉坡、编篾席、织手套、卖菜……，奋力将包括两个继子在内的8个孩子抚育成人，后在改革开放中凭借自己的勤劳能干经商致富，到了晚年依然在为子女、邻里排忧解难。郝玉兰的形象充满母性光辉。她认为白老四前面妻子留下的两个孩子没妈可怜，宁可让亲生闺女白莲花不上学也要供继子白二林读书;1962年冬天，丈夫白老四拉车养不活全家，身怀六甲的郝玉兰在大雪中饿着肚子“拉坡”赚钱补贴家用;玉兰娘当年为50块大洋把女儿卖给白老四，但郝玉兰一生对母亲都极为孝顺。作为母亲、妻子与女儿的郝玉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伦理角色都尽心尽力，无怨无悔。还不止于此，郝玉兰身处底层，生活艰难，却仍以仁爱与慈悲帮助身边人，她所具有的母性已不仅仅是现实血缘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仁爱、慈悲、博大的母性意识。同样，《叶落大地》在对刘冬莲这一女性人物的刻画中，也是以细腻笔触诠释母性意识下的伟大、责任、坚忍，意图建构家族叙事中的母性神话。山东女子刘冬莲在逃荒路上因丈夫落水溺亡而成为寡妇，身怀六甲的她只得卖女葬夫，经历艰辛到达关中后，她难产生下一子。在之后的艰难岁月里，她没有选择改嫁，而是坚信“男人能做的事，俺也能做”。吴文莉：《叶落大地》，第2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在高婆婆、德空、谭彦章等人的帮助下，她像男人一样在关中大地上开荒挖窑、耕作织布，直面贫困、饥饿与战乱，隐忍世俗对孤儿寡母的欺侮，最终将儿子谭守东抚养长大。后来正是谭守东引领着山东移民形成“谭家堡子”，并使这一族群壮大。
卡尔·荣格曾提出“大地母亲原型”代表着母性、丰饶与包容。刘冬莲正是这种“地母”式的女性，她命运多舛却以极其坚韧的生命意志、强烈的母性意识承受一切苦难。她以柔弱之躯完成了对土地的征服，挣下一份家业，抚育、引领并成就了子辈男性。此外，她还有着仁慈与悲悯的性情，如她对养女月月的怜爱，体现出中国女性的伟大母性和善良本性融会的生命形态。《叶落大地》中刘冬莲守寡一生，人生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谭守东身上，哪怕遇到知她惜她并想要娶她的宋轩堂，刘冬莲也最终顾虑到儿子的颜面而拒绝再嫁。正是刘冬莲对宋轩堂隐忍的情感挣扎与伤痛，使这一人物形象于母性特质之外还保留着鲜活的女性欲望与真实的自我生命意识，人物才更显立体。
《黄金城》中，从河南逃难去西安成为工人的刘兰草因被人诬陷为“反革命分子”，全家被遣返至丈夫毕德全的老家河南沙村，毕德全却与她离婚划清界线。刘兰草独自养育未成年的儿子，作为外来户在沙村接受劳动改造。她整日劳作，在极度穷困中还要面对队长的欺侮、众人的批斗与大儿子的怨恨。8年后她终于平反回到西安，成为小儿子毕成功创业初期的好帮手，见证儿子一步步积累巨额财富。长年的坎坷辛劳，也让刘兰草从一个胆小羞怯的女人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老妇。刘兰草这一女性形象以母亲身份而存在，而她作为女性的性别意识与本应多样的生命需求却被遮蔽掉了，这是过度强调母性而付出的代价。
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被边缘化的，或者是缺席的存在。《叶落长安》里的白老四从最初拥有自己的店铺到后来只能靠拉架子车为生，反而是勤劳能干、善于经商的郝玉兰逐渐成为家族的核心;《叶落大地》里刘冬莲的丈夫谭双林在小说开篇就溺水而亡，完全处于缺席状态;《黄金城》一开始毕德全就选择与“现行反革命”刘兰草离婚划清界线，在家族叙事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父辈权威弱化、缺失或坍塌的境遇下，女性成为家族的主导者，子辈男性都是在母性意识养育、引导下实现自我确证，成为光耀家族的重要人物的。《叶落长安》中郝玉兰与养子梁长安，《叶落大地》中刘冬莲与儿子谭守东，《黄金城》中刘兰草与小儿子毕成功，这些母与子的传承都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小说写到后面，母亲渐渐又成了子辈男性话语的顺从者，使得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没有贯穿到底，而是保留了某种断裂感，或许，这种断裂感的存在更接近现实本身。
吴文莉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设计了关于家族的想象，这不同于之前的西部家族叙事，她试图为女性立传，也想为大家所熟悉的那段历史叙事建立一道女性的目光。 二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曾经集政治、文化、经济、外交于一体的西安古城有着极度的繁华，也有着苍凉的过往。在西安城上演的故事太多了。比之名士伟人，或庄严的庙堂文化，吴文莉的长篇小说更执着于书写匍匐在关中大地上、散落在西安市井街巷中的民间人物，通过来自河南、山东移民群体中的郝玉兰、刘冬莲、谭守东、刘兰草、毕成功这些小人物的遭际，呈现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样态。
吴文莉的写作重点之一就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审视人性。《叶落长安》讲述从西安城解放到改革开放时期，白家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史，也是河南移民家庭在西安城的奋斗史。小说所描绘的锦华巷是“城市乡土性聚落”，主要是郝玉兰这样的靠洗油纱、拉坡、编篾席、拉架子车等方式养家糊口的河南移民，也有像老梁木匠、梁长安这样有手艺的河北移民，还有老郑家这样的老西安人。大家来自不同地域，日子虽穷苦却也过得热气腾腾，同乡、邻里之间有着温热真切的人情味。半个多世纪里，白家从锦华巷搬到尚德路，再到小区安置房，小说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展开西安市井世界的风俗民情、人心冷暖与世道沧桑。小说叙事始终以生活的日常性为本位。
《叶落大地》是系列小说中最为开阔的一部，讲述从清末至抗日战争初年，一群山东人因饥馑与战乱迁徙，在关中大地上开荒、扎根、繁衍的移民历史。个体成长、族群命运、家国情怀都凝聚其中。山东女子刘冬莲在光绪二十五年逃难陕西，夫死女散的她拒绝改嫁，以开荒种地来抚育儿子谭守东。少年谭守东因错杀邻村敬奉的千年老鳖，失手重伤族长的孙子宝娃，只能出走西安城，得机缘学习了木工与医术，回乡后他带领乡人买机器织布以供军需，使谭家堡子进入现代世界。谭守东最初“想当木匠只俺一家不饿，当中医几个村的人不病，让大家挣上钱可就全堡子人不饿了”，③ 吴文莉：《叶落大地》，第385、39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再到后来“俺想帮了谭家堡子的人，也想帮了老百姓，也想救国”。
③最初学木工手艺是为糊口，这是个体意识;后来他希望用医术造福乡亲，这是族群意识;当他在西安城亲历惨烈的“西安围城”，后又投身到抗日战争这一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凭借医术救治军民，最终形成想要救国救民的国族意识。从个体—族群—国族这一价值信念的递进，谭守东将个人命运与国族命运紧密相连，这一平民英雄在精神上的不断成长与自我超越令人印象深刻。在刘冬莲、谭守东等人“闯关中”的历史身影背后，是渭北无数个“山东村”，是陕西的山东移民这一庞大的族群。因此，价值信念的递进也体现在山东移民这一群体身上。由一开始人人单打独斗，后来由谭彦章与谭守东组织大家齐心协力修建寨墙抵御刀客、灾害、猛兽与战乱，才真正凝聚成谭家堡子这个族群，历史的进程开始有了新的向度。
《叶落大地》则将作为“拓荒者”的人物、族群的命运与宏阔的历史风云相缠绕，如大饥荒、西安围城、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都贯穿在人物的命运之中。《叶落大地》有许多“历史性细节”，这是让“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变得丰满的基础所在，如小说中对“西安围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绘，战乱中谭守东与德宽的救死扶伤，青女为守城将士唱出的一曲曲高亢秦腔。不同的是，《黄金城》更像是主人公毕成功“一个人的史诗”，在人物的奋斗史背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实业商人的创业史。毕成功的个人史与国族史是同构的。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经历的贫穷与屈辱，使他从小就极度渴望金钱。14岁的他卖冰棍帮母亲养家，却被沙村人以“投机倒把”罪批斗，绝望之下出走西安求生。他最初当小商贩，从广州倒卖服装;1988年与国营商店合作经营，10年后身家千万;1997年创办民营企业“金达”;之后进入房地产行业;2012年涉足煤炭行业。这个“偏和命争”的贫寒少年，用40年时间从城市底层攀爬到“黄金城”的顶端。通过一个怀揣梦想与哀荣的生命个体，见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人世万象，展示出个体与时代的历史共振。
西安是一个有历史负重的城市，要理解这种历史的深厚与驳杂，光有文化感怀是不够的，它需要把历史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每一个生命所面对的情境都不一样，同样的历史时刻、时代洪流，对于一些人可能是波澜不惊，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是惊涛骇浪。文学的意义，正是要写出个体的差异，通过时代的缝隙看到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文学写作是为了补上历史的血肉和肌理，它不提供宏大的结论，而是要从细节、场面、情感、面容里辨识出那些渺小的悲伤和希望，它留存生活的气息，也留存生活的意志。当很多人都对西安有了固化的印象，把它视为文化的象征或传统的存续时，吴文莉从另外一些角度进入，书写女性、平民、外来者那苦难而卑微的生存史，这对于拓展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认知是有价值的。她笔下人物所历经的人生跨度之大，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时代的巨大变迁。个体尽管渺小，但个体的力量从来不可忽视。
三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吴文莉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巨大隐喻——“出走”。三部小说都以隐喻的方式講述“出走”这一主题。主人公无论男女，无论河南人还是山东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以“出走”的方式在诸如灾荒、饥馑、战祸与贫穷的困境中奋力突围，最终，他们都抵达了西安城。西安城更像是一个精神乌托邦，它能满足老梁木匠向往的“旱涝保收”、刘冬莲等人渴望的土地、谭守东渴慕的技艺、毕成功执着的财富梦想，它意味着实现生存理想、自我确证、身份认同与文化皈依。
事实上，自现代文学始，“出走”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的《故乡》《祝福》《伤逝》、巴金的《家》《寒夜》、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出走”是躁动不安的觉醒时代的一个生存隐喻，它是对人类生存境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沉思考，它意味着一种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与对于现实存在的审美超越。文艺理论家勒内·韦勒克据此宣称：“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212页，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吴文莉小说中的西安城，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古都，更是一个有独特文化基因与人文价值的文化空间隐喻。她书写近现代百年平民生活史的同时，是想对城市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重新“构形”。 “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第3页，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一个作家，建构一个怎样的城市，就意味着他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过去，我们习惯接受这样的看法，“西安是古朴雄大的”，肖云儒：《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3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似乎一直是西安城古老斑驳的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但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不可忽略外来的异质文化与西安本土文化的融会。多民族融合共生，才构成了西安城灿烂、厚重的历史积淀，由此出发的文化想象，或许才是西安城的本来面貌。吴文莉花很多笔墨去写在西安生活的移民，凸显出西安城市文化性格中的包容。古代长安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景象，现代西安城的宽厚与接纳，也孕育了新的城市精神。《叶落长安》讲述河南移民在漫长岁月中逐渐融入西安城的过程;《叶落大地》书写山东移民开荒、奋斗、扎根于关中大地的历史;《黄金城》叙述河南移民如何敏锐感应时代脉搏、最终在西安城实现财富梦想。三部小说书写了不同历史时期河南、山东移民在困境中“出走”西安城的故事，就像《叶落长安》中从河北来西安城的老梁木匠对孙子梁长安所感叹的：“西安，它哪儿人都能收留，甭管你是穷人阔人。”西安城以非凡的气度接纳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域文化。
人生有了落实感，才能处变不惊、奋发有为。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移民在西安扎根、繁衍，“叶落长安”，郝玉兰、梁长安、刘冬莲、谭守东、毕成功等人的勤勉坚韧，赓续着西安城的古老传统，也讲述着现代城市转型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出现“黄金城”这一意象时，意味着“财富”的这一关键词竟成了想象西安城的重要方式，城市前行的困境已显露无疑。毕成功“出走”西安城，代表着一种现代性发展的逻辑，这是在时间进程中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转移，而城市与财富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财富不仅是城市的标记，更是拷问人性的一种筹码。哲学家齐美尔一直关注城市中个体的生存体验与货币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德〕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2、10页，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如果个体只关注货币（财富），必然会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苏联〕巴赫金：《教育小说问题的提出》，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第232页，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在这个维度上，吴文莉试图出示自己对城市文明的反思。《黄金城》里的毕成功、毕成才，因为特殊年代经历的贫穷与屈辱而如“永动机”般狂热不休地追逐财富，将财富作为“最终价值”的他们，最后都迷失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并被财富所异化：完全牺牲生活的乐趣，以近乎病态的熱情与冷酷驱使自己及亲人像机器般赚钱;在财富衍生的权力幻觉下强力掌控妻子与儿女的人生;认为一切美好的存在都可以物化为一个等价的金额。《黄金城》的结尾，被好友老高诈骗巨额款项的毕成功气急攻心住进医院，他梦到过世的娘刘兰草指责他“光顾着挣钱”，把“心丢了”，梦中的毕成功陷入恐惧与绝望。毕成功的梦魇是一个隐喻，隐含着精神与欲望的博弈，也折射出城市空间中人的精神困顿。
当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来临，财富日益成为个体生命成长的核心推动力，对生命的警觉，有时正是对包括财富追求在内的欲望的警觉。那个在艰难的生存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意志和理想，很可能最终被物所打败，被欲望所征服。看起来是时代在变，是一种发展的逻辑在裹挟着人往前走，其实真正的困境恰恰是人内在力量的丧失。人成了人之外的物质的奴隶。那种最初从异地“出走”、跋涉到西安城来的坚韧力量，是否能帮助人物完成第二次的“出走”——从被奴役的自我中“出走”？这是一次更为艰难的旅程。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茧，以它的丝线把人包裹得严严实实，慢慢地，人的精神也随着城市的节奏而律动。人臣服于已有的生活逻辑，陶醉于城市的舒适、富足带来的精神按摩，而不再去想象最初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而来。移民的后代已经成了西安城的主人，享受着城市的美好，也被城市所改造、异化。这似乎是现代生活的常态。
吴文莉不甘于自己的百年城市书写止步于此，她保持着对这一现状的省思，所以她质疑财富所带来的幻觉，她渴望她笔下的人物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出发，她觉得这才是城市的希望、人性的希望。在她所描述的这条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东西值得铭记，但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反抗。借由铭记，每一次的人生都不会虚度;通过反抗，人生才有一次次“出走”的动力。这些在历史苦难中的铭记与反抗，也许才是文学书写最具价值的部分。
【作者简介】周会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陕西作家塑造了不少男性形象，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朱先生，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等，但让人记忆深刻的女性形象较少。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写的也是家族主题，但其中的女性形象郝玉兰、刘冬莲与刘兰草都有着从容的母性特征，坚韧、独立的精神内核，她们在各自的人生困境中迸发出的强劲生命力，让人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尊严。她们往往作为家族的核心，并作为子辈男性的引领者而存在。吴文莉说：“陕西山东村老人们讲述的传奇故事里，大多没有女人，顶天立地的全是男人，带领家族和村子走出险境的也全是男人。可在我心里渐渐形成的故事中，两个女人却总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微笑着，哭泣着，痛苦着，欢喜着。”吴文莉：《土地里的金色光彩》，吴文莉：《叶落大地》，第43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在讲述家族的绵延与兴衰时，吴文莉让郝玉兰、刘冬莲、刘兰草这樣的民间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质疑并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让缺席与沉默的女性被关注、被书写，建构以女性为主体的家族叙事模式。
鲁迅曾将女人的本质特性分为“女儿性、妻性、母性”。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吴文莉小说塑造的主要女性形象——郝玉兰、刘冬莲、刘兰草，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母性意识，即包含着孕育、繁衍、母爱、包容和牺牲等多种因子的女性意识，它并不单纯体现在母亲与子女的血缘关系中，也表现为一种博大的创造生命与关爱生命的精神力量。从最早写作的《叶落长安》，到2015年出版的《叶落大地》，再到2021年出版的《黄金城》，随着小说中父辈男性人物由弱化到缺席，其中主要女性形象所具有的母性特质逐步凸显。
《叶落长安》主要讲述白家两代人的家族史，也是郝玉兰的女性生命史。郝家从河南逃荒到西安城，十七八岁的郝玉兰被母亲以50块大洋的价格“嫁”给比她大18岁的白老四，两人经历西安城解放、“大跃进”、“文革”与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在战乱、饥馑中，她洗油纱、拉坡、编篾席、织手套、卖菜……，奋力将包括两个继子在内的8个孩子抚育成人，后在改革开放中凭借自己的勤劳能干经商致富，到了晚年依然在为子女、邻里排忧解难。郝玉兰的形象充满母性光辉。她认为白老四前面妻子留下的两个孩子没妈可怜，宁可让亲生闺女白莲花不上学也要供继子白二林读书;1962年冬天，丈夫白老四拉车养不活全家，身怀六甲的郝玉兰在大雪中饿着肚子“拉坡”赚钱补贴家用;玉兰娘当年为50块大洋把女儿卖给白老四，但郝玉兰一生对母亲都极为孝顺。作为母亲、妻子与女儿的郝玉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伦理角色都尽心尽力，无怨无悔。还不止于此，郝玉兰身处底层，生活艰难，却仍以仁爱与慈悲帮助身边人，她所具有的母性已不仅仅是现实血缘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仁爱、慈悲、博大的母性意识。同样，《叶落大地》在对刘冬莲这一女性人物的刻画中，也是以细腻笔触诠释母性意识下的伟大、责任、坚忍，意图建构家族叙事中的母性神话。山东女子刘冬莲在逃荒路上因丈夫落水溺亡而成为寡妇，身怀六甲的她只得卖女葬夫，经历艰辛到达关中后，她难产生下一子。在之后的艰难岁月里，她没有选择改嫁，而是坚信“男人能做的事，俺也能做”。吴文莉：《叶落大地》，第2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在高婆婆、德空、谭彦章等人的帮助下，她像男人一样在关中大地上开荒挖窑、耕作织布，直面贫困、饥饿与战乱，隐忍世俗对孤儿寡母的欺侮，最终将儿子谭守东抚养长大。后来正是谭守东引领着山东移民形成“谭家堡子”，并使这一族群壮大。
卡尔·荣格曾提出“大地母亲原型”代表着母性、丰饶与包容。刘冬莲正是这种“地母”式的女性，她命运多舛却以极其坚韧的生命意志、强烈的母性意识承受一切苦难。她以柔弱之躯完成了对土地的征服，挣下一份家业，抚育、引领并成就了子辈男性。此外，她还有着仁慈与悲悯的性情，如她对养女月月的怜爱，体现出中国女性的伟大母性和善良本性融会的生命形态。《叶落大地》中刘冬莲守寡一生，人生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谭守东身上，哪怕遇到知她惜她并想要娶她的宋轩堂，刘冬莲也最终顾虑到儿子的颜面而拒绝再嫁。正是刘冬莲对宋轩堂隐忍的情感挣扎与伤痛，使这一人物形象于母性特质之外还保留着鲜活的女性欲望与真实的自我生命意识，人物才更显立体。
《黄金城》中，从河南逃难去西安成为工人的刘兰草因被人诬陷为“反革命分子”，全家被遣返至丈夫毕德全的老家河南沙村，毕德全却与她离婚划清界线。刘兰草独自养育未成年的儿子，作为外来户在沙村接受劳动改造。她整日劳作，在极度穷困中还要面对队长的欺侮、众人的批斗与大儿子的怨恨。8年后她终于平反回到西安，成为小儿子毕成功创业初期的好帮手，见证儿子一步步积累巨额财富。长年的坎坷辛劳，也让刘兰草从一个胆小羞怯的女人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老妇。刘兰草这一女性形象以母亲身份而存在，而她作为女性的性别意识与本应多样的生命需求却被遮蔽掉了，这是过度强调母性而付出的代价。
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被边缘化的，或者是缺席的存在。《叶落长安》里的白老四从最初拥有自己的店铺到后来只能靠拉架子车为生，反而是勤劳能干、善于经商的郝玉兰逐渐成为家族的核心;《叶落大地》里刘冬莲的丈夫谭双林在小说开篇就溺水而亡，完全处于缺席状态;《黄金城》一开始毕德全就选择与“现行反革命”刘兰草离婚划清界线，在家族叙事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父辈权威弱化、缺失或坍塌的境遇下，女性成为家族的主导者，子辈男性都是在母性意识养育、引导下实现自我确证，成为光耀家族的重要人物的。《叶落长安》中郝玉兰与养子梁长安，《叶落大地》中刘冬莲与儿子谭守东，《黄金城》中刘兰草与小儿子毕成功，这些母与子的传承都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小说写到后面，母亲渐渐又成了子辈男性话语的顺从者，使得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没有贯穿到底，而是保留了某种断裂感，或许，这种断裂感的存在更接近现实本身。
吴文莉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设计了关于家族的想象，这不同于之前的西部家族叙事，她试图为女性立传，也想为大家所熟悉的那段历史叙事建立一道女性的目光。 二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曾经集政治、文化、经济、外交于一体的西安古城有着极度的繁华，也有着苍凉的过往。在西安城上演的故事太多了。比之名士伟人，或庄严的庙堂文化，吴文莉的长篇小说更执着于书写匍匐在关中大地上、散落在西安市井街巷中的民间人物，通过来自河南、山东移民群体中的郝玉兰、刘冬莲、谭守东、刘兰草、毕成功这些小人物的遭际，呈现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样态。
吴文莉的写作重点之一就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审视人性。《叶落长安》讲述从西安城解放到改革开放时期，白家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史，也是河南移民家庭在西安城的奋斗史。小说所描绘的锦华巷是“城市乡土性聚落”，主要是郝玉兰这样的靠洗油纱、拉坡、编篾席、拉架子车等方式养家糊口的河南移民，也有像老梁木匠、梁长安这样有手艺的河北移民，还有老郑家这样的老西安人。大家来自不同地域，日子虽穷苦却也过得热气腾腾，同乡、邻里之间有着温热真切的人情味。半个多世纪里，白家从锦华巷搬到尚德路，再到小区安置房，小说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展开西安市井世界的风俗民情、人心冷暖与世道沧桑。小说叙事始终以生活的日常性为本位。
《叶落大地》是系列小说中最为开阔的一部，讲述从清末至抗日战争初年，一群山东人因饥馑与战乱迁徙，在关中大地上开荒、扎根、繁衍的移民历史。个体成长、族群命运、家国情怀都凝聚其中。山东女子刘冬莲在光绪二十五年逃难陕西，夫死女散的她拒绝改嫁，以开荒种地来抚育儿子谭守东。少年谭守东因错杀邻村敬奉的千年老鳖，失手重伤族长的孙子宝娃，只能出走西安城，得机缘学习了木工与医术，回乡后他带领乡人买机器织布以供军需，使谭家堡子进入现代世界。谭守东最初“想当木匠只俺一家不饿，当中医几个村的人不病，让大家挣上钱可就全堡子人不饿了”，③ 吴文莉：《叶落大地》，第385、39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再到后来“俺想帮了谭家堡子的人，也想帮了老百姓，也想救国”。
③最初学木工手艺是为糊口，这是个体意识;后来他希望用医术造福乡亲，这是族群意识;当他在西安城亲历惨烈的“西安围城”，后又投身到抗日战争这一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凭借医术救治军民，最终形成想要救国救民的国族意识。从个体—族群—国族这一价值信念的递进，谭守东将个人命运与国族命运紧密相连，这一平民英雄在精神上的不断成长与自我超越令人印象深刻。在刘冬莲、谭守东等人“闯关中”的历史身影背后，是渭北无数个“山东村”，是陕西的山东移民这一庞大的族群。因此，价值信念的递进也体现在山东移民这一群体身上。由一开始人人单打独斗，后来由谭彦章与谭守东组织大家齐心协力修建寨墙抵御刀客、灾害、猛兽与战乱，才真正凝聚成谭家堡子这个族群，历史的进程开始有了新的向度。
《叶落大地》则将作为“拓荒者”的人物、族群的命运与宏阔的历史风云相缠绕，如大饥荒、西安围城、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都贯穿在人物的命运之中。《叶落大地》有许多“历史性细节”，这是让“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变得丰满的基础所在，如小说中对“西安围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绘，战乱中谭守东与德宽的救死扶伤，青女为守城将士唱出的一曲曲高亢秦腔。不同的是，《黄金城》更像是主人公毕成功“一个人的史诗”，在人物的奋斗史背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实业商人的创业史。毕成功的个人史与国族史是同构的。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经历的贫穷与屈辱，使他从小就极度渴望金钱。14岁的他卖冰棍帮母亲养家，却被沙村人以“投机倒把”罪批斗，绝望之下出走西安求生。他最初当小商贩，从广州倒卖服装;1988年与国营商店合作经营，10年后身家千万;1997年创办民营企业“金达”;之后进入房地产行业;2012年涉足煤炭行业。这个“偏和命争”的贫寒少年，用40年时间从城市底层攀爬到“黄金城”的顶端。通过一个怀揣梦想与哀荣的生命个体，见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人世万象，展示出个体与时代的历史共振。
西安是一个有历史负重的城市，要理解这种历史的深厚与驳杂，光有文化感怀是不够的，它需要把历史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每一个生命所面对的情境都不一样，同样的历史时刻、时代洪流，对于一些人可能是波澜不惊，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是惊涛骇浪。文学的意义，正是要写出个体的差异，通过时代的缝隙看到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文学写作是为了补上历史的血肉和肌理，它不提供宏大的结论，而是要从细节、场面、情感、面容里辨识出那些渺小的悲伤和希望，它留存生活的气息，也留存生活的意志。当很多人都对西安有了固化的印象，把它视为文化的象征或传统的存续时，吴文莉从另外一些角度进入，书写女性、平民、外来者那苦难而卑微的生存史，这对于拓展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认知是有价值的。她笔下人物所历经的人生跨度之大，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时代的巨大变迁。个体尽管渺小，但个体的力量从来不可忽视。
三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吴文莉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巨大隐喻——“出走”。三部小说都以隐喻的方式講述“出走”这一主题。主人公无论男女，无论河南人还是山东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以“出走”的方式在诸如灾荒、饥馑、战祸与贫穷的困境中奋力突围，最终，他们都抵达了西安城。西安城更像是一个精神乌托邦，它能满足老梁木匠向往的“旱涝保收”、刘冬莲等人渴望的土地、谭守东渴慕的技艺、毕成功执着的财富梦想，它意味着实现生存理想、自我确证、身份认同与文化皈依。
事实上，自现代文学始，“出走”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的《故乡》《祝福》《伤逝》、巴金的《家》《寒夜》、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出走”是躁动不安的觉醒时代的一个生存隐喻，它是对人类生存境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沉思考，它意味着一种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与对于现实存在的审美超越。文艺理论家勒内·韦勒克据此宣称：“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212页，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吴文莉小说中的西安城，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古都，更是一个有独特文化基因与人文价值的文化空间隐喻。她书写近现代百年平民生活史的同时，是想对城市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重新“构形”。 “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第3页，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一个作家，建构一个怎样的城市，就意味着他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过去，我们习惯接受这样的看法，“西安是古朴雄大的”，肖云儒：《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3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似乎一直是西安城古老斑驳的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但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不可忽略外来的异质文化与西安本土文化的融会。多民族融合共生，才构成了西安城灿烂、厚重的历史积淀，由此出发的文化想象，或许才是西安城的本来面貌。吴文莉花很多笔墨去写在西安生活的移民，凸显出西安城市文化性格中的包容。古代长安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景象，现代西安城的宽厚与接纳，也孕育了新的城市精神。《叶落长安》讲述河南移民在漫长岁月中逐渐融入西安城的过程;《叶落大地》书写山东移民开荒、奋斗、扎根于关中大地的历史;《黄金城》叙述河南移民如何敏锐感应时代脉搏、最终在西安城实现财富梦想。三部小说书写了不同历史时期河南、山东移民在困境中“出走”西安城的故事，就像《叶落长安》中从河北来西安城的老梁木匠对孙子梁长安所感叹的：“西安，它哪儿人都能收留，甭管你是穷人阔人。”西安城以非凡的气度接纳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域文化。
人生有了落实感，才能处变不惊、奋发有为。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移民在西安扎根、繁衍，“叶落长安”，郝玉兰、梁长安、刘冬莲、谭守东、毕成功等人的勤勉坚韧，赓续着西安城的古老传统，也讲述着现代城市转型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出现“黄金城”这一意象时，意味着“财富”的这一关键词竟成了想象西安城的重要方式，城市前行的困境已显露无疑。毕成功“出走”西安城，代表着一种现代性发展的逻辑，这是在时间进程中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转移，而城市与财富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财富不仅是城市的标记，更是拷问人性的一种筹码。哲学家齐美尔一直关注城市中个体的生存体验与货币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德〕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2、10页，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如果个体只关注货币（财富），必然会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苏联〕巴赫金：《教育小说问题的提出》，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第232页，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在这个维度上，吴文莉试图出示自己对城市文明的反思。《黄金城》里的毕成功、毕成才，因为特殊年代经历的贫穷与屈辱而如“永动机”般狂热不休地追逐财富，将财富作为“最终价值”的他们，最后都迷失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并被财富所异化：完全牺牲生活的乐趣，以近乎病态的熱情与冷酷驱使自己及亲人像机器般赚钱;在财富衍生的权力幻觉下强力掌控妻子与儿女的人生;认为一切美好的存在都可以物化为一个等价的金额。《黄金城》的结尾，被好友老高诈骗巨额款项的毕成功气急攻心住进医院，他梦到过世的娘刘兰草指责他“光顾着挣钱”，把“心丢了”，梦中的毕成功陷入恐惧与绝望。毕成功的梦魇是一个隐喻，隐含着精神与欲望的博弈，也折射出城市空间中人的精神困顿。
当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来临，财富日益成为个体生命成长的核心推动力，对生命的警觉，有时正是对包括财富追求在内的欲望的警觉。那个在艰难的生存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意志和理想，很可能最终被物所打败，被欲望所征服。看起来是时代在变，是一种发展的逻辑在裹挟着人往前走，其实真正的困境恰恰是人内在力量的丧失。人成了人之外的物质的奴隶。那种最初从异地“出走”、跋涉到西安城来的坚韧力量，是否能帮助人物完成第二次的“出走”——从被奴役的自我中“出走”？这是一次更为艰难的旅程。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茧，以它的丝线把人包裹得严严实实，慢慢地，人的精神也随着城市的节奏而律动。人臣服于已有的生活逻辑，陶醉于城市的舒适、富足带来的精神按摩，而不再去想象最初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而来。移民的后代已经成了西安城的主人，享受着城市的美好，也被城市所改造、异化。这似乎是现代生活的常态。
吴文莉不甘于自己的百年城市书写止步于此，她保持着对这一现状的省思，所以她质疑财富所带来的幻觉，她渴望她笔下的人物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出发，她觉得这才是城市的希望、人性的希望。在她所描述的这条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东西值得铭记，但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反抗。借由铭记，每一次的人生都不会虚度;通过反抗，人生才有一次次“出走”的动力。这些在历史苦难中的铭记与反抗，也许才是文学书写最具价值的部分。
【作者简介】周会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