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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前苏联国际知名科学史学家米库林斯基的科学史综合论和雅罗舍夫斯基的科学发展“三维观”方法论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问题。研究结论是：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外推力；科学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应力；科学学会领导人素质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生力。研究发现：科学发展“马太效应”“木桶效应”“外溢效应”也适用于科学学会发展。据此阐释了科协以学会为“主体”的学理依据及实践意义，并依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学会发展动因 历史社会文化 科学逻辑发展 领导人素质 学会为主体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同类科学学会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组织形态、不同的运行体制机制？为什么我国科学学会与欧美同类团体存在很大差异性？为什么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学会基于同等客观条件形成了学会发展的千差万别、迥然各异的状态，从而使我国学会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情境？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这种差异性？
运用前苏联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知名科学史学家С·Р·米库林斯基的科学史综合论[1]，苏联著名科学创造学家M·Г·雅罗舍夫斯基[2]科学发展的“三维观”方法论，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问题，具有一定启迪借鉴意义。所谓科学“三维观”，即科学发展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具体科学逻辑发展的动因，科学共同体领军人的心理动机综合动因，三个动因共同综合作用的直接结果或是内外因互动的综合结果。把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规律，仅归结为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是“外因论”；仅归结为是科学逻辑发展使然，是“内应论”；仅归结为是科学学会领导人能力使然，是“内因论”。强调其中一方而否认其他两方作用，抑或强调两方而忽略另一方作用，都可能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外推力
一定形式形态的科学学会发展，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学会只有与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的生态生长相协同，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符合学术共同体自身特性的发展。分析科学学会发生发展的外在动因，包括四个基本变量：
（一）历史的变量（动因）
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上各个科学共同体走过的历史进程不尽相同，欧洲各个科学共同体经历过差不多的历史进程，因此欧洲科学学会发展规律大体相同。
历史发展道路及发展水平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不同，其对科学共同体学会起到不同重要作用。马克思对共同体与历史关系做了深刻缕析：“凡是共同体以其主体与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且它们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3]”。我国长期封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作坊经济，桎梏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社会化和科学家职业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缺失或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力，造成了对科学需求和呼唤的不足，从而造成了科学社会建制（实体型科研院所、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无形学院）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皇家学会至今已存在350年历史，美国科促会至今已存在150年历史，而我国仅有28个全国学会至今有100多年历史。其运行体制机制也有很大差异性，欧美学会主要依托大学研究机构，而我国学会长期主要依托（挂靠）政府；欧美国家学会领导人完全由科学家担任，很少有政府背景，学会有很大自主性和发展空间，我国学会领导人多数长期由政府官员兼任，受政府管控和包办，学会背后有政府的影子，缺乏自主性；欧美国家允许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存在不同学会，相互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国同一地区同一学科只允许存在一个学会，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竞争性就没有发展动力性，学会发展就必然缺乏内生驱动力。“科学学派（学会）演化的 原动力，是其代表人物为了做得更好而进行的相互竞争，是最富于建设性和最完美地解决所提出问题的结果。内部竞争成为能够导致产生新的学派（学会）组织形式和促进学派（学会）解体复原的一种力量”[4]。这是我国学会长期发展滞后缓慢的历史原因。
（二）社会的变量（动因）
社会条件是学会自治性和民主性发展的动因。而自治性、民主性又是科学发展和学会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之一。社会条件是一个复杂综合体，是一定历史条件的截断面。其中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起到主导作用。由于学会内在的科学性、社会性、文化性等本质属性，科学学会既是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每个科学学会“都是一个呈现出独特无比、完整的微型社会结构[4]”。学会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社会体系是构成学会社会共同体的母体和发展氛围。不同社会条件下，学会的自治性和民主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如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科学学会——中国科学社，是于1914年6月10日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成立的[5]。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是在美国的社会条件下或科学体制下接受训练的，而他们熟悉的美国科学建制的基本模式源自于英国。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过，“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5]”。可是，1918年学会迁回国内后，发现学会活动在国内没有研究工作的依托条件，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存在巨大的反差。在美国，科学社尚能自由发展，自治性很强，一归国其“自治性”“民主性”立即遭到挑战。政局动荡、政府干预、百业凋零，科学救国理想化为泡影，专业荒疏，缺乏经费，惨淡经营……中国科学社前后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不同状态，说明了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学会发展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我国学会研究管理资深专家沈爱民根据数理统计，认为我国学会发展历史上曾有过两次高峰时期，这两次高峰的出现与社会动因休戚相关：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这次高峰是社会戊戌维新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第二次是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会发展有了强劲反弹，他预判党的十八大后学会将迎来第三次发展高峰。他得出结论：“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学会就停滞，就萎缩，甚至瓦解；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开放状态，学会就产生，就发展”[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动因对于学会演化规律的深刻影响。 （三）文化的变量（动因）
王沪宁指出：“文化因素是影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共同体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文化机制对社会的发展和格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形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7]”。每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都有自己特定的物质精神的生态环境”，必然会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科学文化，也就是说，学会是受社会文化和其亚文化——科学文化的双重交叉影响的。社会文化影响了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又影响了学会的发展。科学学会是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我国学会发展与传统文化（社会文化）的某些基因有关。我国传统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如“中庸之道”理念，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美德，同时也桎梏了科学的怀疑、批判和质疑精神的高扬，羁绊了创新者的个性好奇心和“异端”“邪说”的发育，藩篱了人们去立异鼎新、独树一帜，而“三纲五常”又束缚了青年科技才俊不敢向科学权威和自己导师挑战，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了科学文化。法国科学共同体领导人巴斯德“奠定了微生物‘生源说’的方法论基础，而不是‘内生说’的高级有机体身体传染性疾病有自生病原体的方法论基础[4]”，最终创造了“巴斯德法”。其内含了他强烈的质疑、怀疑、创新的探索精神。为此，他与新学说的坚决反对者，当时的科学权威、著名科学家李比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同时他还要与法国社会的萎靡不振和科学界的因循守旧之风进行顽强斗争，“特别能战斗精神”[4]充溢在巴斯德的创造过程。巴斯德的“科学精神、探索精神、战斗精神、奉献精神（他和他的团队志愿来到中国鼠疫病流行区进行防疫活动，表现了为科学、为人类牺牲的奉献精神）”与今天我国科技界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团队精神、奉献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科学界缺少了法国巴斯德式的“战斗精神”，这是中法两国社会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了其科学文化传统的差异，科学文化传统或科学文化基因的不同，又影响了科学、科学家和科学学会的规范、价值、制度、哲学思维发展的某些迥然。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问”：“为什么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进步，但现代科学却不出自中国？[8]”无独有偶，科学大师钱学森“著名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世界大师级人物？”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发表过《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8]，指出原因：“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著名社会学家费正清教授则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是中国学问的中心，其中心点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更完善的逻辑系统（科学的逻辑发展）有关”，“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之内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及平衡和稳定……连续性已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8]”。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动因和科学学会发展滞后的科学文化原因。
（四）政治的变量（动因）
政治情势或政治动因是分析科学学会发生发展及其演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中国历史上科学学会发展的两次高峰期，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科技学会纷纷建立起来，当时建立的科技团体就有127个（其中有28个全国学会至今还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科技团体一经产生就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伟大目标紧密相连，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抗日战争中，党中央号召“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1941年，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朱德做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他指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既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把科学与抗战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在这种政治动因影响下，整个解放区科技团体的发展达到了34个。
为了迎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大业，推选政协代表的政治动因，1949年6月19日，科代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出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代表，分别参加政协的6个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梁希、李四光、侯德榜3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在这些政治动因下，吴玉章主任委员在科代会筹委会上提出了科学团体的设计构想：其一，科学团体以后的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其组织形式及与各方面关系应该由这个任务来决定。其二，科学团体……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靠拢，成为其有力的辅助。其三，今后科学团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结合的专门性学术研究团体。其四，要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科学团体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上述新的组织形式，需要在全国科学工作者中酝酿宣传这个新的方向。1950年8月18日召开了科代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以政府准予立案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为会员；后者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以科学技术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科代会确定的两大组织形式和会员构成形式及其确定的宗旨成为后来中国科协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会员构成形式。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对于中国科协前身组织的发生、发展、演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划归为“资产阶级”，把科协及团体污蔑为“裴多芬俱乐部”，把这些组织负责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正常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使学会组织瘫痪，活动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移。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春天来到了，科学学会出现了反弹式地发展。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历史时期。特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颁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阐述了群团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必将对科学学会的发展和演化起到划时代的重要影响作用。
概言之，在四个变量不同排列组合的综合作用下，决定了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迥然各异的形态。这四个“变量”是科学学会组织发生发展的一种外在力量，但外因起作用还要靠科学学会发展的内应力和内生力的内生驱动来发挥作用的。
二、科学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内应力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科学内在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对学会发生发展影响的四个变量：
（一）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变量（动因）
沈爱民提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贝尔纳-汤浅规律，即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经他研究发现，世界科学学会的发展也存在类似规律，与科学发展中心转移规律轨迹接近[6]。他分析了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发生四次转移：16世纪，意大利（1540—1610）是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也是科学学会呈现最早和最活跃的国家之一；17世纪，英国（1660—1730）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也是科学团体的主要发源地，成立了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9）产生了著名的李比希、路德维希等学派学会；20世纪，美国（1920—现在）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美国科促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团体。
学者李万忍研究了科学活动中心与经济发展中心之间内在规律关系时指出“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的转移，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9]”。他列举了1870—1976年英、法、德、美、日5国的钢产量（是传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比较，发现19世纪70年代，英国钢产量为22万吨，是欧洲经济发展之首；20世纪30年代，德国钢产量达到1985万吨，代替了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发展中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钢产量达到878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6%，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
学者蔡跃洲指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规律与经济中心转移规律、世界创新中心转移规律与制造业中心转移规律的正相关度关系[10]。这说明了科学学会发展规律与科技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互动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
（二）科学技术发展效应的变量（动因）
1.“马太效应”。[11]“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的概念，即科学家名望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反过来，研究条件越好，之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名望。笔者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科学学会的学术交流也存在“马太效应”类似现象[12]：一是科技工作者参加学术团体层次越高，学术交流频次就越频繁。2007年，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学术交流3.5次，参加比例为90.3%；国家级学术团体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学术交流2.6次，参加比例为85.8%；省级学术团体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2.1次，参加比例为66.9%；没有参加学术团体的科技工作者人均年参加1.25次，比例为47.8%。二是参加学术团体的个人会员层次越高，参加学术活动遇到的困难就越少。国际、国家、省级会员和没参加学会的科技工作者表示“没有困难”的比例依次为23.4%、14.4%、9.8%、6.7%递减。三是参加团体层次越高，获得信息机会就越多，反之“缺乏信息和机会”。依次排列：没参加学术活动的占37.7%，参加省级学术活动的占29.2%，参加国家级学术活动的占19.0%，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占13.5%。
2.“木桶效应”。科学发展是综合动因决定的，倘若其中一个动因是“短腿”就制约了整体发展。这就好比木桶，其中一个木箍短于其他木箍，其木桶盛水高度是以最短的木箍高度为准，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木桶效应”。当前，创新短腿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而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不强的短腿，也制约了科协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工作大局。科协以学会为主体，就要千方百计地为学会创造条件，提高学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越强，科协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就越凸显。
3.梯次辐射和传递效应（外溢效应）。科学技术传播实质上是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向低负载体的梯度辐射和传递的结果。这个效应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学会的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向中小企业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抑或农村的辐射和传递。“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关于组织实施‘援藏科技增效工程’”、“关于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开展农技社会化服务的意见[13]”等，符合科学技术这种辐射传递规律或效应的要求，同样“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由学会和会员的高负载体向“五个重点”人群的低负载体普及传播，所以学会应该成为科普主体，会员应该是科普的主角，同样科协决策咨询承担主体也应以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的科学学会为主体来承担，因为其要优于一所高校或研究院所下属一个学院和研究室的创新、知识、信息要素的承载量，同时学会横跨多专业、多部门的交叉融合特点及地位超脱的优势也大大优于某个学院或研究室几个人的研究力量（否则科协与科技部等政府软科学课题承担主体就没有区别，就没有优势和特点而言了）。“中国科协关于成立创新评估指导委员会”，符合这种效应和“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实行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机制”的要求。
（三）科学技术发展的传承变量（动因）
自然科学逻辑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性，即是科学发展的传承性。而没有学派、学会等科学共同体，“一代至另一代科学团体的研究方法、科学规范和价值的传承，其历史的深厚传统就会中断[4]”。科学的不断分化与综合，是出现科学新生长点的重要根据，是科学发展传承性的必然逻辑结果，这种逻辑发展带来了学会逻辑发展。如生物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引发了学科内部分化，产生了生理学学科，又分化出生理物理化学学派和生理生物学学派、学会，生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了病理生理学、解剖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等边缘交叉学科、学派、学会。生理学发展，引起心理学分化成为独立学科，心理学又分化出实验心理学、公共心理学、机能心理学、结构心理学等许多分支。心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了生理心理学、心理物理学、神经心理学等边缘综合学科、学派、学会。科学逻辑发展，造成了学科分化与融合，从而引发产生了众多流派和学会。学派和学会是伴随科学的逻辑发展而发展，科学逻辑发展了多少个学科，原则上就有多少个学派、学会跟进逻辑发展。当然，科学逻辑发展为学会创建提供了科学前提条件，但最终要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条件制约的，是其需求和呼唤来驱动，才能使学派学会成型得以完成。科学分化综合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动因或规律，本质也是学会发展的一个动因或规律。 （四）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机理变量（动因）
科学学会发展演化受科学逻辑发展影响，同时由于学会本身的科学性，其对科学发展又有其内应性，产生一种对科学逻辑发展的契合和顺应性变化，即内在地生成对科学发展具有若干重要机理的反作用。如学术交流（分直接交流、间接交流、逆向交流）机制；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评议实行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机制；评价科学发现优先权机制；学科发展的规范、范式、范畴、概念完善机制；培养提携青年科学人才、科学传承机制；形成共同的科学价值观和规范，遵循共同的科学文化、创新文化和科学精神机制；成果、项目、课题通行的同行评议、承认、批准机制；成果发布、论文经过严格规范的评审标准机制等。这里我们仅分析一下学会对其中三个机制的特殊作用。
1.科学交流机制。科学交流能把分散科学家的认识汇集和统一起来，形成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学科，形成不同层次的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间密切联系和自由交流共同作用，他们对于知识的生产、评价的源头活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4]。“这被解释为首先创造过程是在某些思想交流和碰撞中实现的。这种交流对于自身的收获要比合理的逻辑过程和实践（首先是实验）活动的语言所表达的同义性的范围要大得多[4]”，它把个体的隐性非正式（非形式）知识变成了共同体正式（形式的）的知识，而“个人的知识一旦被组织（学派、学会）吸收，就可以成为其他知识工作者做好工作的动力和源泉[15]”。“由于直接交流逐渐使传播非形式知识成为可能，乃是科学共同体一种广泛的交流层次，在直接交流中吸收消化了别人的思想及功能，它是不能够用远离主体（交流者）指令的语言来传播的[4]”。直接交流能使一些不能形成文字和科学符号的意会（非形式）知识得以传承和传播，直接交流更使科学带头人不能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思维方式、哲学倾向、优良学风、个性品质，而要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行为方式传承给学生。这就是互联网及在线交流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直接交流形式不仅没有式微，科学家依然对该交流形式乐此不疲的重要动因所在。期刊、著作和公报的间接交流，也是一种普遍交流形式，是对其的一种补充。
2.评价发现发明优先权机制。“在谁首先创立或发现科学理论、方法事实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个优先权之争的科学现象。优先权之争可以理解成为科学荣誉、地位和权益的斗争，这些争论可以看作为了得到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承认而做出的努力。优先权通常是依据谁先公布成果来决定的[16]”。学派史、学会史上曾出现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之争[16]，也发生过卢瑟福与索迪两个学派关于放射性元素发现及在元素周期律分布之争的科学现象[4]。科学共同体的学派、学会最了解当事人的专业研究进展情况，因而也就最有资格来评议和决定优先权之争和“共同著作者”优先权的分配问题。微积分优先权是两位科学家之争，经科学共同体评判他们是各自独立完成的，因而优先权属于共同所有；放射性元素优先权是两个学派之争，经科学共同体的权威评价，卢瑟福学派的科学家法扬斯获得了优先权，因为他不仅表达了放射性元素衰变定律的最终形式，而且正确地安置了其在元素周期律的位子，独立地预言并证实了钍-X2 的存在。尽管卢瑟福与索迪曾经一起合作发现提出原子自然衰变理论，合著《放射性的原因与性质》，提出了放射性变化定律和天然放射性元素家族传递规律，引起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革命。但是卢瑟福没有因为有过与索迪学派的合作，而放弃为优先权而争的权利。科学来不得虚伪和人情，只有为真理而争才能不断发展。卢瑟福以其德艺双馨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3.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2015年，中国科学界在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上实施了重大改革[13]。即推荐工作回归学术本位，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作用。由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负责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和由省级科协负责省级行政区域的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由中国科协设立指导委员会、推荐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认定。这是一次实施“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的典范。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深入，由科学学会第三方来评价科学人才、科学问题将进入常态化。
综上所述，学会逻辑发展是科学逻辑发展四个变量互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四个变量综合动因作用下，因为“科学——不是独立系统，而是亚系统，它的行为是由社会历史场力线所决定的[4]”，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动因与科学发展逻辑动因相互叠加作用，影响制约着学会发展演化，学会发展又反作用于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学会三者互促协同，形成良性发展“科学生态圈”。
三、科学学会领导人个人素质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内生力
在历史社会文化动因和科学逻辑发展动因同等条件下，学会发展演化进程的动因，归根结底是由学会领导人素质的内生动因所决定的。即学会领导人（主要指理事长和秘书长）的个人素质，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其包括四个变量。
（一）哲学思维变量
爱因斯坦说，哲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母亲；英国培根说，哲理使人深刻。科学哲学思维是科学家取得科学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一位学会领导人引领学会发展的首要动因，因为科学思路来源于科学思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17]”。学会领导人的复合型思维尤为重要。其包括：一是战略思维。即从科学发展的战略性、长远性、根本性层面来思考科学发展问题。二是创新思维。思维特征是从开拓性、预见性、前瞻性层面来思考科学问题。三是立体思维。是从多侧面、多层面考虑科学问题，善于把握科学发展的要素与系统、宏观与微观、质与量的辩证关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是一位具有战略思维的大科学家。他非常注意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在科学研究中运用之，从而创建了地质力学，建构了“构造体系”概念，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发现，证明了他科学论断的前瞻性、预见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更是一位具有哲学思维的科学大家，他除了对我国“两弹一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之外，还运用系统工程论的思想，对许多科学发展问题都做出了前瞻性预判。他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10年后中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和命题[20]。特别是他倡导“中国科协学”，提出著名“三层次说”，对中国科协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世界学会史上，科学家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倾向，使学会发展蒙受损失的例子屡见不鲜。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为热力学和气动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克劳胥斯[18]，他把有限范围内正确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到无限的宇宙空间，引出了“宇宙热寂说”，成为神学论者宣扬世界末日与上帝创世依据，遭到了恩格斯“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东西了”的批判，影响了学会声誉与发展。 （二）科学能力（组织能力）变量
科学家担任学会理事长强调他的科学能力，其“马太效应”在学会发展中就会发挥作用。一位著名科学家担任学会理事长，学科发展方向不仅有保障，而且学会发展容易获得更多资源，在学术方面具有权威性，能够具有影响力、凝聚力。学会秘书长要求在组织能力方面更强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位科学家理事长和一位能干的秘书长搭班子时学会发展就快，一旦理事长和秘书长卸任或退休，学会就萎靡不振或凋零了。一个学会的发展兴旺与科学家理事长的科学能力和秘书长的组织能力有正因果关系。在世界学会史上，由于科学家理事长的超凡科学能力，使学会得以长足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4]首创了现代电子学和原子结构论——原子均匀结构模型，创建了《电学化学论》，他于190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了卡文迪许物理学会，当选为不列颠协会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几度连任近代物理学世界年会主席。相反，理事长科学能力不足或方法论有错误，导致学派和学会解体的教训也不罕见。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奠定了实验心理学基础，是国际构造心理学学派创始人之一，1889年成立科学学会并担任会长。但他把“意识作为脱离外界和大脑活动而存在的东西来进行研究”，科学权威性急剧下降，在第一届国际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上遭到了抵制，学会凋零了。
（三）志愿精神变量
志愿精神包含两层意思：一层为科技工作者自愿参加学会活动；一层为学会领导人志愿奉献和无报酬地为学会工作，这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一定数量的会员参加学会活动，或者学会会员没有涵盖本学科科技工作者的主体部分，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个学会有影响力、凝聚力，更不能说体现了学会的群众性、社会性了。由于学会是非营利组织，且绝大多数学会经费紧张，尤其地方学会领导人（包括工作人员）基本没有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批志愿者参加，为学会奉献自己的才智精力，这是决定一个学会兴旺发达的重要变量。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周培源将家乡的祖居和珍藏多幅字画及巨额奖金捐赠给科学事业[19]；中国科协第五、六届委员会主席周光召将自己科学奖金和积蓄捐赠成立青年科学奖励基金会，为科协学会树立了志愿精神的楷模。
（四）民主作风变量
学会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即民主办会，包括学术民主、会务民主、财务民主，是凝聚广大会员的凝固剂，是学会兴旺发达的保证。第四届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十分珍惜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并努力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和发扬。他多次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运行机制与民主办会和搞好服务的关系……科协不要变成行政化、官僚化的机构……摆正机关与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对党政领导负责与对科技工作者负责相统一……正确处理在科协机关内部实行逐级负责制与在团体中坚持民主办会，突出科技工作者主体地位的关系[20]”，从而使科协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不能不说与朱光亚主席的民主作风有关。
四、以学会为“主体”，促进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改新
2014年，中国科协党组提出了“以学会为主体”的工作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实施以学会为“主体”的过程，即是各级科协机关思维方式、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的过程。
（一）要在工作理念上发生根本转变
以学会为“主体”绝不是一句权宜之计的口号，它是科协观念行为的一场洗心革面。科协没有个人会员，科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实际上是通过为学会服务达到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的目的；科协没有科技人力资源，是通过活动把学会组织起来，学会把权属于不同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凝聚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表面看“以学会为主体”是心知肚明的道理，其实不然，科协“以学会为主体”，即包含了学会是科协的“工作主体、依靠主体、服务主体、人力资源主体、民主办会主体”的深刻内涵。科协以学会为主体，绝不仅是学会学术工作部以学会为主体，而是各个科协、各个部门开展工作都要以学会为主体。学会应该成为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体，而不是机关专职人员是科普主体。科协的决策咨询承担主体也应以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学会组织为主体，而不是高校或研究院所少数几个人为主体。组织人事部的工作中心也应向学会组织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服务转移。科协机关党委和学会服务中心开展“党建强会”活动，应加大对学会党建指导服务力度。要解决科普与学会资源配置不平衡，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惯势不破除，以“学会为主体”的工作理念就落不到实处。
（二）要帮助学会涵养生息，加强基础建设
学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学会基础薄弱、能力先天不足、有效覆盖面不广、吸引力凝聚力不强是我国学会的会情。我们应 “先与之”，后“先取之”，抑或“取之”与“与之”互动结合。近些年，中国科协为了提高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加大了对学会的涵养力度，如提高学会服务能力工程、提升学术期刊工程、期刊国际化工程、学术活动重点项目资助等。科协还应把更多的资源向学会倾斜。我国学会基础建设国家欠账太多，据赵红文章《全国学会领导人队伍现状分析》[21]，据2008年学会年检统计：186个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秘书长兼职的有102个，占54.8%，由离退休人员担任学会负责人职务的学会为103个，高达55%。近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改变学会从业人员的基本面。全国学会如此，省市级学会更是不容乐观，其秘书长3/4～4/5是兼职或由离退休人员担任。这支队伍非职业化、非专业化、老龄化问题严重，且待遇不高、不稳定，但每年却承担着科协布置的大量任务……开展“学会涵养行动”，要加大对学会的扶持力度，解决学会领导层的职业化、专业化、年轻化问题，选好配强学会专职领导人，党组织全覆盖学会，解决学会基础条件不良、不稳、不牢问题。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下基层夯实学会基础行动”，科协党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学会“找症结、下验方、寻良策、促帮代”上，真正把学会基础打牢，提升学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在科协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中建功立业。 （三）要完善以学会为主体的体制机制
科协机关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的评价主体不应是机关自我评价，而应以学会和会员评价为主体，以解决机关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不一致的问题。衡量科协工作，应以学会和会员满意为根本标准，科协要在以党政领导的要求与学会会员需求的结合点上谋划工作。机关新进人员应在所属学会挂职锻炼。机关处、局长的提拔，原则上应有学会工作经历，从优秀的学会秘书长中选拔充实科协机关处、局长队伍。科协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常委会要加大学会代表名额的比例，提高学会在科协体系内的话语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每年科协全委会应邀请学会理事长或秘书长列席会议，工作计划的制定应听取学会意见。每年以科协名义召开一次学会工作会议。每年培训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一次。科协应加重扁平化组织直通力度，科协机关与学会一体化。要克服长期忽视学会，脱离学会或与学会关系若近若离倾向。要经常调研学会发展改革存在的问题，每年帮助学会解决1～2个影响学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并作为一种常态化工作。要与学会干部交朋友，每年科协领导调研，一定要有学会调研的要求。每年科协党组应该组织一次与学会领导层的座谈会，征求学会对机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切实改进科协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作风。各级机关干部要学习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中国科技史、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研究、学会的社会功能等业务知识，加深对现代科技发展规律、学会发展规律和科学与社会、学会与科学社会关系的了解，从学理视角来为学会服务。
（四）要加强以学会为主体的相关工作理论研究和阐释
2015年，中央4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当前以学会为“主体”理念的提出，亟迫理论给予回答阐释的问题是以学会为“主体”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科协与学会关系存在的理论问题，即科协是人民团体，学会为科技团体，科协与学会的内在属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尤其是政治属性的差异性。科协以学会以主体，科协的政治属性所带来的政治职能和政治任务学会如何内应，如何以学会为主体来实施和实现？近些年伴随科协加大对学会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覆盖面，提出了“党建强会计划”，学会的党建水平有了提升，是否党建就是政治性职能了？科协机关党委是领导机关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的，那么与学会党建是什么关系，是否应该建学会党工委组织？这一轮机构改革提出要取消学会业务主管单位，科协与学会的关系只是团体会员的关系，这种柔性关系和主体关系是什么关系？另外，科协以学会为主体与科协自身改革关系；科学发展规律效应机制与学会发展规律关系；学科分化、综合与学会发展关系；学会领导人素质与学会发展关系等，都需要研究阐释，以利于对学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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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d the law of Chinese scientific societies’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science history proposed by С.Р. Микулинский，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view of science proposed by M.Г. Ярошевский， concluded that the historical，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 is an external force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pecific logic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s an internal reason， and the quality of society’s leader is an endogenous for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tthew Effect， the wooden barrel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lso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 society as main body，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logic development of science； quality of leader； take society as main body
[关键词]学会发展动因 历史社会文化 科学逻辑发展 领导人素质 学会为主体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同类科学学会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组织形态、不同的运行体制机制？为什么我国科学学会与欧美同类团体存在很大差异性？为什么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学会基于同等客观条件形成了学会发展的千差万别、迥然各异的状态，从而使我国学会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情境？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这种差异性？
运用前苏联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知名科学史学家С·Р·米库林斯基的科学史综合论[1]，苏联著名科学创造学家M·Г·雅罗舍夫斯基[2]科学发展的“三维观”方法论，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问题，具有一定启迪借鉴意义。所谓科学“三维观”，即科学发展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具体科学逻辑发展的动因，科学共同体领军人的心理动机综合动因，三个动因共同综合作用的直接结果或是内外因互动的综合结果。把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规律，仅归结为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是“外因论”；仅归结为是科学逻辑发展使然，是“内应论”；仅归结为是科学学会领导人能力使然，是“内因论”。强调其中一方而否认其他两方作用，抑或强调两方而忽略另一方作用，都可能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外推力
一定形式形态的科学学会发展，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学会只有与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的生态生长相协同，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符合学术共同体自身特性的发展。分析科学学会发生发展的外在动因，包括四个基本变量：
（一）历史的变量（动因）
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上各个科学共同体走过的历史进程不尽相同，欧洲各个科学共同体经历过差不多的历史进程，因此欧洲科学学会发展规律大体相同。
历史发展道路及发展水平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不同，其对科学共同体学会起到不同重要作用。马克思对共同体与历史关系做了深刻缕析：“凡是共同体以其主体与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且它们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3]”。我国长期封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作坊经济，桎梏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社会化和科学家职业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缺失或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力，造成了对科学需求和呼唤的不足，从而造成了科学社会建制（实体型科研院所、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无形学院）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皇家学会至今已存在350年历史，美国科促会至今已存在150年历史，而我国仅有28个全国学会至今有100多年历史。其运行体制机制也有很大差异性，欧美学会主要依托大学研究机构，而我国学会长期主要依托（挂靠）政府；欧美国家学会领导人完全由科学家担任，很少有政府背景，学会有很大自主性和发展空间，我国学会领导人多数长期由政府官员兼任，受政府管控和包办，学会背后有政府的影子，缺乏自主性；欧美国家允许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存在不同学会，相互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国同一地区同一学科只允许存在一个学会，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竞争性就没有发展动力性，学会发展就必然缺乏内生驱动力。“科学学派（学会）演化的 原动力，是其代表人物为了做得更好而进行的相互竞争，是最富于建设性和最完美地解决所提出问题的结果。内部竞争成为能够导致产生新的学派（学会）组织形式和促进学派（学会）解体复原的一种力量”[4]。这是我国学会长期发展滞后缓慢的历史原因。
（二）社会的变量（动因）
社会条件是学会自治性和民主性发展的动因。而自治性、民主性又是科学发展和学会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之一。社会条件是一个复杂综合体，是一定历史条件的截断面。其中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起到主导作用。由于学会内在的科学性、社会性、文化性等本质属性，科学学会既是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每个科学学会“都是一个呈现出独特无比、完整的微型社会结构[4]”。学会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社会体系是构成学会社会共同体的母体和发展氛围。不同社会条件下，学会的自治性和民主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如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科学学会——中国科学社，是于1914年6月10日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成立的[5]。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是在美国的社会条件下或科学体制下接受训练的，而他们熟悉的美国科学建制的基本模式源自于英国。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过，“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5]”。可是，1918年学会迁回国内后，发现学会活动在国内没有研究工作的依托条件，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存在巨大的反差。在美国，科学社尚能自由发展，自治性很强，一归国其“自治性”“民主性”立即遭到挑战。政局动荡、政府干预、百业凋零，科学救国理想化为泡影，专业荒疏，缺乏经费，惨淡经营……中国科学社前后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不同状态，说明了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学会发展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我国学会研究管理资深专家沈爱民根据数理统计，认为我国学会发展历史上曾有过两次高峰时期，这两次高峰的出现与社会动因休戚相关：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这次高峰是社会戊戌维新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第二次是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会发展有了强劲反弹，他预判党的十八大后学会将迎来第三次发展高峰。他得出结论：“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学会就停滞，就萎缩，甚至瓦解；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开放状态，学会就产生，就发展”[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动因对于学会演化规律的深刻影响。 （三）文化的变量（动因）
王沪宁指出：“文化因素是影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共同体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文化机制对社会的发展和格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形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7]”。每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都有自己特定的物质精神的生态环境”，必然会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科学文化，也就是说，学会是受社会文化和其亚文化——科学文化的双重交叉影响的。社会文化影响了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又影响了学会的发展。科学学会是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我国学会发展与传统文化（社会文化）的某些基因有关。我国传统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如“中庸之道”理念，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美德，同时也桎梏了科学的怀疑、批判和质疑精神的高扬，羁绊了创新者的个性好奇心和“异端”“邪说”的发育，藩篱了人们去立异鼎新、独树一帜，而“三纲五常”又束缚了青年科技才俊不敢向科学权威和自己导师挑战，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了科学文化。法国科学共同体领导人巴斯德“奠定了微生物‘生源说’的方法论基础，而不是‘内生说’的高级有机体身体传染性疾病有自生病原体的方法论基础[4]”，最终创造了“巴斯德法”。其内含了他强烈的质疑、怀疑、创新的探索精神。为此，他与新学说的坚决反对者，当时的科学权威、著名科学家李比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同时他还要与法国社会的萎靡不振和科学界的因循守旧之风进行顽强斗争，“特别能战斗精神”[4]充溢在巴斯德的创造过程。巴斯德的“科学精神、探索精神、战斗精神、奉献精神（他和他的团队志愿来到中国鼠疫病流行区进行防疫活动，表现了为科学、为人类牺牲的奉献精神）”与今天我国科技界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团队精神、奉献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科学界缺少了法国巴斯德式的“战斗精神”，这是中法两国社会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了其科学文化传统的差异，科学文化传统或科学文化基因的不同，又影响了科学、科学家和科学学会的规范、价值、制度、哲学思维发展的某些迥然。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问”：“为什么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进步，但现代科学却不出自中国？[8]”无独有偶，科学大师钱学森“著名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世界大师级人物？”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发表过《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8]，指出原因：“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著名社会学家费正清教授则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是中国学问的中心，其中心点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更完善的逻辑系统（科学的逻辑发展）有关”，“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之内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及平衡和稳定……连续性已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8]”。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动因和科学学会发展滞后的科学文化原因。
（四）政治的变量（动因）
政治情势或政治动因是分析科学学会发生发展及其演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中国历史上科学学会发展的两次高峰期，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科技学会纷纷建立起来，当时建立的科技团体就有127个（其中有28个全国学会至今还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科技团体一经产生就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伟大目标紧密相连，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抗日战争中，党中央号召“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1941年，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朱德做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他指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既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把科学与抗战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在这种政治动因影响下，整个解放区科技团体的发展达到了34个。
为了迎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大业，推选政协代表的政治动因，1949年6月19日，科代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出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代表，分别参加政协的6个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梁希、李四光、侯德榜3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在这些政治动因下，吴玉章主任委员在科代会筹委会上提出了科学团体的设计构想：其一，科学团体以后的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其组织形式及与各方面关系应该由这个任务来决定。其二，科学团体……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靠拢，成为其有力的辅助。其三，今后科学团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结合的专门性学术研究团体。其四，要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科学团体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上述新的组织形式，需要在全国科学工作者中酝酿宣传这个新的方向。1950年8月18日召开了科代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以政府准予立案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为会员；后者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以科学技术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科代会确定的两大组织形式和会员构成形式及其确定的宗旨成为后来中国科协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会员构成形式。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对于中国科协前身组织的发生、发展、演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划归为“资产阶级”，把科协及团体污蔑为“裴多芬俱乐部”，把这些组织负责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正常的政治情势和政治动因，使学会组织瘫痪，活动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移。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春天来到了，科学学会出现了反弹式地发展。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历史时期。特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颁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阐述了群团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必将对科学学会的发展和演化起到划时代的重要影响作用。
概言之，在四个变量不同排列组合的综合作用下，决定了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迥然各异的形态。这四个“变量”是科学学会组织发生发展的一种外在力量，但外因起作用还要靠科学学会发展的内应力和内生力的内生驱动来发挥作用的。
二、科学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内应力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科学内在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对学会发生发展影响的四个变量：
（一）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变量（动因）
沈爱民提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贝尔纳-汤浅规律，即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经他研究发现，世界科学学会的发展也存在类似规律，与科学发展中心转移规律轨迹接近[6]。他分析了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发生四次转移：16世纪，意大利（1540—1610）是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也是科学学会呈现最早和最活跃的国家之一；17世纪，英国（1660—1730）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也是科学团体的主要发源地，成立了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9）产生了著名的李比希、路德维希等学派学会；20世纪，美国（1920—现在）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美国科促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团体。
学者李万忍研究了科学活动中心与经济发展中心之间内在规律关系时指出“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的转移，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9]”。他列举了1870—1976年英、法、德、美、日5国的钢产量（是传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比较，发现19世纪70年代，英国钢产量为22万吨，是欧洲经济发展之首；20世纪30年代，德国钢产量达到1985万吨，代替了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发展中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钢产量达到878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6%，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
学者蔡跃洲指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规律与经济中心转移规律、世界创新中心转移规律与制造业中心转移规律的正相关度关系[10]。这说明了科学学会发展规律与科技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互动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
（二）科学技术发展效应的变量（动因）
1.“马太效应”。[11]“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的概念，即科学家名望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反过来，研究条件越好，之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名望。笔者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科学学会的学术交流也存在“马太效应”类似现象[12]：一是科技工作者参加学术团体层次越高，学术交流频次就越频繁。2007年，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学术交流3.5次，参加比例为90.3%；国家级学术团体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学术交流2.6次，参加比例为85.8%；省级学术团体个人会员人均年参加2.1次，参加比例为66.9%；没有参加学术团体的科技工作者人均年参加1.25次，比例为47.8%。二是参加学术团体的个人会员层次越高，参加学术活动遇到的困难就越少。国际、国家、省级会员和没参加学会的科技工作者表示“没有困难”的比例依次为23.4%、14.4%、9.8%、6.7%递减。三是参加团体层次越高，获得信息机会就越多，反之“缺乏信息和机会”。依次排列：没参加学术活动的占37.7%，参加省级学术活动的占29.2%，参加国家级学术活动的占19.0%，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占13.5%。
2.“木桶效应”。科学发展是综合动因决定的，倘若其中一个动因是“短腿”就制约了整体发展。这就好比木桶，其中一个木箍短于其他木箍，其木桶盛水高度是以最短的木箍高度为准，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木桶效应”。当前，创新短腿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而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不强的短腿，也制约了科协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工作大局。科协以学会为主体，就要千方百计地为学会创造条件，提高学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越强，科协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就越凸显。
3.梯次辐射和传递效应（外溢效应）。科学技术传播实质上是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向低负载体的梯度辐射和传递的结果。这个效应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学会的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向中小企业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抑或农村的辐射和传递。“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关于组织实施‘援藏科技增效工程’”、“关于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开展农技社会化服务的意见[13]”等，符合科学技术这种辐射传递规律或效应的要求，同样“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由学会和会员的高负载体向“五个重点”人群的低负载体普及传播，所以学会应该成为科普主体，会员应该是科普的主角，同样科协决策咨询承担主体也应以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的科学学会为主体来承担，因为其要优于一所高校或研究院所下属一个学院和研究室的创新、知识、信息要素的承载量，同时学会横跨多专业、多部门的交叉融合特点及地位超脱的优势也大大优于某个学院或研究室几个人的研究力量（否则科协与科技部等政府软科学课题承担主体就没有区别，就没有优势和特点而言了）。“中国科协关于成立创新评估指导委员会”，符合这种效应和“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实行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机制”的要求。
（三）科学技术发展的传承变量（动因）
自然科学逻辑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性，即是科学发展的传承性。而没有学派、学会等科学共同体，“一代至另一代科学团体的研究方法、科学规范和价值的传承，其历史的深厚传统就会中断[4]”。科学的不断分化与综合，是出现科学新生长点的重要根据，是科学发展传承性的必然逻辑结果，这种逻辑发展带来了学会逻辑发展。如生物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引发了学科内部分化，产生了生理学学科，又分化出生理物理化学学派和生理生物学学派、学会，生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了病理生理学、解剖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等边缘交叉学科、学派、学会。生理学发展，引起心理学分化成为独立学科，心理学又分化出实验心理学、公共心理学、机能心理学、结构心理学等许多分支。心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了生理心理学、心理物理学、神经心理学等边缘综合学科、学派、学会。科学逻辑发展，造成了学科分化与融合，从而引发产生了众多流派和学会。学派和学会是伴随科学的逻辑发展而发展，科学逻辑发展了多少个学科，原则上就有多少个学派、学会跟进逻辑发展。当然，科学逻辑发展为学会创建提供了科学前提条件，但最终要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条件制约的，是其需求和呼唤来驱动，才能使学派学会成型得以完成。科学分化综合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动因或规律，本质也是学会发展的一个动因或规律。 （四）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机理变量（动因）
科学学会发展演化受科学逻辑发展影响，同时由于学会本身的科学性，其对科学发展又有其内应性，产生一种对科学逻辑发展的契合和顺应性变化，即内在地生成对科学发展具有若干重要机理的反作用。如学术交流（分直接交流、间接交流、逆向交流）机制；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评议实行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机制；评价科学发现优先权机制；学科发展的规范、范式、范畴、概念完善机制；培养提携青年科学人才、科学传承机制；形成共同的科学价值观和规范，遵循共同的科学文化、创新文化和科学精神机制；成果、项目、课题通行的同行评议、承认、批准机制；成果发布、论文经过严格规范的评审标准机制等。这里我们仅分析一下学会对其中三个机制的特殊作用。
1.科学交流机制。科学交流能把分散科学家的认识汇集和统一起来，形成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学科，形成不同层次的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间密切联系和自由交流共同作用，他们对于知识的生产、评价的源头活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4]。“这被解释为首先创造过程是在某些思想交流和碰撞中实现的。这种交流对于自身的收获要比合理的逻辑过程和实践（首先是实验）活动的语言所表达的同义性的范围要大得多[4]”，它把个体的隐性非正式（非形式）知识变成了共同体正式（形式的）的知识，而“个人的知识一旦被组织（学派、学会）吸收，就可以成为其他知识工作者做好工作的动力和源泉[15]”。“由于直接交流逐渐使传播非形式知识成为可能，乃是科学共同体一种广泛的交流层次，在直接交流中吸收消化了别人的思想及功能，它是不能够用远离主体（交流者）指令的语言来传播的[4]”。直接交流能使一些不能形成文字和科学符号的意会（非形式）知识得以传承和传播，直接交流更使科学带头人不能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思维方式、哲学倾向、优良学风、个性品质，而要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行为方式传承给学生。这就是互联网及在线交流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直接交流形式不仅没有式微，科学家依然对该交流形式乐此不疲的重要动因所在。期刊、著作和公报的间接交流，也是一种普遍交流形式，是对其的一种补充。
2.评价发现发明优先权机制。“在谁首先创立或发现科学理论、方法事实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个优先权之争的科学现象。优先权之争可以理解成为科学荣誉、地位和权益的斗争，这些争论可以看作为了得到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承认而做出的努力。优先权通常是依据谁先公布成果来决定的[16]”。学派史、学会史上曾出现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之争[16]，也发生过卢瑟福与索迪两个学派关于放射性元素发现及在元素周期律分布之争的科学现象[4]。科学共同体的学派、学会最了解当事人的专业研究进展情况，因而也就最有资格来评议和决定优先权之争和“共同著作者”优先权的分配问题。微积分优先权是两位科学家之争，经科学共同体评判他们是各自独立完成的，因而优先权属于共同所有；放射性元素优先权是两个学派之争，经科学共同体的权威评价，卢瑟福学派的科学家法扬斯获得了优先权，因为他不仅表达了放射性元素衰变定律的最终形式，而且正确地安置了其在元素周期律的位子，独立地预言并证实了钍-X2 的存在。尽管卢瑟福与索迪曾经一起合作发现提出原子自然衰变理论，合著《放射性的原因与性质》，提出了放射性变化定律和天然放射性元素家族传递规律，引起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革命。但是卢瑟福没有因为有过与索迪学派的合作，而放弃为优先权而争的权利。科学来不得虚伪和人情，只有为真理而争才能不断发展。卢瑟福以其德艺双馨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3.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2015年，中国科学界在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上实施了重大改革[13]。即推荐工作回归学术本位，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作用。由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负责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和由省级科协负责省级行政区域的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由中国科协设立指导委员会、推荐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认定。这是一次实施“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的典范。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深入，由科学学会第三方来评价科学人才、科学问题将进入常态化。
综上所述，学会逻辑发展是科学逻辑发展四个变量互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四个变量综合动因作用下，因为“科学——不是独立系统，而是亚系统，它的行为是由社会历史场力线所决定的[4]”，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动因与科学发展逻辑动因相互叠加作用，影响制约着学会发展演化，学会发展又反作用于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学会三者互促协同，形成良性发展“科学生态圈”。
三、科学学会领导人个人素质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内生力
在历史社会文化动因和科学逻辑发展动因同等条件下，学会发展演化进程的动因，归根结底是由学会领导人素质的内生动因所决定的。即学会领导人（主要指理事长和秘书长）的个人素质，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其包括四个变量。
（一）哲学思维变量
爱因斯坦说，哲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母亲；英国培根说，哲理使人深刻。科学哲学思维是科学家取得科学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一位学会领导人引领学会发展的首要动因，因为科学思路来源于科学思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17]”。学会领导人的复合型思维尤为重要。其包括：一是战略思维。即从科学发展的战略性、长远性、根本性层面来思考科学发展问题。二是创新思维。思维特征是从开拓性、预见性、前瞻性层面来思考科学问题。三是立体思维。是从多侧面、多层面考虑科学问题，善于把握科学发展的要素与系统、宏观与微观、质与量的辩证关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是一位具有战略思维的大科学家。他非常注意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在科学研究中运用之，从而创建了地质力学，建构了“构造体系”概念，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发现，证明了他科学论断的前瞻性、预见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更是一位具有哲学思维的科学大家，他除了对我国“两弹一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之外，还运用系统工程论的思想，对许多科学发展问题都做出了前瞻性预判。他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10年后中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和命题[20]。特别是他倡导“中国科协学”，提出著名“三层次说”，对中国科协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世界学会史上，科学家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倾向，使学会发展蒙受损失的例子屡见不鲜。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为热力学和气动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克劳胥斯[18]，他把有限范围内正确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到无限的宇宙空间，引出了“宇宙热寂说”，成为神学论者宣扬世界末日与上帝创世依据，遭到了恩格斯“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东西了”的批判，影响了学会声誉与发展。 （二）科学能力（组织能力）变量
科学家担任学会理事长强调他的科学能力，其“马太效应”在学会发展中就会发挥作用。一位著名科学家担任学会理事长，学科发展方向不仅有保障，而且学会发展容易获得更多资源，在学术方面具有权威性，能够具有影响力、凝聚力。学会秘书长要求在组织能力方面更强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位科学家理事长和一位能干的秘书长搭班子时学会发展就快，一旦理事长和秘书长卸任或退休，学会就萎靡不振或凋零了。一个学会的发展兴旺与科学家理事长的科学能力和秘书长的组织能力有正因果关系。在世界学会史上，由于科学家理事长的超凡科学能力，使学会得以长足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4]首创了现代电子学和原子结构论——原子均匀结构模型，创建了《电学化学论》，他于190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了卡文迪许物理学会，当选为不列颠协会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几度连任近代物理学世界年会主席。相反，理事长科学能力不足或方法论有错误，导致学派和学会解体的教训也不罕见。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奠定了实验心理学基础，是国际构造心理学学派创始人之一，1889年成立科学学会并担任会长。但他把“意识作为脱离外界和大脑活动而存在的东西来进行研究”，科学权威性急剧下降，在第一届国际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上遭到了抵制，学会凋零了。
（三）志愿精神变量
志愿精神包含两层意思：一层为科技工作者自愿参加学会活动；一层为学会领导人志愿奉献和无报酬地为学会工作，这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一定数量的会员参加学会活动，或者学会会员没有涵盖本学科科技工作者的主体部分，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个学会有影响力、凝聚力，更不能说体现了学会的群众性、社会性了。由于学会是非营利组织，且绝大多数学会经费紧张，尤其地方学会领导人（包括工作人员）基本没有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批志愿者参加，为学会奉献自己的才智精力，这是决定一个学会兴旺发达的重要变量。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周培源将家乡的祖居和珍藏多幅字画及巨额奖金捐赠给科学事业[19]；中国科协第五、六届委员会主席周光召将自己科学奖金和积蓄捐赠成立青年科学奖励基金会，为科协学会树立了志愿精神的楷模。
（四）民主作风变量
学会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即民主办会，包括学术民主、会务民主、财务民主，是凝聚广大会员的凝固剂，是学会兴旺发达的保证。第四届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十分珍惜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并努力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和发扬。他多次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运行机制与民主办会和搞好服务的关系……科协不要变成行政化、官僚化的机构……摆正机关与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对党政领导负责与对科技工作者负责相统一……正确处理在科协机关内部实行逐级负责制与在团体中坚持民主办会，突出科技工作者主体地位的关系[20]”，从而使科协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不能不说与朱光亚主席的民主作风有关。
四、以学会为“主体”，促进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改新
2014年，中国科协党组提出了“以学会为主体”的工作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实施以学会为“主体”的过程，即是各级科协机关思维方式、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的过程。
（一）要在工作理念上发生根本转变
以学会为“主体”绝不是一句权宜之计的口号，它是科协观念行为的一场洗心革面。科协没有个人会员，科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实际上是通过为学会服务达到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的目的；科协没有科技人力资源，是通过活动把学会组织起来，学会把权属于不同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凝聚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表面看“以学会为主体”是心知肚明的道理，其实不然，科协“以学会为主体”，即包含了学会是科协的“工作主体、依靠主体、服务主体、人力资源主体、民主办会主体”的深刻内涵。科协以学会为主体，绝不仅是学会学术工作部以学会为主体，而是各个科协、各个部门开展工作都要以学会为主体。学会应该成为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体，而不是机关专职人员是科普主体。科协的决策咨询承担主体也应以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体学会组织为主体，而不是高校或研究院所少数几个人为主体。组织人事部的工作中心也应向学会组织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服务转移。科协机关党委和学会服务中心开展“党建强会”活动，应加大对学会党建指导服务力度。要解决科普与学会资源配置不平衡，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惯势不破除，以“学会为主体”的工作理念就落不到实处。
（二）要帮助学会涵养生息，加强基础建设
学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学会基础薄弱、能力先天不足、有效覆盖面不广、吸引力凝聚力不强是我国学会的会情。我们应 “先与之”，后“先取之”，抑或“取之”与“与之”互动结合。近些年，中国科协为了提高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加大了对学会的涵养力度，如提高学会服务能力工程、提升学术期刊工程、期刊国际化工程、学术活动重点项目资助等。科协还应把更多的资源向学会倾斜。我国学会基础建设国家欠账太多，据赵红文章《全国学会领导人队伍现状分析》[21]，据2008年学会年检统计：186个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秘书长兼职的有102个，占54.8%，由离退休人员担任学会负责人职务的学会为103个，高达55%。近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改变学会从业人员的基本面。全国学会如此，省市级学会更是不容乐观，其秘书长3/4～4/5是兼职或由离退休人员担任。这支队伍非职业化、非专业化、老龄化问题严重，且待遇不高、不稳定，但每年却承担着科协布置的大量任务……开展“学会涵养行动”，要加大对学会的扶持力度，解决学会领导层的职业化、专业化、年轻化问题，选好配强学会专职领导人，党组织全覆盖学会，解决学会基础条件不良、不稳、不牢问题。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下基层夯实学会基础行动”，科协党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学会“找症结、下验方、寻良策、促帮代”上，真正把学会基础打牢，提升学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在科协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中建功立业。 （三）要完善以学会为主体的体制机制
科协机关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的评价主体不应是机关自我评价，而应以学会和会员评价为主体，以解决机关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不一致的问题。衡量科协工作，应以学会和会员满意为根本标准，科协要在以党政领导的要求与学会会员需求的结合点上谋划工作。机关新进人员应在所属学会挂职锻炼。机关处、局长的提拔，原则上应有学会工作经历，从优秀的学会秘书长中选拔充实科协机关处、局长队伍。科协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常委会要加大学会代表名额的比例，提高学会在科协体系内的话语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每年科协全委会应邀请学会理事长或秘书长列席会议，工作计划的制定应听取学会意见。每年以科协名义召开一次学会工作会议。每年培训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一次。科协应加重扁平化组织直通力度，科协机关与学会一体化。要克服长期忽视学会，脱离学会或与学会关系若近若离倾向。要经常调研学会发展改革存在的问题，每年帮助学会解决1～2个影响学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并作为一种常态化工作。要与学会干部交朋友，每年科协领导调研，一定要有学会调研的要求。每年科协党组应该组织一次与学会领导层的座谈会，征求学会对机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切实改进科协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作风。各级机关干部要学习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中国科技史、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研究、学会的社会功能等业务知识，加深对现代科技发展规律、学会发展规律和科学与社会、学会与科学社会关系的了解，从学理视角来为学会服务。
（四）要加强以学会为主体的相关工作理论研究和阐释
2015年，中央4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当前以学会为“主体”理念的提出，亟迫理论给予回答阐释的问题是以学会为“主体”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科协与学会关系存在的理论问题，即科协是人民团体，学会为科技团体，科协与学会的内在属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尤其是政治属性的差异性。科协以学会以主体，科协的政治属性所带来的政治职能和政治任务学会如何内应，如何以学会为主体来实施和实现？近些年伴随科协加大对学会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覆盖面，提出了“党建强会计划”，学会的党建水平有了提升，是否党建就是政治性职能了？科协机关党委是领导机关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的，那么与学会党建是什么关系，是否应该建学会党工委组织？这一轮机构改革提出要取消学会业务主管单位，科协与学会的关系只是团体会员的关系，这种柔性关系和主体关系是什么关系？另外，科协以学会为主体与科协自身改革关系；科学发展规律效应机制与学会发展规律关系；学科分化、综合与学会发展关系；学会领导人素质与学会发展关系等，都需要研究阐释，以利于对学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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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d the law of Chinese scientific societies’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science history proposed by С.Р. Микулинский，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view of science proposed by M.Г. Ярошевский， concluded that the historical，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 is an external force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pecific logic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s an internal reason， and the quality of society’s leader is an endogenous for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tthew Effect， the wooden barrel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lso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 society as main body，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logic development of science； quality of leader； take society as main 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