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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阜南县朱寨镇的邓庄小学，已经上四年级的小旭（化名）课间休息时静静地望着窗外发呆，与同龄男生比起来，小旭显得格外“文静”。这个曾经的“大头娃娃”或许并不知道，十年前，阜阳的劣质奶粉在食品安全领域刮起了怎样的风暴；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大头娃娃”家庭都还好吗？
老师提问，他反应半天才回答
2003年5月起，安徽阜阳农村地区相继发现婴幼儿出现头部肿大、体重减轻、低烧不退的怪现象，经查都是食用劣质奶粉而重度营养不良所致。事后统计，在那次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12名婴儿被营养价值还不如米汤的奶粉夺去了生命，229名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成了“大头娃娃”。
十年的光阴流逝，除了稍显瘦弱，在小旭身上已经看不出“大头娃娃”的痕迹。小旭的奶奶刘孝珍告诉记者，像阜阳其他农村家庭一样，小旭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小旭出生之后就一直由她和老伴照顾。
“当年家里条件不好，但哪里会想到便宜的奶粉竟害了孩子”，刘孝珍回忆起往事仍心有余悸。小旭吃了3个月的劣质奶粉，体重一点都没有增加，还出现浮肿、拉肚子等症状，为了抢救小旭，家里花了近7000元。
“学习上，小旭比一般孩子要用功很多，各科成绩却总在 70分上下徘徊。有时候老师提问，他也要反应老半天才能回答。”邓庄小学校长肖贵乾说，如今，小旭的学习和生活都被家长委托给他照料，“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小旭稍微做下运动，便全身大汗淋漓，他父母曾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但医生也说不出啥毛病。”
没告诉儿子曾是“大头娃娃”
彼时30岁的阜阳市太和县三堂镇农民高正，当年没有想到，自己为挽救儿子生命的朴素冲动而较早举报劣质奶粉，居然让他“忽然”成了维权明星，并一举当选为“2004年十大法治人物”。
高正的儿子奥强当时刚满九个月，因为长期食用“伊鹿”奶粉，奥强开始发烧、拉肚子，后来突然发展成腹部肿胀。“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又是被劣质奶粉害的。”抑制不住内心愤怒的高正，一纸诉状将劣质奶粉经销商告上了法庭。
在上诉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奥强是高正的第三个儿子，当初为了避免违反计划生育被罚款的危险，他把儿子送给了妹妹寄养，因此，在法院第一次立案后，以高正不是原告的直系亲属为由，不让其出庭。无奈，高正只好讲出实情，说明奥强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事实，法院这才同意其出庭诉讼。对于这个近乎可以说是“失而复得”的儿子，高正总是感慨万千。
十年后的今天，高正在上海开了家软件公司，从事商务咨询业务，经济状况不错，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但对于十年前的事情，高正不愿多说。直到现在，高正也没有告诉儿子曾是“大头娃娃”的事情，只为给孩子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现在饭前必须让孩子洗手
小旭和奥强都曾经为劣质奶粉所害，由于救治及时，目前他们都恢复得较好。与之相比，阜阳市颍泉区周棚镇人张林伟家庭则一直沉浸于“大头娃娃”事件的痛苦之中。2003年时，张林伟是一名铁路养路临时工，每天的工资只有27元，女儿小蓉（化名）出生后，张林伟去镇上买奶粉，卖奶粉的经销商曾告诉他，一款叫“绿元”的奶粉价格便宜，每罐才9元钱，农村人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而令张林伟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小蓉吃了一段时间奶粉后，便出现虚胖、颈部溃烂等症状，张林伟先后将女儿送进阜阳周棚卫生院、阜阳妇幼保健院和阜阳市人民医院治疗。2003年8月，小蓉离开了人世。
女儿出事之后，张林伟与经销商张俊田签订书面协议，张俊田承认是其销售的劣质奶粉造成小蓉死亡，并自愿赔偿12000元，但有2000元至今未兑现。
2005年，张林伟和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同村的邻居们则大多数盖起了小楼房，而张林伟一家人仍住在老房子里。
现在的张林伟变成了一个“谨慎”的人，吃饭前必须让孩子洗手，去商店买食品则会主动索要收据或发票。“没啥别的想法，就是希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成长，将来能有个好出路，我想这也是所有受过伤害的家庭的心愿。”张林伟说。
村民“育儿经”已经发生改变
农忙前夕，在北京打工的戎刚回到了家乡安徽省阜阳市苗集镇，与过年回家时一样，戎刚最重要的行李是一大背包的奶粉。只要见到有记者来访，戎刚都会立刻拿出一罐奶粉询问，“你帮俺看看这奶粉正宗么？”
阜阳作为我国重要的民工输出地之一，不少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外出打工，将孩子托付给家中长辈抚养，因此奶粉喂养孩子在阜阳农村非常普遍。“大头娃娃”事件较早的举报人之一，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刘晓林说：“农村老人多数不识字，也没有辨别意识，使得劣质奶粉在农村很有市场，这也是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非昔比。戎刚的孩子今年刚满一周岁，孩子出生后，夫妻俩就做好了分工，丈夫在北京打工挣钱，妻子则在家专心照料孩子。“0到3个月、3个月到6个月……1年不到的时间，已经给孩子换了5种进口奶粉。现在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一些，但也不知道哪种好，就知道挑价格贵的买。”当被问到现在都给孩子喝什么奶粉时，戎刚这样说道。
朱洪荟家住阜南县朱寨镇大田村，她的侄子曾是受害的“大头娃娃”之一。尽管家境不太好，朱洪荟的女儿一出生，她和丈夫还是咬着牙，给孩子买进口奶粉喂养。朱洪荟说，“孩子现在11个月大，吃的奶粉每罐100多元，只够吃一个星期。奶粉经销商推荐说这个牌子好，也没多想就买了。”
朱洪荟的丈夫不相信镇上集市卖的奶粉，在外打工的他也经常寄一些奶粉回来。朱洪荟和老人在家守着几亩田，丈夫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每月的奶粉钱成了不小的开支。朱洪荟说，“为了孩子能健健康康的，不多花点钱能放心么？”
更有家长开始排斥奶粉喂养，阜南县苗集镇大蔡村村民戎慧的女儿小婷（化名）也是曾被劣质奶粉伤害的“大头娃娃”，8岁之前经常生病，现在也十分挑食。为了避免悲剧重演，2005年戎慧生下儿子苗雨浩后，坚持母乳喂养，现在的苗雨浩比姐姐小婷要壮实许多。
“大头娃娃”事件影响的远不止村民的消費观念。阜阳市三里湾批发市场，当年正是从这里，大量的劣质奶粉流向了农村市场，而今这个市场几乎已经没有店家从事奶粉销售的业务。对于当年劣质奶粉事件，当地人都不愿多谈。
老师提问，他反应半天才回答
2003年5月起，安徽阜阳农村地区相继发现婴幼儿出现头部肿大、体重减轻、低烧不退的怪现象，经查都是食用劣质奶粉而重度营养不良所致。事后统计，在那次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12名婴儿被营养价值还不如米汤的奶粉夺去了生命，229名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成了“大头娃娃”。
十年的光阴流逝，除了稍显瘦弱，在小旭身上已经看不出“大头娃娃”的痕迹。小旭的奶奶刘孝珍告诉记者，像阜阳其他农村家庭一样，小旭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小旭出生之后就一直由她和老伴照顾。
“当年家里条件不好，但哪里会想到便宜的奶粉竟害了孩子”，刘孝珍回忆起往事仍心有余悸。小旭吃了3个月的劣质奶粉，体重一点都没有增加，还出现浮肿、拉肚子等症状，为了抢救小旭，家里花了近7000元。
“学习上，小旭比一般孩子要用功很多，各科成绩却总在 70分上下徘徊。有时候老师提问，他也要反应老半天才能回答。”邓庄小学校长肖贵乾说，如今，小旭的学习和生活都被家长委托给他照料，“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小旭稍微做下运动，便全身大汗淋漓，他父母曾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但医生也说不出啥毛病。”
没告诉儿子曾是“大头娃娃”
彼时30岁的阜阳市太和县三堂镇农民高正，当年没有想到，自己为挽救儿子生命的朴素冲动而较早举报劣质奶粉，居然让他“忽然”成了维权明星，并一举当选为“2004年十大法治人物”。
高正的儿子奥强当时刚满九个月，因为长期食用“伊鹿”奶粉，奥强开始发烧、拉肚子，后来突然发展成腹部肿胀。“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又是被劣质奶粉害的。”抑制不住内心愤怒的高正，一纸诉状将劣质奶粉经销商告上了法庭。
在上诉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奥强是高正的第三个儿子，当初为了避免违反计划生育被罚款的危险，他把儿子送给了妹妹寄养，因此，在法院第一次立案后，以高正不是原告的直系亲属为由，不让其出庭。无奈，高正只好讲出实情，说明奥强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事实，法院这才同意其出庭诉讼。对于这个近乎可以说是“失而复得”的儿子，高正总是感慨万千。
十年后的今天，高正在上海开了家软件公司，从事商务咨询业务，经济状况不错，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但对于十年前的事情，高正不愿多说。直到现在，高正也没有告诉儿子曾是“大头娃娃”的事情，只为给孩子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现在饭前必须让孩子洗手
小旭和奥强都曾经为劣质奶粉所害，由于救治及时，目前他们都恢复得较好。与之相比，阜阳市颍泉区周棚镇人张林伟家庭则一直沉浸于“大头娃娃”事件的痛苦之中。2003年时，张林伟是一名铁路养路临时工，每天的工资只有27元，女儿小蓉（化名）出生后，张林伟去镇上买奶粉，卖奶粉的经销商曾告诉他，一款叫“绿元”的奶粉价格便宜，每罐才9元钱，农村人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而令张林伟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小蓉吃了一段时间奶粉后，便出现虚胖、颈部溃烂等症状，张林伟先后将女儿送进阜阳周棚卫生院、阜阳妇幼保健院和阜阳市人民医院治疗。2003年8月，小蓉离开了人世。
女儿出事之后，张林伟与经销商张俊田签订书面协议，张俊田承认是其销售的劣质奶粉造成小蓉死亡，并自愿赔偿12000元，但有2000元至今未兑现。
2005年，张林伟和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同村的邻居们则大多数盖起了小楼房，而张林伟一家人仍住在老房子里。
现在的张林伟变成了一个“谨慎”的人，吃饭前必须让孩子洗手，去商店买食品则会主动索要收据或发票。“没啥别的想法，就是希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成长，将来能有个好出路，我想这也是所有受过伤害的家庭的心愿。”张林伟说。
村民“育儿经”已经发生改变
农忙前夕，在北京打工的戎刚回到了家乡安徽省阜阳市苗集镇，与过年回家时一样，戎刚最重要的行李是一大背包的奶粉。只要见到有记者来访，戎刚都会立刻拿出一罐奶粉询问，“你帮俺看看这奶粉正宗么？”
阜阳作为我国重要的民工输出地之一，不少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外出打工，将孩子托付给家中长辈抚养，因此奶粉喂养孩子在阜阳农村非常普遍。“大头娃娃”事件较早的举报人之一，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刘晓林说：“农村老人多数不识字，也没有辨别意识，使得劣质奶粉在农村很有市场，这也是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非昔比。戎刚的孩子今年刚满一周岁，孩子出生后，夫妻俩就做好了分工，丈夫在北京打工挣钱，妻子则在家专心照料孩子。“0到3个月、3个月到6个月……1年不到的时间，已经给孩子换了5种进口奶粉。现在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一些，但也不知道哪种好，就知道挑价格贵的买。”当被问到现在都给孩子喝什么奶粉时，戎刚这样说道。
朱洪荟家住阜南县朱寨镇大田村，她的侄子曾是受害的“大头娃娃”之一。尽管家境不太好，朱洪荟的女儿一出生，她和丈夫还是咬着牙，给孩子买进口奶粉喂养。朱洪荟说，“孩子现在11个月大，吃的奶粉每罐100多元，只够吃一个星期。奶粉经销商推荐说这个牌子好，也没多想就买了。”
朱洪荟的丈夫不相信镇上集市卖的奶粉，在外打工的他也经常寄一些奶粉回来。朱洪荟和老人在家守着几亩田，丈夫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每月的奶粉钱成了不小的开支。朱洪荟说，“为了孩子能健健康康的，不多花点钱能放心么？”
更有家长开始排斥奶粉喂养，阜南县苗集镇大蔡村村民戎慧的女儿小婷（化名）也是曾被劣质奶粉伤害的“大头娃娃”，8岁之前经常生病，现在也十分挑食。为了避免悲剧重演，2005年戎慧生下儿子苗雨浩后，坚持母乳喂养，现在的苗雨浩比姐姐小婷要壮实许多。
“大头娃娃”事件影响的远不止村民的消費观念。阜阳市三里湾批发市场，当年正是从这里，大量的劣质奶粉流向了农村市场，而今这个市场几乎已经没有店家从事奶粉销售的业务。对于当年劣质奶粉事件，当地人都不愿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