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清嘉庆年间，随着商业的繁荣，贸易的扩展，资本在各地之间的往来变得频繁，但在日升昌票号问世之前，中国并没有提供汇兑的机构，正好山西平遥县有家经营颜料的西裕成商号，财东姓李，在天津设了颜料铺，又从重庆府制造铜绿运往天津，于是在天津-重庆-平遥一线以及其他与商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度，当时西裕成的大掌柜（总经理）是雷履泰，他看到商人运款之不便，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商机：何不利用自己的商号网络代商人收交银钱，从中赚取汇费呢？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是提供汇兑与代理结算服务。雷履泰的意见得到财东的支持，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铺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雷履泰理所当然担任大掌柜，他用十几年时间就打响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头。随后，相继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形态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顺汇（票号先收款再汇出）、逆汇（票号先汇出再收款）、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票号之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但19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侵袭中国，造成工商业一批一批的倒闭，票号坏账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的二月兵变让工商业又一次遭受损失，在变乱中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挤兑风潮，票号放款收不回来，无力支付存款，纷纷倒闭。百年票号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演绎了最真实的悲喜剧。
　　
　　
　　票号故事：千金银锭“没奈何”
　　晋商在恰克图几乎垄断了整个茶叶市场，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由于恰克图距离山西十分遥远，而当时俄国和蒙古一带由于路上行走的商旅较多，导致了靠打劫为生的马匪十分猖獗。这些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所以商家纵有武装保卫，也无可奈何。往往是来不及反应，就被劫走了钱财，眼睁睁地看着马匪抢掠后疾驰而去。许多运送白银的客商，都曾遭遇抢劫。如何将白银安全的运送到山西，成了难题。
　　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将大家需要运回山西的白银集中起来，就地铸成一些大银锭(形状像西瓜，比西瓜大一些的银球)。银球很重，圆圆的又不好搬，每个重达500公斤，叫做“千斤银锭”。然后专门打造运载“千斤银锭”的马车来运送，运回来后再进行熔化，或窖藏起来，或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沿途土匪见了运送的“千金银锭”，虽然明知贵重，却没奈何只好放行。于是，“千金银锭”就有了个外号——“没奈何”。
　　 Tips：经营时间最久的票号
　　大德通票号，清咸丰年间由乔家“在中堂”独资创办，主营茶叶，兼营汇兑，咸丰初年改为汇兑。清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兴票号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仍为乔家“在中堂”独资，资本增至10万两白银，另有统事10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达到极盛时期，资本增至35万两白银，架本(资本加存款)达七八百万两白银，营业额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期间经过辛亥革命等战事，1940年改为银号，规模缩小。大德通票号一直延续到解放后1951年国家对工商业改造，时间长达近百年之久，是票号史上经营时间最长久的票号。
　　票号用人方面有独到之处，乔家自己的人当“东家”却不能当“掌柜”即经理。乔家的商业不完全由家族管理，而任用外姓的优秀人才当掌柜来经营管理，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经聘用就委以重任，让其大胆行事。
　　该票号一直坚持：凡是借贷银钱，收取存款，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都信守不渝，在其惨淡经营的岁月里也很重视维护票号的信誉。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晋钞贬值严重，约2元晋钞才能兑换新币1元，当时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大德通票号可以趁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在存款户提取存款时，不让储户吃晋钞贬值之亏，维护了大德通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