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媒体人）
　　年年春季“招工难”，武汉市人社局调查了102家企业，发现缺工率高达17.6%，算下来今春武汉用工缺口多达10万人。
　　很多人哀叹中国人口红利终结，觉得企业发展的远大前程被“招工难”蒙上了阴影。有人指责新生代年轻人，“工作强度、薪资收入、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生活配套设置等都是他们比较的要素，稍不满意，就拂袖而去”，进而斥责“他们的期待不合实际地偏高”。劳动者“很挑”，被解读成企业“招工难”的根源。
　　招工难，站在企业的角度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换作工人的视角，实际上是一件大好事。年轻人很挑，这看起来是一种态度和观念问题，其实对接着一种新的现实、地位和实力。如果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打工者还跟以前一样招之即来，企业不把劳动者当人看，经济发展推不动社会进步，那发展到底有多大意义？“招工难”，对应着中国人境遇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企业“招工易”是一种什么情形？企业一呼百应，工人低工资、长年累月加班加点，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企业手中。但劳动者做牛做马，相对于企业没有任何谈判能力，也不能联合起来开展集体谈判。企业从中获得了市场竞争优势，并且赚到了大钱，但归结到人这个根本，可谓乏善可陈。
　　当然，企业招不到工人，我们也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必须想办法予以解决。只有企业好，劳动者才有好日子过。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垮掉，大家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把劳动者从他们的“藏身处”轰出来，逼他们到企业去应聘做工。对劳动者进行道德谴责，本身就不够道德，于解决问题更无助益。
　　企业昨日“招工易”、今日“招工难”，不过是劳动力市场供需现实的反映，也受到价格杠杆的反作用。劳动力供大于求，企业必定挑三拣四。劳动力求大于供，工人反过来可以待价而沽。这是市场法则，当初工人只能顺应它，现在企业也只能直面现实。
　　企业有两张牌可打：一是提高员工工资和其他待遇，二是减少用工。前者是用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把待价而沽的劳动力高价买进来；后者未必是压缩生产规模，可以实施产业升级，技术密集替代劳动密集。两张牌可以择其一张而打之，也可以兼而用之，总之是运用市场机制。
　　现在很多地方听说企业招工难以后，政府就着急起来，忙着“亲自”帮企业招兵买马，据说有的地方甚至派公务员暂代企业员工之缺。表面上看，这是“政府急企业所急”，其实是政府用有形之手干预市场，本质上是瞎掺和，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
　　在德国，企业花大价钱把学徒送到职业学院培训数年，已经注定了员工与企业命运与共；在日本，企业许诺员工铁饭碗，员工回报对企业的忠诚。相比之下，国内企业与劳动者俨然露水夫妻，注定双方都只有短期行为。
　　正因为只有短期行为，打工者无意制造世界一流产品，而企业也只能停留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
　　工人帮企业赚钱，而企业也要给劳动者高工资，这是一种互惠互利一起面向未来的关系。
　　中国企业需要与时俱进，就别站在那里埋怨“招工难”了。（支点杂志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