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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也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我国史学界一直有一个经典的评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改革开放过后,随着计量史学等西方史学思想和考辨精神的引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以一种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评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最后归宿。但无论以哪一种标准来评价近代民族资本主义,我们都能得出一条共同的结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异常崎岖的,其面临的生存发展环境大多数时候是异常险恶的,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大多数时候是极其不利的。
【关键词】近代民族工业 崎岖 发展道路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完败而告终,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随后的半个世纪,清王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被迫开放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甚至于被迫割让了大量领土与外国。满清王朝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毋庸置疑,这种损失和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用“无可估量”来说也不为过。但站在另一个角度,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也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的大门,让封闭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19世纪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了清王朝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而再次对外开放,哪怕这种开放是被迫的,是极度不情愿的,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血火屠杀和民族阵痛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辟,香港岛、台湾岛等被迫割让给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活方式被移植入古老中国的机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满清王朝遇到了自入关以来的最大亡国危机:英法联军的海陆联军几乎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并一度攻入京师北京,焚毁了满清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次事件,摧毁的不仅仅是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和富丽堂皇的圆明园,也开始摧毁中国士大夫阶层那顽固的自信和满清统治阶层那夜郎自大的统治思维。同时,国内太平军起义,占领南京后建立与满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几乎断绝了满清王朝东南半壁的财富来源。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以武力割占了西起巴尔喀什湖沿岸,东到库页岛的原中国约1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所有这些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来打击敌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讲求西学,发愤图强的洋务派诞生了。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打出“自强”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学习和引进还是卓有成效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钢甲防护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造成后,请英国、德国等海军强国专家鉴定,评定等级为优,其排水量、装甲厚度、航速、主炮口径和综合防护能力等,都达到当时海军造舰的先进水平。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的最高水平和最高工业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最早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引进和系统学习与借鉴。后来,洋务派又呼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为军事工业服务的民用企业。办得比较成功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官局以及开平煤矿等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的刺激引导启发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终于在19世纪60、70年代诞生了。
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淀,再加上近代科学的缺失和自然经济的封锁,导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一诞生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近代民族工业首先诞生于饱受欧风美雨涤荡的沿海地区:最早诞生的一批民族工业都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其代表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同文书局等等。中国民族工业自诞生之日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是轻工业,重工业极少。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再次惨败,随着清末帝国支柱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刚处于摇篮期的民族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日本人为了就近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了一条“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强盗条款,这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变为资本输出为主,给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局面。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明令鼓励民间开矿办厂,奖励实业和发明创造,至少从国家政策引导和法律角度,以及从政府对民间主流舆论的引导上,对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鼓励,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继续学习西方,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的法律和政策,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难得的宽松发展环境,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创历史之最,轻工业突飞猛进,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加工制造业,中国的面粉不但在国内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日本、欧洲市场。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每年统计的工业生产增长总值都是十分可观和令人欣慰的。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过后,西方列强从新卷土重来,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多民族工业又迅速凋零。再加上民国军阀混战,更让实力本就不雄厚的近代民族工业雪上加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奖励实业、废除厘金等积极措施,再加上北伐战争后,中国实现了局部的统一,民族工业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自1927年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这十年,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工业发展进步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等研制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被西方实业界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进行毁灭式破坏,让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衰败和枯竭。
【关键词】近代民族工业 崎岖 发展道路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完败而告终,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随后的半个世纪,清王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被迫开放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甚至于被迫割让了大量领土与外国。满清王朝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毋庸置疑,这种损失和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用“无可估量”来说也不为过。但站在另一个角度,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也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的大门,让封闭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19世纪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了清王朝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而再次对外开放,哪怕这种开放是被迫的,是极度不情愿的,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血火屠杀和民族阵痛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辟,香港岛、台湾岛等被迫割让给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活方式被移植入古老中国的机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满清王朝遇到了自入关以来的最大亡国危机:英法联军的海陆联军几乎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并一度攻入京师北京,焚毁了满清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次事件,摧毁的不仅仅是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和富丽堂皇的圆明园,也开始摧毁中国士大夫阶层那顽固的自信和满清统治阶层那夜郎自大的统治思维。同时,国内太平军起义,占领南京后建立与满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几乎断绝了满清王朝东南半壁的财富来源。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以武力割占了西起巴尔喀什湖沿岸,东到库页岛的原中国约1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所有这些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来打击敌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讲求西学,发愤图强的洋务派诞生了。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打出“自强”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学习和引进还是卓有成效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钢甲防护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造成后,请英国、德国等海军强国专家鉴定,评定等级为优,其排水量、装甲厚度、航速、主炮口径和综合防护能力等,都达到当时海军造舰的先进水平。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的最高水平和最高工业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最早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引进和系统学习与借鉴。后来,洋务派又呼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为军事工业服务的民用企业。办得比较成功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官局以及开平煤矿等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的刺激引导启发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终于在19世纪60、70年代诞生了。
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淀,再加上近代科学的缺失和自然经济的封锁,导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一诞生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近代民族工业首先诞生于饱受欧风美雨涤荡的沿海地区:最早诞生的一批民族工业都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其代表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同文书局等等。中国民族工业自诞生之日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是轻工业,重工业极少。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再次惨败,随着清末帝国支柱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刚处于摇篮期的民族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日本人为了就近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了一条“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强盗条款,这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变为资本输出为主,给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局面。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明令鼓励民间开矿办厂,奖励实业和发明创造,至少从国家政策引导和法律角度,以及从政府对民间主流舆论的引导上,对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鼓励,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继续学习西方,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的法律和政策,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难得的宽松发展环境,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创历史之最,轻工业突飞猛进,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加工制造业,中国的面粉不但在国内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日本、欧洲市场。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每年统计的工业生产增长总值都是十分可观和令人欣慰的。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过后,西方列强从新卷土重来,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多民族工业又迅速凋零。再加上民国军阀混战,更让实力本就不雄厚的近代民族工业雪上加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奖励实业、废除厘金等积极措施,再加上北伐战争后,中国实现了局部的统一,民族工业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自1927年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这十年,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工业发展进步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等研制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被西方实业界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进行毁灭式破坏,让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衰败和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