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提醒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由于社会高度系统化，任何一个小环节的漏洞，都可能导致风险的不可控。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疫情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风险，简单概括就是“霍布斯式的医学噩梦”。疫情导致人们的不信任，进而导致社会排斥，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对战争。可见，灾害之所以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关键不在于自然灾害本身的不可测性，以及它对人类生命安全的挑战。而在于自然灾害往往容易触发社会危机，让社会陷入解体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社会适应力就显得特别重要。
　　过去一些年，社会学家曾用“倒丁字型结构”“断裂社会”等概念描述迅速城市化过程所催生出的新社会形态。在这些理论看来，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不仅未能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反而制造了一个刚性的社会结构：如阶层固化。最近几年城市白领阶层亦弥漫着一股阶层固化的焦虑，是在印证了这些观念。应该说，有关社会结构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观察有一些经验证据。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一般人都认为它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使之无法顺利向上流动，也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或“断裂社会”的罪魁祸首。但是，从实践逻辑看，这一解释显然有失偏颇。从历史比较看，当前的社会流动要比过去方便得多。哪怕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当前的社会流动要频繁得多。农民进城的渠道越来越多，且几乎破除了身份障碍；通过教育的阶层晋升亦顺畅许多，乃至于我们客观上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体制内的人员，还包括庞大的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较为稳定地位的白領阶层。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未完成，当前的社会结构仍处于变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变数。这一变数，也许是向着阶层固化而去，但也可能是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社会弹性更足。按照经典社会学理论，社会阶层的分化是职业、教育、财富等综合因素等造成的结果。从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看，所有这些因素都随着市场转型而来，市场机会的增加是社会弹性的经济基础。客观上看，农民既有进城的自由，也有返乡的权利。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农民进城越来越自由，客观上也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通过节制资本和政策保障，大多数农村资源留在农村，为农民返乡留有巨大空间。如此，农村并非“底层”，而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战略空间。如果从社会适应力的角度看，我们或许会更为客观地评价城乡二元体制。从城乡二元的角度看，城乡之间因界限分明、等级清晰，其结果似乎是刚性的。但是，反过来看，恰恰是在城乡之间设置了一道制度屏障，使得城市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不太容易传导到农村，从而使得社会适应力得以保持。比如，源自城市的新冠疫情，传播到农村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由于农村的社会治理体系比较有力，也使得农村疫情防控普遍比城市更为高效。
　　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受保护的农村，并非现代化之耻，而是现代化之幸。它使得绝大多数民众都获得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即便未能上升，也存在极大的弹性空间，在农村体面生活，等待时机继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农村其实是吸纳社会危机的重要的战略空间，它是社会适应力的物质基础。当务之急是，如何将中国社会中由保护性的城乡二元体制提供的弹性因素延续下来，而不是消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