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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于光远（1915—2013）原名郁锺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文革前长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國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统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主要著作包括《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1979）、《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6）、《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1980、1981、1985、1988、1991、1996、2001）、《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1）、《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1992）和一系列重要的回忆录。
在我国经济学家中，像光远同志这样勤奋多产的恐怕屈指可数。仅仅收集到五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中的文章就达221万字。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内容。通观这五卷鸿文，再读一读近期发表的论文，如汇集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的文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一代经济学家更新自己的理论，使之与时代并驾齐驱的能力而惊叹。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们怀着很大的热情“换脑筋”，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论著，例如“干部必读”丛书中的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当时光远同志以在普及政治经济学知识方面的工作为青年读者所敬重。《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是1956年写作的。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探索》第一卷（1956—1965），那么他会误以为光远同志只是一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者。从收集在《探索》第一卷的文章看，虽然他治学态度严谨，文字明白流畅，时常提出一些人们所未曾想过的问题来进行探索，不过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可是，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1979年，光远同志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的公式右侧，增补了一个新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把商品生产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他没有在这一点上驻足停步，而是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在80年代中期，他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各种具有“社会所有制”性质的财产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在近年来，光远同志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遗余力，为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如果我们通读《探索》的第二卷（1975—1980）、第三卷（1981—1984）、第四卷（1985—1986）、第五卷（1987—1989）和近期的文章，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光远同志的理论观点与日俱新，始终走在我国理论经济学潮流前头，为我国改革提供了指导。这对一个从事理论工作数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光远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光远同志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为了寻求真理而采取的正确方法。
光远同志是在解放初期以政治经济学的宣传者的身份出现在讲坛上的。当时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大林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正像光远同志在《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所说，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写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可以说为这门科学打下了基础”。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写的文章，大多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等的细化和延伸。20多年后，同一部书的后面几卷就表现出新的面貌。到了最近几年，同一作者的新的理论观点更成体系。如果这部书再出第六卷、第七卷的话，它们将与第一卷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光远同志的经济学研究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学指导思想是唯意志论的，总以为客观经济过程服从于政府目标，可以由政府的意志，主要是政府领导人的意志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济学采取的基本方法是规范的，即不是讨论经济过程是什么样的，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图或者按照意识形态的定式为经济过程应当如何进行规定种种规范。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是和光远同志的思想路径格格不入的。
光远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坚持这样一条座右铭：“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他认为，服从真理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独立思考’就没有原则性了”。我们都知道，对于“服从真理”“热爱真理”等等，于光远同志的确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范围和课题》（《探索》第五卷）一文中讲到过，从1952年算起的35年中，他对社会主义计划规律的认识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1）50年代初期：接受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2）1956年：纠正了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认识到有计划和按比例不是一回事。（3）1980年：认识到许多有计划的发展与按比例无关。（4）1985年以后：认识到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都可以有其整个社会组织性的计划性，同时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计划性。这是光远同志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一个事例。
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探索真理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实证的方法。
在青年时代光远同志曾经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因而对现代自然科学所用的方法是十分熟悉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开始为光远同志做助手时，他给我们几个青年经济学家详细讲解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工具》时的情形。他对这本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古典著作的讲解，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而且在工作中，他对我们论述问题的逻辑推理是否符合实际，也总是严格要求，毫不放松。正是由于有着追求真理的真诚愿望和探求真理的正确方法，才使他能够排除种种干扰，抛弃因袭的成见，使自己的认识向真理靠拢。
于光远（1915—2013）原名郁锺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文革前长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國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统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主要著作包括《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1979）、《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6）、《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1980、1981、1985、1988、1991、1996、2001）、《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1）、《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1992）和一系列重要的回忆录。
在我国经济学家中，像光远同志这样勤奋多产的恐怕屈指可数。仅仅收集到五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中的文章就达221万字。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内容。通观这五卷鸿文，再读一读近期发表的论文，如汇集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的文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一代经济学家更新自己的理论，使之与时代并驾齐驱的能力而惊叹。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们怀着很大的热情“换脑筋”，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论著，例如“干部必读”丛书中的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当时光远同志以在普及政治经济学知识方面的工作为青年读者所敬重。《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是1956年写作的。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探索》第一卷（1956—1965），那么他会误以为光远同志只是一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者。从收集在《探索》第一卷的文章看，虽然他治学态度严谨，文字明白流畅，时常提出一些人们所未曾想过的问题来进行探索，不过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可是，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1979年，光远同志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的公式右侧，增补了一个新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把商品生产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他没有在这一点上驻足停步，而是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在80年代中期，他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各种具有“社会所有制”性质的财产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在近年来，光远同志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遗余力，为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如果我们通读《探索》的第二卷（1975—1980）、第三卷（1981—1984）、第四卷（1985—1986）、第五卷（1987—1989）和近期的文章，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光远同志的理论观点与日俱新，始终走在我国理论经济学潮流前头，为我国改革提供了指导。这对一个从事理论工作数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光远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光远同志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为了寻求真理而采取的正确方法。
光远同志是在解放初期以政治经济学的宣传者的身份出现在讲坛上的。当时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大林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正像光远同志在《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所说，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写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可以说为这门科学打下了基础”。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写的文章，大多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等的细化和延伸。20多年后，同一部书的后面几卷就表现出新的面貌。到了最近几年，同一作者的新的理论观点更成体系。如果这部书再出第六卷、第七卷的话，它们将与第一卷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光远同志的经济学研究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学指导思想是唯意志论的，总以为客观经济过程服从于政府目标，可以由政府的意志，主要是政府领导人的意志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济学采取的基本方法是规范的，即不是讨论经济过程是什么样的，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图或者按照意识形态的定式为经济过程应当如何进行规定种种规范。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是和光远同志的思想路径格格不入的。
光远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坚持这样一条座右铭：“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他认为，服从真理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独立思考’就没有原则性了”。我们都知道，对于“服从真理”“热爱真理”等等，于光远同志的确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范围和课题》（《探索》第五卷）一文中讲到过，从1952年算起的35年中，他对社会主义计划规律的认识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1）50年代初期：接受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2）1956年：纠正了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认识到有计划和按比例不是一回事。（3）1980年：认识到许多有计划的发展与按比例无关。（4）1985年以后：认识到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都可以有其整个社会组织性的计划性，同时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计划性。这是光远同志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一个事例。
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探索真理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实证的方法。
在青年时代光远同志曾经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因而对现代自然科学所用的方法是十分熟悉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开始为光远同志做助手时，他给我们几个青年经济学家详细讲解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工具》时的情形。他对这本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古典著作的讲解，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而且在工作中，他对我们论述问题的逻辑推理是否符合实际，也总是严格要求，毫不放松。正是由于有着追求真理的真诚愿望和探求真理的正确方法，才使他能够排除种种干扰，抛弃因袭的成见，使自己的认识向真理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