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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聊斋志异》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关于科举士子的篇章，如《叶生》《司文郎》《王子安》等，塑造了大量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科举士子的形象。这些科举士子形象成了《聊斋志异》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成了研究《聊斋志异》以及作者蒲松龄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总结了《聊斋志异》中科举士子群体的特征，通过分析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并结合作者蒲松龄的个人经历来探究其思想观念。
【关键词】《聊斋志异》;科举士子;蒲松龄;社会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6-0015-02
一、科举士子群体的特征
（一）痴心多情
“痴心多情”是《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最普遍、最突出的特点。例如《阿宝》中众人看到美丽的阿宝“品头题足，纷纷若狂”，只有孙子楚“独默然”。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发现他“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孙子楚回家后“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家人怀疑他丢了魂，使劲拍打他，他则说：“我在阿宝家。”后来孙子楚的魂魄化作一只鹦鹉终日陪伴在阿宝身边，终于感动了阿宝，二人从此成就了一段佳话。
又如《花姑子》中迷路的安生在借宿过程中对花姑子产生了爱慕之情，见四下没人，对花姑子说：“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见花姑子没有回答，安生竟然进入花姑子的闺房，“长跪哀之”。见花姑子夺门欲去，安生竟然“暴起要遮，狎接臄”搂住了花姑子，意图与其接吻……种种在今天看起来近乎“疯狂”的行为，正是科举士子们痴心多情的直观表现。
（二）重情重义
《聊斋志异》中很多科举士子不但痴心多情，而且重情重义。他们对待感情十分专一，一旦获得爱情便会矢志不渝、从一而终。如《鸦头》中王文的妻子鸦头被老狐精捉走，王文一直对鸦头念念不忘。后来打探到鸦头的下落，与儿子一起将其解救出来，一家人终于团聚。
又如《鲁公女》中的张生，与鲁公女的鬼魂一见钟情，相约十五年后再续前缘。十五年后张生不忘约定，二人历经种种坎坷最终修成正果。这种重情重义的品质不仅体现在爱情方面，有时还体现在友情方面。如《叶生》中的叶生，受到县令的赏识，心怀感激，全力帮助县令的儿子考取功名。“魂从知己，竟忘死耶”竟然忘了自己早已死去多时了。
（三）热衷功名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往往十分热衷功名，蟾宫折桂、金榜题名是每一个科举士子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皓首穷经，以至老死牖下仍不悔悟。如《书痴》中郎玉柱嗜书如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昼夜研读，无间寒暑”，二十多岁了也不知娶妻，盼望着美人自己到来。见到客人“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又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中，在一次考试后对自己“期望甚切”，于是在临近发榜时开怀畅饮，只待着春雷一声，平步青云。不料却在醉梦中被狐精戏弄，发生了“赏报马”“打跟班”等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
二、科举士子群体特征形成原因
（一）科举制度长期对人性的压抑
古代科举士子需要进行长期的苦读，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和长年累月的性压抑使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有美丽温柔、善解人意的女子相伴，和自己心仪的女子发生一场浪漫的邂逅成了科举士子们共同的梦想。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通常不是人类，而是花妖鬼狐。花妖鬼狐的身份可以使她们拥有超凡脱俗的容貌、不同于人类的性格和价值观、高强的法术等特质，这些特质是现实中的女子所不具备的，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寄托了包括蒲松龄在内广大科举士子们共同的梦想。这些花妖狐鬼长得美若天仙，这符合科举士子们作为男性的审美标准;她们开放大方，不像现实中的女子那样深居闺阁，这满足了饱受压抑的科举士子们的性幻想;她们多才多艺，俨然是士子们的知心密友，这满足了士子们精神上的需求;她们看重的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官爵，而是士子们的才华和人品，这给了家境贫寒、身份低微的士子们极大的自信和鼓舞。与此同时，《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也一改现实中的懦弱和窘迫，变得潇洒多情、风流倜傥，总能收获甜蜜的爱情，并最终金榜题名。可以说，小说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恰恰反映了科举制度带给士子们长期的压抑：现实中的压抑只能在小说中加以宣泄，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只能在虚构的小说中得以实现。因此，《聊斋志异》是落魄书生心中的“白日梦”。
（二）“士为知己者死”观念的影响
“士为知己者死”出自《史记·刺客列传》，指甘愿为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人献出生命。“士为知己者死”在很多明清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如《水浒传》中李逵感念宋江的慷慨解囊，从此死心塌地跟随宋江，为其肝脑涂地，甚至饮下宋江给他的毒酒都毫无怨言，反而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又如《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被刘备的真心感动，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辅佐刘备成就一番霸业。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这樣的故事，如《田七郎》中田七郎为武承休报仇，杀死陷害武的县令;《石清虚》中邢云飞与心爱的奇石六分六合，最终永不分离……从《石清虚》中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所说的：“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非过也！石犹如此，何况于人！”可知，蒲松龄是赞同“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的，同时他把这种对知己知遇之恩的报答升华为对知心爱人矢志不渝的爱恋，即双方一旦情投意合、意气相投，就会生死相依。这也是小说中的科举士子群体大多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原因。
三、蒲松龄的思想观念 （一）因果相报的佛家思想
纵观整部小说可以发现，《聊斋志异》中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科举士子们最终的结局大都是圆满的;而那些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的士子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如《阿霞》中的景生因迷恋阿霞，狠心地将陪伴自己十年的妻子赶出家门。而景生也在冥冥中被人从榜上除名，最后连阿霞也抛弃了他。又如《韦公子》中韦公子行为放荡、见异思迁，而他最后也绝了子嗣，在悔恨中死去了。由此观之，“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自然会从佛家思想中寻求心理安慰。而“因果报应”恰恰可以为他的一生不第提供绝佳开脱的理由。此外，“因果报应”学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中，作者让善良的人物命运由危转安、由悲转喜，最后形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局面;让邪恶的人物命运由安转危、由喜转悲，最后遭到严厉的惩罚而下场悲惨凄凉。作者这样处理故事的情节发展，不仅是对善良的不幸者的一种精神安慰，同时也是对作恶者的严肃警示，如果再继续作恶不思悔改，就一定会遭受上天的报应。因此唐梦赉在为《聊斋志异》所作序中说：“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於赏善罚淫。”
（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
蒲松龄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自称是“仲尼之徒”，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虽然其在《聊斋志异》中也对封建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的弊端加以批判，但骨子里仍然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从他七十多岁还冒着风雪参加科举考试这件事可见一斑。他将儒家倡导的“仁政”“爱民”“孝悌”“信义”等思想融入《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批批生动的科举士子形象，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青梅》中张生孝顺父母，自食糠咽菜而把猪蹄留给父母吃，面对夜间来访的青梅义正词严地以儒家大义劝导她离开。又如《谕鬼》中秀才石茂华当官后遇到鬼魂聚众为害，他严厉地斥责鬼魂的恶行并劝诫鬼魂向善，从此“鬼患遂绝”。因此清代学者冯镇峦评论读《聊斋》时“如闻名儒讲学”。但是蒲松龄同样没有突破时代的局限性，将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保留了下来，如愚忠、盲从父母之命等等，因此需要辩证地加以区分和看待。
（三）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
蒲松龄自幼喜读《庄子》《列子》，深爱庄列之文恢诡谲怪的文风，对庄列之文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在《〈庄列选略〉小引》中说道：“千古之奇文， 至庄列止矣……余素嗜其书，书成，轩轩自喜曰：‘以庄列奇才，今并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然而庄列之文吸引蒲松龄的不仅仅是汪洋肆恣的文风，其中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更是对蒲松龄产生了重要影响。《聊斋志异》中有一部分科举士子并没有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到科举事业中去，而是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回归到自然的纯真中去。如《白于玉》中的吴筠，游历仙境后对人间的功名不感兴趣，“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寻赤松游”。又如《贾奉雉》中贾奉雉屡次应试不中，后将“阘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然高中。事后他觉得以此等文章中举“真无颜出见同人”，于是便逃离名场、遁迹山林了。这些故事反映了蒲松龄对老庄思想中的“真”与“自然”的推许。这种对道家思想的推举在《聊斋志异》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直接塑造归隐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物形象，二是通过刻画描写理想化的“真人”“真灵魂”来歌颂自然疏放的出世情怀，从而间接指斥种种异化了的“畸人”，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对纯真自然的向往与渴求。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林骅.《聊斋志异》与科举文化[J].《聊斋志异》研究，2001，（03）.
[3]任增霞.蒲松齡与道家思想[J].明清小说研究，2003，（03）.
[4]宋秀洁，于连元.浅谈《聊斋志异》所反映的儒家思想[J].渤海学刊，1998，（04）.
[5]朱祺，王恒展. 《聊斋志异》与佛教文化研究述评[J].蒲松龄研究，2005，（01）.
【关键词】《聊斋志异》;科举士子;蒲松龄;社会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6-0015-02
一、科举士子群体的特征
（一）痴心多情
“痴心多情”是《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最普遍、最突出的特点。例如《阿宝》中众人看到美丽的阿宝“品头题足，纷纷若狂”，只有孙子楚“独默然”。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发现他“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孙子楚回家后“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家人怀疑他丢了魂，使劲拍打他，他则说：“我在阿宝家。”后来孙子楚的魂魄化作一只鹦鹉终日陪伴在阿宝身边，终于感动了阿宝，二人从此成就了一段佳话。
又如《花姑子》中迷路的安生在借宿过程中对花姑子产生了爱慕之情，见四下没人，对花姑子说：“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见花姑子没有回答，安生竟然进入花姑子的闺房，“长跪哀之”。见花姑子夺门欲去，安生竟然“暴起要遮，狎接臄”搂住了花姑子，意图与其接吻……种种在今天看起来近乎“疯狂”的行为，正是科举士子们痴心多情的直观表现。
（二）重情重义
《聊斋志异》中很多科举士子不但痴心多情，而且重情重义。他们对待感情十分专一，一旦获得爱情便会矢志不渝、从一而终。如《鸦头》中王文的妻子鸦头被老狐精捉走，王文一直对鸦头念念不忘。后来打探到鸦头的下落，与儿子一起将其解救出来，一家人终于团聚。
又如《鲁公女》中的张生，与鲁公女的鬼魂一见钟情，相约十五年后再续前缘。十五年后张生不忘约定，二人历经种种坎坷最终修成正果。这种重情重义的品质不仅体现在爱情方面，有时还体现在友情方面。如《叶生》中的叶生，受到县令的赏识，心怀感激，全力帮助县令的儿子考取功名。“魂从知己，竟忘死耶”竟然忘了自己早已死去多时了。
（三）热衷功名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往往十分热衷功名，蟾宫折桂、金榜题名是每一个科举士子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皓首穷经，以至老死牖下仍不悔悟。如《书痴》中郎玉柱嗜书如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昼夜研读，无间寒暑”，二十多岁了也不知娶妻，盼望着美人自己到来。见到客人“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又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中，在一次考试后对自己“期望甚切”，于是在临近发榜时开怀畅饮，只待着春雷一声，平步青云。不料却在醉梦中被狐精戏弄，发生了“赏报马”“打跟班”等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
二、科举士子群体特征形成原因
（一）科举制度长期对人性的压抑
古代科举士子需要进行长期的苦读，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和长年累月的性压抑使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有美丽温柔、善解人意的女子相伴，和自己心仪的女子发生一场浪漫的邂逅成了科举士子们共同的梦想。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通常不是人类，而是花妖鬼狐。花妖鬼狐的身份可以使她们拥有超凡脱俗的容貌、不同于人类的性格和价值观、高强的法术等特质，这些特质是现实中的女子所不具备的，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寄托了包括蒲松龄在内广大科举士子们共同的梦想。这些花妖狐鬼长得美若天仙，这符合科举士子们作为男性的审美标准;她们开放大方，不像现实中的女子那样深居闺阁，这满足了饱受压抑的科举士子们的性幻想;她们多才多艺，俨然是士子们的知心密友，这满足了士子们精神上的需求;她们看重的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官爵，而是士子们的才华和人品，这给了家境贫寒、身份低微的士子们极大的自信和鼓舞。与此同时，《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子们也一改现实中的懦弱和窘迫，变得潇洒多情、风流倜傥，总能收获甜蜜的爱情，并最终金榜题名。可以说，小说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恰恰反映了科举制度带给士子们长期的压抑：现实中的压抑只能在小说中加以宣泄，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只能在虚构的小说中得以实现。因此，《聊斋志异》是落魄书生心中的“白日梦”。
（二）“士为知己者死”观念的影响
“士为知己者死”出自《史记·刺客列传》，指甘愿为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人献出生命。“士为知己者死”在很多明清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如《水浒传》中李逵感念宋江的慷慨解囊，从此死心塌地跟随宋江，为其肝脑涂地，甚至饮下宋江给他的毒酒都毫无怨言，反而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又如《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被刘备的真心感动，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辅佐刘备成就一番霸业。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这樣的故事，如《田七郎》中田七郎为武承休报仇，杀死陷害武的县令;《石清虚》中邢云飞与心爱的奇石六分六合，最终永不分离……从《石清虚》中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所说的：“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非过也！石犹如此，何况于人！”可知，蒲松龄是赞同“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的，同时他把这种对知己知遇之恩的报答升华为对知心爱人矢志不渝的爱恋，即双方一旦情投意合、意气相投，就会生死相依。这也是小说中的科举士子群体大多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原因。
三、蒲松龄的思想观念 （一）因果相报的佛家思想
纵观整部小说可以发现，《聊斋志异》中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科举士子们最终的结局大都是圆满的;而那些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的士子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如《阿霞》中的景生因迷恋阿霞，狠心地将陪伴自己十年的妻子赶出家门。而景生也在冥冥中被人从榜上除名，最后连阿霞也抛弃了他。又如《韦公子》中韦公子行为放荡、见异思迁，而他最后也绝了子嗣，在悔恨中死去了。由此观之，“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自然会从佛家思想中寻求心理安慰。而“因果报应”恰恰可以为他的一生不第提供绝佳开脱的理由。此外，“因果报应”学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中，作者让善良的人物命运由危转安、由悲转喜，最后形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局面;让邪恶的人物命运由安转危、由喜转悲，最后遭到严厉的惩罚而下场悲惨凄凉。作者这样处理故事的情节发展，不仅是对善良的不幸者的一种精神安慰，同时也是对作恶者的严肃警示，如果再继续作恶不思悔改，就一定会遭受上天的报应。因此唐梦赉在为《聊斋志异》所作序中说：“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於赏善罚淫。”
（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
蒲松龄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自称是“仲尼之徒”，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虽然其在《聊斋志异》中也对封建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的弊端加以批判，但骨子里仍然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从他七十多岁还冒着风雪参加科举考试这件事可见一斑。他将儒家倡导的“仁政”“爱民”“孝悌”“信义”等思想融入《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批批生动的科举士子形象，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青梅》中张生孝顺父母，自食糠咽菜而把猪蹄留给父母吃，面对夜间来访的青梅义正词严地以儒家大义劝导她离开。又如《谕鬼》中秀才石茂华当官后遇到鬼魂聚众为害，他严厉地斥责鬼魂的恶行并劝诫鬼魂向善，从此“鬼患遂绝”。因此清代学者冯镇峦评论读《聊斋》时“如闻名儒讲学”。但是蒲松龄同样没有突破时代的局限性，将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保留了下来，如愚忠、盲从父母之命等等，因此需要辩证地加以区分和看待。
（三）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
蒲松龄自幼喜读《庄子》《列子》，深爱庄列之文恢诡谲怪的文风，对庄列之文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在《〈庄列选略〉小引》中说道：“千古之奇文， 至庄列止矣……余素嗜其书，书成，轩轩自喜曰：‘以庄列奇才，今并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然而庄列之文吸引蒲松龄的不仅仅是汪洋肆恣的文风，其中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更是对蒲松龄产生了重要影响。《聊斋志异》中有一部分科举士子并没有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到科举事业中去，而是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回归到自然的纯真中去。如《白于玉》中的吴筠，游历仙境后对人间的功名不感兴趣，“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寻赤松游”。又如《贾奉雉》中贾奉雉屡次应试不中，后将“阘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然高中。事后他觉得以此等文章中举“真无颜出见同人”，于是便逃离名场、遁迹山林了。这些故事反映了蒲松龄对老庄思想中的“真”与“自然”的推许。这种对道家思想的推举在《聊斋志异》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直接塑造归隐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物形象，二是通过刻画描写理想化的“真人”“真灵魂”来歌颂自然疏放的出世情怀，从而间接指斥种种异化了的“畸人”，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对纯真自然的向往与渴求。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林骅.《聊斋志异》与科举文化[J].《聊斋志异》研究，2001，（03）.
[3]任增霞.蒲松齡与道家思想[J].明清小说研究，2003，（03）.
[4]宋秀洁，于连元.浅谈《聊斋志异》所反映的儒家思想[J].渤海学刊，1998，（04）.
[5]朱祺，王恒展. 《聊斋志异》与佛教文化研究述评[J].蒲松龄研究，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