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献礼新中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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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砥砺70年,奋进新时代。
  2019年10月,新中国迎来70华诞。在已走过的70年里,全国人民共享国家发展的伟大荣光,共铸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此刻,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记录与祖国相伴成长的点点滴滴。
  在经济学界,为了展示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总结阐发其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和启示意义,由我国经济学家李稻葵创立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于2019年9月2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主办方同时发布了《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报告》。
  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包括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访问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印度人民党前主席、印度内阁前商务及法律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文明对话研究所研究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等。
  会议以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视角切入,对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经验进行了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智力支持。
  “新中国的70年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今天的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5年内,中国将不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完全有可能进入按照国际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强调。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进程远不止于此。下一个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将逐步定型,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将不断上升。”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经济学家们有必要在经济理论层面认真总结过去7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哪些成绩?走过哪些弯路?只为进一步推进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定型,同时在国际上更加客观真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
  李稻葵认为,回望新中国70年历程,前30年(1949-1978年)与后40年(1979-2019年)既有一脉相承的主线,也有经济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方面巨大的反差。

1949-1978,中国经济发展宝贵经验与教训


  根據《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报告》内容,如果从经济学视角看,新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30年里,有两个宝贵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极为重要,它们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投入,包括改善卫生条件,消灭传染病,推广疫苗接种;推广卫生理念,普及暖水瓶,推广洁净饮用水;逐步推广基本的合作医疗。
  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78年间的65.86岁;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前的200‰下降到1978年的41‰。
  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对于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何况这些指标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做了大量投入,成人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78年的19.5%。
  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统计文盲率的标准很严格,识字量在几百个以下就算文盲,而在有的国家只要能写名字和阅读新闻标题就不算文盲。
  这一时期小学入学率也大幅度提高,从1949年的49.2%上升到1978年的94%,而且男孩和女孩的小学入学率基本没有差别。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女孩的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都没有做到。
  第二,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人才、用好人才。
  经济发展的理想路径需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齐头并进,但在前30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要求新中国必须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主。而这也为祖国后来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认为,在自主创新方面,国家在前30年里,秉承开放学习的态度,例如科技期刊的进口订阅持续开放,国外科技专家被邀请访华等。
  “自主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消化是自主创新的本质,而人才是开放学习和自主创新的主体,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是这一时期自主创新的宝贵经验。”李稻葵强调。
  前30年的发展历程中,祖国成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项目,这些项目涉猎了军事、医药等多个领域。包括“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的发现等,这些都需要依靠人才的支撑。这一时期,国家引进了很多留学海外的人才,尤其是在1949年前后,从西方归国的一批科学家,他们掌握了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知识。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吸引海外学子归国从事国家建设,周恩来总理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李稻葵说。
  事实证明,这些宝贵的人才在自主创新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大科技攻关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保护。
  自主创新离不开人才,因为人才是知识与智慧的重要载体,吸引国际人才就是吸引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与理念,而科技人才必须重用和保护,这是新中国前30年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今天,国家要自主创新,仍然要牢牢把握这个经验。   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新中国在前30年里,也总结了经济发展的相关教训,这些教训也是宝贵的财产,供后来人借鉴。首先是在一段时期内,政府计划全面替代市场机制,这样做的后果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其次是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决策者正确的激励;再次是决策权的过度集中,易导致重大决策的失误。

1979-2019,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特有的五大经济学“新知”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有5条重要经验值得中外学者和政府人士学习借鉴。这五条经验被李稻葵称为是“在当前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被足够重视的‘新知’”。
  第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来自政府决策者的激励,这点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人员的激励从政治运动中保持路线正确转向促进经济发展,一系列激励机制推动了今天的政府决策者致力于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支持新企业创立。而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又激发了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向前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维护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是西方所说的仅维护企业利益。因为企业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类主体,而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全方位的,还需要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维护市场秩序等。在这些方面,国家也做得很好。”李稻葵说。
  第二条经验,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动力。
  过去40余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让。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中国在土地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持续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积累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认真总结并对外推介。
  第三条经验,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助力经济快速发展。
  金融深化的定义是居民、企业、政府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包括货币与GDP之比不断提高。中国金融深化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不到50%,达到了今天的400%,发展极为迅速。快速的金融深化,让中国的储蓄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投资,维系着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发展。金融深化的背后是高度审慎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培育。
  第四条经验,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经验。
  如果一国希望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繁荣,简单地扩大贸易、引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大量国家在贸易方面都是开放的,但是真正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屈指可数。开放的目的不能止步于国际贸易,要通过对外开放进行学习,让企业家、劳动者以及政府决策者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尽管在这方面走过弯路,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学习获得了成功。
  第五条经验,审慎的宏观调控,使得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
  李稻葵认为,“中国改革開放40余年来,没有出现经济负增长,没有出现过宏观经济所定义的高通胀,更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这在全世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极为罕见,是中国的奇迹。”
  市场经济自身存在基本的不稳定因素,包括潮涌式投资过热、群体性预期悲观、落后产能退出较慢等现象,其背后是理性的微观主体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国的经验是宏观经济决策者必须持续、审慎、积极地推进宏观调控。

2019-2049,未来30年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


  立足70年的不平凡历程,新中国未来的30年特别值得国人期待和展望。
  李稻葵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30年内实现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最迟到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49年,人均GDP有望迈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建成最具特色的全球标杆意义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
  当然,这中间也有许多挑战,必须要深入研究认真应对,在三个方面不断创新和改革。
  第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动力问题。
  其中,重点之一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除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重要、目前必须重视的增长动力,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
  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大约有4亿人口已经迈入中等收入人群行列。经过未来15年的努力,到2035年左右,中国经济发展有可能让8亿人口迈入中等收入人群,届时将超过同期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口之和。
  只有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和谐可持续地发展。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定型。
  经过40余年的改革与开放,摆在中国经济体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成功的经验固化,如何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加以解决。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相对定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李稻葵认为,在这方面至少有三个话题值得探索。
  第一个话题是,国有经济以什么形式来实现?
  中国经济的鲜明特点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要明白,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形态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国企。”李稻葵说,在这方面,深圳进行了先行探索。目前,深圳市GDP超过了2万亿元,而国有资产则突破了3万亿元,深圳国有资产的主要实现形式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国有基金。
  未来,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国有基金?国有基金将如何发挥私人资本所达不到的社会效应?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二个话题是,如何发挥好国家在土地等关键要素方面的作用?政府如何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何处来?政府如何保障自身的高效运转?这些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三个话题是,在未来的退休、养老、医疗、基础教育等诸多领域,政府该如何担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在这些国计民生领域,过分依赖市场化的方式不可取。
  第三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挥领导力。例如,如何避免一些西方国家过去在全球事务中所犯的错误?如何提升自己的全球领导力和话语权?如何通过人才培养,讲好“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国际事务能力,这方面尤其值得期待和探索。

国内外经济学家寄語中国经济发展


  除了报告发布外,与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模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提出了四点心得体会。他也认为,过去70年里,中国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激励机制对各经济主体的运行和相互合作非常重要。
  在中国经济模式参照下,各国都应回溯历史,梳理过往的理论与实践,吸取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最后,他尤其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和互惠性。“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只能损害本国的利益。”
  印度人民党前主席、印度内阁前商务及法律部部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结合多年来中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回顾了2010年以前,中国在GDP高速增长、结构优化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投入,以及失业率降低和贫富差距缩小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针对2010年以后中国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所下降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过往的发展模式更多依靠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在当前提升的劳动力成本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保长期稳定发展,中国需要在加强创新、调整外贸政策、降低私营企业贷款难等方面做出努力。
  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文明对话研究所研究主任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实现的大规模经济增长感到惊讶,这是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家政权、政府执行机制。他表示,稳定的社会秩序、政府的合理管制是先决条件,之后再引入市场化改革,才有经济增长的奇迹发生。
  在谈到中国近年来增长放缓的问题时,他认为这是政策发展的结果,体现在中国的汇率升值、外汇储备被消化、投资占比停滞不前。他表示,如果中国更多地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经济增长率还会有上升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支撑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国特殊国情的经济实践。中国经济学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实践性,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提炼,在不同阶段,着力解决不同问题,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
  他相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共识,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根据人民大学研究团队的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快、波动低的特点,主要源于中国的投资稳定,特别是国企投资的逆周期。他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多目标、多元化、多工具的特色,即各政府机构运用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各类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调整,以弥补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统计指标、方法和体系的历史演化,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与变迁。他表示,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不断改进改善核算方法,修订细化基本分类,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逐步丰富和规范GDP核算的资源来源,提高了数据质量和国际可比性。
  在李稻葵教授的带动下,与会经济学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只有深入回顾、总结过去70年的经验和教训,着力未来30年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才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更自信、更坚定地办好中国的事情,用担当肩负起大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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