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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 西北联合大学； 变迁； 本土化； 区域均衡化； 制度移植
抗战伊始，国土遭劫，平津地区学府蒙难。为了保持教育不辍，收容战区青年，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相继建立，由此开始了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中心区域向边缘省份迁移的被动的历史过程。梳理源流始末，西北联大的建立虽是迫于战争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视为偶然结合或仓促应对的产物。因为研究者在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变迁的骤变与缓进之际，“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1]37。1938年建立的西北联大虽短暂存世，却呈现出独特的变迁历程。北平大学区的建立尝试以北平大学为中心统摄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制度引进的尝试，其本土化成效值得审视。同时，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之间形成的初步联络，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并提供了组织与人事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发西北成为举国共识，华北危机迫使平津高校筹划战时应对方针，皆为西北联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平幻想破灭，最终促成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以保存中国文化教育余脉、积蓄抗战建国力量。以上诸端，不论其始于平时的预先擘画，还是出自战时的权宜之计，西北联大在时代变动中的建立过程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制度移植本土化与区域分布均衡化的双重努力，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内在传统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之间的调适和互动。
一、 本土化的尝试： 北平大学前后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动荡，京津地区教育事业在政治压迫和经济窘困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直至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暂使平津教育界恢复正常秩序。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主导大学区制改革的蔡元培与李石曾意见相左，同时新制度实施过程中各地又产生龃龉纠葛。这些问题导致了改革过程中派系纷争、学潮不断。组成西北联大主体之一的北平大学，即是这一过程造就的时代产物。北平大学的建立与改组体现了当时大学区制在我国华北地区的推行过程，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引进落实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与困境。
（一） 国立京师大学校始末
京津地区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之发源地，几经变迁，成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入主北京，于1927年6月就大元帅职，并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当年8月，刘哲即以“无法整理、学风颓败、欠费过多，尤不易办理”[2]为由，力主将当时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为一校即国立京师大学校，分设文、理、工、农、医、法六科及师范、艺术、商业、女子第一和第二五部。面对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刘哲实行拉拢与压制的双重手段，声言九校旧有教职员赞成合作者不予更动；反对者亦不勉强，各随其便。千家驹记述了当时的斗争过程：
某日，刘哲在教育部召见，学生代表鱼贯而入，见刘哲在太师椅上，办公桌前，摆好八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到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修竹）在旁，他是扮白脸的，他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3]226
其时政治对于教育的压迫可见一斑。9月25日，北平甚至发生军警包围搜检国立九校及私立各大学，捕去学生三十余人，并枪决学生赵全霖、陈国华等十人的恶性事件。此种强力政策虽前后仅维持一年，但严重影响了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让这座“文化名城”蒙上阴影，严重危害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二）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
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政府倒台，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文化教育机构。自此，华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其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李石曾以教育改革配合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步伐，开展大学区制试验。但此项制度的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未能契合，在缓行与骤进之间，各地方阻力已出。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置，亦使蔡元培与李石曾之间产生裂痕。大学区在江苏与浙江试行以来，浙江因大学尚在组织，没有充分试验；江苏又因为东南大学与教育厅对峙，矛盾未能消除；各地方也有大学区制实有蔑视普通教育的反对之声，提议于大学院外另设教育部。虽反对之声不绝，但李石曾出于统一北方文教事业的考虑，积极倡设北平大学区。1928年7月19日，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以李石曾为校长。8月16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北平大学区案。蔡元培鉴于苏浙两省试行的问题过多，而北平大学区的设立又与他原来主张实行大学区制的思想相背离，因此表示反对。李石曾一方则极力推行，“谓大学区制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试行之无良果，乃办理者不得力，且谓石曾先生对此案决不让步”[4] 。会议最终通过了李石曾提出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议决设立北平大学区。9月21日，国民政府议决：国立中华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包含北京大学等各校，并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管辖河北、热河两省及北平、天津两特别市。 合组国立中华大学的决议传出，激起北平各校不满。北大学生从1928年6月北伐成功之时就组织复校委员会，以恢复北大原有的名称及组织为目的。11月17日更是停课护校，并发布宣言：“北京大学之有特殊情形，完善组织，及历史上之成绩，国际间之地位，而允宜独立。北平大学区之因人而设，易使学阀把持，学术官僚化，及顾此失彼，弊端百出，破坏全国教育行政统一，而应受反对。”[5]53随后于11月29日举行游行示威。当此混乱之际，吴稚晖为息事宁人，提议将北大旧有三院加一“北大学院”名义，由副校长兼任北大学院院长，以示保留北大独立性质[6]59。蔡元培与蒋梦麟虽然对合并心存异议，亦先后规劝学生，力求风潮妥善解决。北洋工学院、北平女子大学、北平师大等校也反对合并政策，但在李石曾一方的执意坚持下，国立北平大学最终建立，校长由李石曾担任，李书华任副校长。
大学区制在诸多争议中缓慢推行，然而理想的改革构想在现实操作时不免捉襟见肘。随着教育部的再度设立，加之学校风潮四起、教育经费不济，大学区制的存在意义和制度价值受到怀疑。1929年6月17日，国民政府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7月5日，教育部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限于本年暑假内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本年底停止。短暂的大学区制改革随之宣告结束。8月7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来合并第一与第二师范学院为师大）；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仍令划出独立，并组织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期间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大学本部剩余各学院合组为一个新的国立北平大学。此后，北平教育界学潮复起，北大、师大以外各校也纷纷要求复大独立。对于此项呼声，时任教育次长的马叙伦表示：“各校请示改大，教部以其与大学条例不符，碍难允许。至要求独立，只须至相当时期，由教部考察斟酌，当可办到。查大学条例，独立学院与大学同等，不过内容所包含不同而已。”[5]61依此拒绝了各校的复大请求，而北平大学内部组织仍旧纷乱，教务勉强得以维持。
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以及国立北平大学的出现，源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倡导，初衷即在通过主动引进法国大学区制，摆脱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追求“教育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这一制度的实施运作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复现的本土化尝试。虽然大学区制最终被取消，但它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移植和政策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其余绪所存，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合并的历史渊源与组织基础。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首次短暂集合在国立北平大学的名义之下，学校架构、组织人事、教师学生之间初建关联。虽然自始各校反对之声不绝，但形式上之一统已有先例可循。至于合并改组引发的学潮和争端，进一步凸显了民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的时代、社会制约及其区域分布均衡化等问题。
二、 战略布局的调整： 应对危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平津危急，各地学生相率罢课，要求出兵宣战。随后日军进一步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扩大，积极建设行都洛阳、陪都西安。自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华北局势动荡，中日摩擦不断，战事一触即发。平津各校处此困境，坚守危城，以文化教育之弦歌不辍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在和战不定之际，实施国家战略重心转移以防止日军大规模入侵已成当务之急，重新审视战争威胁下的学校前途也成为摆在平津各高校面前的首要问题。循此两端，“开发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战争威胁的重要举措，平津各校的战时准备也初现端倪。以上背景，为西北联大建址陕西提供了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布局创造了契机。
（一） “开发西北”战略
东北三省陷落、淞沪战役爆发之后，面对强敌入侵，举国上下义愤之余，深切思虑应对之方。其时中日力量对比悬殊，和战之议针锋相对，各方多陈其见，而“开发西北”战略则得到各界的一致认可。1932年7月，上海文化界、实业界两百余名学者、名流发起成立了西北问题研究会，以研究西北问题、发展西北事业为宗旨。同年8月31日，研究会西安分会应时成立。有关西北问题研究的《西北研究》、《开发西北》、《拓荒》等刊物也相继问世。《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主要报纸更是积极关注西北问题，为开发西北建言献策。张季鸾指出：“是则国家为固本自卫之计，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吾人今愿建议政府，其决心集中能力于西北之建设！沿江海诸省之事，暂听其自然发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财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惟适合地方之需要，且为准备国防应付外患计，亦最适宜。”[7]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主张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开展救济农业、兴建水利、发展交通等建设事业，积极开发西北的工矿产业。其计划体现了时人的关注和意愿，为西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民间规划。
国民政府内部，西北开发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筹议之中。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此项设计缘自南京政府有鉴于北平的危机，有意将西安建设成为北方第二重心，以备不测。1934年4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表示，“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8]，并强调西北建设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1934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通过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从水利、道路、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入手，为西北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以开展大规模的建设事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形势的危急和国民政府建设重心的转移，凸显了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地位。同时，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人才的需要，进一步要求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二） 高等教育的应对
战争威胁之下，国内教育界开始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走向。“夫以中国现时之人力财力而论，政府即集中力量，以办理三五大学，尚虞不给，无如民十以来，只见改大运动之高唱，而大学实质之进步，则鲜有见及。”[9]106在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情势之下，高等教育方面区域分布不均、院系设置重叠、文理比重失衡等问题亟待解决。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开展了高等教育的整顿：一方面集中财力培养实用人才以应国家急需；另一方面侧重高等教育布局向西部倾斜，以期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的均衡与结构的合理。
鉴于京津地区高校过度集中、文理比例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提倡理工农医等实科的教学，扩大招生数量，严格限制文法教商等科的学生比例，并在1933年规定限制各大学文法科招生，要求各学校所招文科学生不得多于所招实科学生。在北平，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哲学教育系裁撤；国文史地两系并为文史系；商学院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并不再招收新生。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取消，清华大学法律系裁撤。以上举措致力于改变大学文实比例失调的状况，并在战前初见成效。“二十五年度学生总数41 922人，较二十年度44 167人尚差2 245人，而理工农医诸科学生数已较二十年度增加7 232人，文法教商等科学生已较二十年度减少7 788人。”[10]9293
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方面，“大体言之，在北平一隅，国立大学之院系重叠，显然可见”[9]108。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民间人士与政府当局积极筹划，希望在大战迫近前改变高等教育分布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同时促进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开发西北提供人才支持。张季鸾在1933年指出：
自国都南迁以来，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为文化市，学生市。盖学校与学生之多，图书馆等设备之富，全国各都市无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紧张，平津受胁，负笈北平之各省学生，皆感不安……吾人因此建议：愿国府与教育界及早熟商，别于内地准备收容多数学生之地点。以吾人论，西安市即最适宜地点之一。谓宜乘此非常之时，即将西安定为教育事业中心区域之一，而迅速建设之。[11]
当时，西北地区受到经济落后、政治纷乱的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截至1931年，西北五省中仅有专科以上院校两所：新疆俄文法政学院、甘肃学院。“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开发西北”政策的实施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整顿，西北高等教育尤其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以1934年陈赓雅考察采访陕西所见：“陕西尚无高等教育，有主张应办大学者，但经费、设备及师资，在在均成问题。目前补救之办法，确应实事求是，多选派学生分入国内外大学，予以官费，培养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才。同时并添设农、林、工业等专科学校，以造就生产实际人才。中央拟在西安或兰州办一西北大学及在武功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此事在环境上既极需要，在实际上又甚有效力。”[12]459
关于国立农林专科学校的建设，戴季陶早在1932年赴陕考察时就提出了“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13]5。同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了《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原则》，并推选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朱家骅等人为筹备委员。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开学。此一举措适应了战时后方建设的需要，有助于为西北地区培养农林技术专业人才。但就农林专科学校的规模与影响而言，作用仍然有限，无法承担起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
鉴于北平一隅大学集中、西北地区教育落后，为了改善高等教育分布“畸轻畸重”的局面，主政陕西的邵力子于1935年12月28日呈文行政院，建议酌迁北平大学，易地西安，改称西北大学：
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查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实嫌供过于求，似可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以此办法，全国学区既免畸轻畸重之弊，西北方面亦省另起炉灶之劳，一举两利，莫过于此。复查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机器、仪器、标本、书籍等约值三百万元，规模素称完备，以该校环境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14]
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由于战争威胁，亦积极寻求战时校址，向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求迁校帮助。邵力子致行政院笺函：“顷接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函，以此次五中全会有设立西北大学之提案，拟将该学院移于西安，以为西北大学之基本，并附意见书一份。详核所拟计划，颇为赞同，惟职日前曾上书请以北平大学迁陕改为西北大学，谅邀钧鉴。北洋工学院只工学一部份，与平大其他各学院自无重复，惟平大亦有工学院，是否该院亦一并迁陕，尚祈钧裁。”[15]该计划的实施惜未能有所进展。1936年冬，李书田“经亲自赴陕勘定西京分院院址，正式承陕省府拨赠，嗣曾请款略建西京分院校舍，未获部允”[16]151。但是，北洋工学院在西安建立战时分院以避免战争损失、延续学校生命的计划由此可知。1936年和1937年之间，“北平研究院乃先将植物学研究所图书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武功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内”。“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西安陕西考古会内。物理研究所与化学研究所一部分图书仪器迁沪。迁出各部分照常工作。”[6]123此番举措意在保存研究所的有生力量，为战时迁移创造条件。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前，教育部以《整理大学办法》为指导，通过注重实科、充实内容、提高程度等手段，在北平、上海、南京等高校集中区域，开展院系裁撤合并，限制文科招生规模，力图改变文实结构失衡的状况。至于西北教育，按《中央周报》观察，“又西北农林专校及四川农工两院，皆近年设立，故今后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有向西北之趋势”[9]142。同时，平津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也开始采取迁避西北的举措，以避免战争威胁。通过裁、撤、建、迁等一系列设想和举措，国民政府试图在国家需要与大学发展之间寻求调和，以改善高等教育布局，培养国家需要的实用人才。但是，直到“七七”事变之前，西北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依然缓慢，而平津地区高等教育系科重复、院校集聚的局面亦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三、 均衡化的努力： 西北联大的建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破坏中国文教机构，试图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彻底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战事甫发，由于前景不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平津各校在迁留之间未有定见。然和平幻想终于随着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宣告破灭。教育部随即议定战区大学西迁，首先在长沙和西安组建两所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7]32等开始了转移后方、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
（一） 临大组建之初议
在严峻的抗日形势和国内爱国人士的积极呼吁下，国民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对日外交与亟待讨论的政治、经济、教育问题，于1937年7月15—29日在庐山牯岭召开各党派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谈话会。第一期谈话会上，胡适认为“国防教育非特殊的，而是常态的教育”[18]，希望在国家高于一切的共识上保持教育不辍。第二期谈话会期间，教育界人士于7月28日下午在牯岭图书馆进行了分组谈话会，就战时教育问题交换意见，按照紧急区、次紧急区和平常区，分别实施战时高等教育，建议“由教育部在本区（平常区）内设立临时学校，收容紧急区之失学青年”[19]134。以上意见为临时大学的设立提供了具体措施和政策参考，也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调。
1937年8月出台的《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规定：“一、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二、此项临时大学暂先设置下列一所至三所：（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3）临时大学第三区——地址在选择中。”[20]1此一部立草案初步拟定了建立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的设想。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20]2，标志着临大方案的最终落地。该计划公布之后，流落各地的战区师生通过各种方式向两地集中，继续教育事业。
（二） 从西安临时大学到西北联合大学
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公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委员会主席，任命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脩、臧启芳、周伯敏、辛树帜九人为部聘委员，负责校址勘定、院系设置、师资遴选、学生收纳等工作。其时，临大院系共计6院26系，学生1 472人（内含借读生212人）[20]652。由于战时仓促，未能觅得合适的校址，临大院系分散在西安三处：校本部和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设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设在北大街通济坊。学校定于11月15日开课，但鉴于战乱影响，交通阻断，“本大学本学期筹备伊始，所有教职员学生前后到校，参差不齐……兹定于二十七年（1938）一月十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逾期令其休学”[20]387。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临大还将学期学历加以变更，延至1938年2月底定为学期末，期间除元旦停课一日外，其他年假和寒假均取消。在此期间，虽然战乱频仍、校务纷繁，但临大弦歌不断。
孰料临大立足未稳，南北战局再度告急。由于战争失利，太原失守，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兵锋直指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西安转成战争前线。出于安全考虑，西安临大计议迁离西安。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师生于当日晚间搭乘火车自西安前往宝鸡，依计划按日分站前进。由宝鸡至汉中，越秦岭，涉险关，山高路远。师生途经的城镇乡村穷困异常，沿途膳食无处购买，各队均自带锅饼、大米、炊具以应需要，费时12日抵达褒城。由于校舍尚未安排就绪，学生分散在褒城各乡村，后经学校与地方人士接洽，始得在汉中地区分散安置。其中，大学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及司令部；文理学院之国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工学院之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各系及土木系一年级和教育学院之教育、家政两系均设于此；法商学院设在城固郊外职业学校旧址；在城固县城南35里的古路坝天主堂设文、理、教、工分院，设体育、地理两系，土木系二、三、四年级和附属中学高中部；南郑县城内设学校办事处，并设医院在此；于沔县设立农学院。
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称：“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19]11 5月2日，联大在城固本部大礼堂补行开学典礼。至此，自1927年北洋政府合组京师大学校始，经过国立中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等一系列变动，所涉及学校由华北至西北，最终组建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培育抗战建国人才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四、 结语
查溯既往，从北平大学到西北联大的变迁，校际改组的线索之中自可梳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移植的本土化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过程。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一校之建立，牵涉之广，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时代乱局中济世求变的缩影。
以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而言，自天津中西学堂以美国模式建立我国第一所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制度的借鉴与融合。这种教育借鉴过程“通常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一个国家所改变和调整，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内化’和‘本土化’的过程”[21]8。从北平大学区的设计到北平大学的合并，是制度移植的一种表现。其短暂存在后的改组则反映出外来制度与内部环境之间的张力。虽然它出于教育独立的初衷，希望在国家政局混乱、教育经费拮据的状况下力矫时弊，“即以北平国立学校与天津北洋大学原有人才和设备，加以充实和扩大，使成为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大学，负起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同时使河北高等教育与北平高等教育发生联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衔接。”[5]92但是，从社会反响可知，大学区制的实施激起了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矛盾，使其局限于高等教育的层面而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出于制度建设的考虑而忽略相关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师生感受，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尤以北京大学为甚。从教育政策借鉴的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本土化的过程观照，以“北平大学区”为表征的大学区制改革，受制于社会环境和大学自身的双重抵触，虽然对旧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冲击，但并没有立足本国实际吸纳外来特征，实现外来制度与内在传统的有效对接。当大学区制被取消，随着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借鉴亦未能完成内化/本土化的过程，甚至一度在平津高等教育界引发学潮，破旧而未能立新。 就高等教育的格局分布而论，大学区域分布不平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抗战前夕，中国高等教育集中于京津沪宁地区，而亟需人才、有待开发之西北仅有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甘肃学院和新疆学院，尚无一所国立大学，情势令时人焦虑。在1935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有鉴于“全国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十八校，而北平一城即占其五，上海一市即占其六，院系重叠，效率低减，畸形发展”的状况，通过了杨一峰等32人联名提出的《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以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22]74。从开发西北的现实出发，该提案要求改变高等教育机构过分集中的不合理现状，用心良苦且建议中肯，而要落实操作，则殊为不易。以西北开发重心的陕西而论，虽数度有设置大学之意，无奈经费支绌、人员无着，一度付诸东流。早期建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几易其名，最后改为高级中学作罢。至于取消或迁移平、津、沪重复院校一所，无论何校，遭此变动，亦是不愿。1933年北平《世界日报》透露“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即为一例。消息传出，时任北平师大校长李蒸立即澄清此事，并列举迁校之困难。凡此种种，皆为理想设计与现实情势之龃龉。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各校陷于战火，教育事业迁徙后方，两相交合，而有西北联大之设。从最初设想之三校一院合组，经过不断分合，孕育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构成了从综合到专科的高等教育多样化结构。伴随西北联大的变迁，“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23]23由于战争压力，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试图推进高等教育分布均衡化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虽然这可归为战争原因的触发，但此种格局的变动自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原因与时代要求。
“教育性事件的历史是包含在一种文化史之中，包含在一种文化传递中，包含在智力和集体态度的形成和再生之中的。”[24]54围绕西北联大的建立，从延伸的时段和多元的标准出发，这一校际分合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时代侧面。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迄今犹是。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时代变迁中高等教育领域不断复现的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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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 西北联合大学； 变迁； 本土化； 区域均衡化； 制度移植
抗战伊始，国土遭劫，平津地区学府蒙难。为了保持教育不辍，收容战区青年，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相继建立，由此开始了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中心区域向边缘省份迁移的被动的历史过程。梳理源流始末，西北联大的建立虽是迫于战争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视为偶然结合或仓促应对的产物。因为研究者在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变迁的骤变与缓进之际，“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1]37。1938年建立的西北联大虽短暂存世，却呈现出独特的变迁历程。北平大学区的建立尝试以北平大学为中心统摄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制度引进的尝试，其本土化成效值得审视。同时，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之间形成的初步联络，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并提供了组织与人事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发西北成为举国共识，华北危机迫使平津高校筹划战时应对方针，皆为西北联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平幻想破灭，最终促成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以保存中国文化教育余脉、积蓄抗战建国力量。以上诸端，不论其始于平时的预先擘画，还是出自战时的权宜之计，西北联大在时代变动中的建立过程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制度移植本土化与区域分布均衡化的双重努力，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内在传统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之间的调适和互动。
一、 本土化的尝试： 北平大学前后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动荡，京津地区教育事业在政治压迫和经济窘困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直至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暂使平津教育界恢复正常秩序。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主导大学区制改革的蔡元培与李石曾意见相左，同时新制度实施过程中各地又产生龃龉纠葛。这些问题导致了改革过程中派系纷争、学潮不断。组成西北联大主体之一的北平大学，即是这一过程造就的时代产物。北平大学的建立与改组体现了当时大学区制在我国华北地区的推行过程，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引进落实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与困境。
（一） 国立京师大学校始末
京津地区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之发源地，几经变迁，成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入主北京，于1927年6月就大元帅职，并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当年8月，刘哲即以“无法整理、学风颓败、欠费过多，尤不易办理”[2]为由，力主将当时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为一校即国立京师大学校，分设文、理、工、农、医、法六科及师范、艺术、商业、女子第一和第二五部。面对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刘哲实行拉拢与压制的双重手段，声言九校旧有教职员赞成合作者不予更动；反对者亦不勉强，各随其便。千家驹记述了当时的斗争过程：
某日，刘哲在教育部召见，学生代表鱼贯而入，见刘哲在太师椅上，办公桌前，摆好八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到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修竹）在旁，他是扮白脸的，他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3]226
其时政治对于教育的压迫可见一斑。9月25日，北平甚至发生军警包围搜检国立九校及私立各大学，捕去学生三十余人，并枪决学生赵全霖、陈国华等十人的恶性事件。此种强力政策虽前后仅维持一年，但严重影响了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让这座“文化名城”蒙上阴影，严重危害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二）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
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政府倒台，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文化教育机构。自此，华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其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李石曾以教育改革配合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步伐，开展大学区制试验。但此项制度的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未能契合，在缓行与骤进之间，各地方阻力已出。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置，亦使蔡元培与李石曾之间产生裂痕。大学区在江苏与浙江试行以来，浙江因大学尚在组织，没有充分试验；江苏又因为东南大学与教育厅对峙，矛盾未能消除；各地方也有大学区制实有蔑视普通教育的反对之声，提议于大学院外另设教育部。虽反对之声不绝，但李石曾出于统一北方文教事业的考虑，积极倡设北平大学区。1928年7月19日，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以李石曾为校长。8月16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北平大学区案。蔡元培鉴于苏浙两省试行的问题过多，而北平大学区的设立又与他原来主张实行大学区制的思想相背离，因此表示反对。李石曾一方则极力推行，“谓大学区制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试行之无良果，乃办理者不得力，且谓石曾先生对此案决不让步”[4] 。会议最终通过了李石曾提出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议决设立北平大学区。9月21日，国民政府议决：国立中华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包含北京大学等各校，并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管辖河北、热河两省及北平、天津两特别市。 合组国立中华大学的决议传出，激起北平各校不满。北大学生从1928年6月北伐成功之时就组织复校委员会，以恢复北大原有的名称及组织为目的。11月17日更是停课护校，并发布宣言：“北京大学之有特殊情形，完善组织，及历史上之成绩，国际间之地位，而允宜独立。北平大学区之因人而设，易使学阀把持，学术官僚化，及顾此失彼，弊端百出，破坏全国教育行政统一，而应受反对。”[5]53随后于11月29日举行游行示威。当此混乱之际，吴稚晖为息事宁人，提议将北大旧有三院加一“北大学院”名义，由副校长兼任北大学院院长，以示保留北大独立性质[6]59。蔡元培与蒋梦麟虽然对合并心存异议，亦先后规劝学生，力求风潮妥善解决。北洋工学院、北平女子大学、北平师大等校也反对合并政策，但在李石曾一方的执意坚持下，国立北平大学最终建立，校长由李石曾担任，李书华任副校长。
大学区制在诸多争议中缓慢推行，然而理想的改革构想在现实操作时不免捉襟见肘。随着教育部的再度设立，加之学校风潮四起、教育经费不济，大学区制的存在意义和制度价值受到怀疑。1929年6月17日，国民政府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7月5日，教育部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限于本年暑假内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本年底停止。短暂的大学区制改革随之宣告结束。8月7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来合并第一与第二师范学院为师大）；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仍令划出独立，并组织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期间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大学本部剩余各学院合组为一个新的国立北平大学。此后，北平教育界学潮复起，北大、师大以外各校也纷纷要求复大独立。对于此项呼声，时任教育次长的马叙伦表示：“各校请示改大，教部以其与大学条例不符，碍难允许。至要求独立，只须至相当时期，由教部考察斟酌，当可办到。查大学条例，独立学院与大学同等，不过内容所包含不同而已。”[5]61依此拒绝了各校的复大请求，而北平大学内部组织仍旧纷乱，教务勉强得以维持。
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以及国立北平大学的出现，源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倡导，初衷即在通过主动引进法国大学区制，摆脱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追求“教育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这一制度的实施运作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复现的本土化尝试。虽然大学区制最终被取消，但它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移植和政策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其余绪所存，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合并的历史渊源与组织基础。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首次短暂集合在国立北平大学的名义之下，学校架构、组织人事、教师学生之间初建关联。虽然自始各校反对之声不绝，但形式上之一统已有先例可循。至于合并改组引发的学潮和争端，进一步凸显了民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的时代、社会制约及其区域分布均衡化等问题。
二、 战略布局的调整： 应对危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平津危急，各地学生相率罢课，要求出兵宣战。随后日军进一步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扩大，积极建设行都洛阳、陪都西安。自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华北局势动荡，中日摩擦不断，战事一触即发。平津各校处此困境，坚守危城，以文化教育之弦歌不辍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在和战不定之际，实施国家战略重心转移以防止日军大规模入侵已成当务之急，重新审视战争威胁下的学校前途也成为摆在平津各高校面前的首要问题。循此两端，“开发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战争威胁的重要举措，平津各校的战时准备也初现端倪。以上背景，为西北联大建址陕西提供了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布局创造了契机。
（一） “开发西北”战略
东北三省陷落、淞沪战役爆发之后，面对强敌入侵，举国上下义愤之余，深切思虑应对之方。其时中日力量对比悬殊，和战之议针锋相对，各方多陈其见，而“开发西北”战略则得到各界的一致认可。1932年7月，上海文化界、实业界两百余名学者、名流发起成立了西北问题研究会，以研究西北问题、发展西北事业为宗旨。同年8月31日，研究会西安分会应时成立。有关西北问题研究的《西北研究》、《开发西北》、《拓荒》等刊物也相继问世。《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主要报纸更是积极关注西北问题，为开发西北建言献策。张季鸾指出：“是则国家为固本自卫之计，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吾人今愿建议政府，其决心集中能力于西北之建设！沿江海诸省之事，暂听其自然发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财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惟适合地方之需要，且为准备国防应付外患计，亦最适宜。”[7]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主张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开展救济农业、兴建水利、发展交通等建设事业，积极开发西北的工矿产业。其计划体现了时人的关注和意愿，为西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民间规划。
国民政府内部，西北开发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筹议之中。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此项设计缘自南京政府有鉴于北平的危机，有意将西安建设成为北方第二重心，以备不测。1934年4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表示，“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8]，并强调西北建设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1934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通过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从水利、道路、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入手，为西北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以开展大规模的建设事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形势的危急和国民政府建设重心的转移，凸显了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地位。同时，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人才的需要，进一步要求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二） 高等教育的应对
战争威胁之下，国内教育界开始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走向。“夫以中国现时之人力财力而论，政府即集中力量，以办理三五大学，尚虞不给，无如民十以来，只见改大运动之高唱，而大学实质之进步，则鲜有见及。”[9]106在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情势之下，高等教育方面区域分布不均、院系设置重叠、文理比重失衡等问题亟待解决。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开展了高等教育的整顿：一方面集中财力培养实用人才以应国家急需；另一方面侧重高等教育布局向西部倾斜，以期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的均衡与结构的合理。
鉴于京津地区高校过度集中、文理比例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提倡理工农医等实科的教学，扩大招生数量，严格限制文法教商等科的学生比例，并在1933年规定限制各大学文法科招生，要求各学校所招文科学生不得多于所招实科学生。在北平，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哲学教育系裁撤；国文史地两系并为文史系；商学院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并不再招收新生。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取消，清华大学法律系裁撤。以上举措致力于改变大学文实比例失调的状况，并在战前初见成效。“二十五年度学生总数41 922人，较二十年度44 167人尚差2 245人，而理工农医诸科学生数已较二十年度增加7 232人，文法教商等科学生已较二十年度减少7 788人。”[10]9293
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方面，“大体言之，在北平一隅，国立大学之院系重叠，显然可见”[9]108。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民间人士与政府当局积极筹划，希望在大战迫近前改变高等教育分布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同时促进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开发西北提供人才支持。张季鸾在1933年指出：
自国都南迁以来，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为文化市，学生市。盖学校与学生之多，图书馆等设备之富，全国各都市无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紧张，平津受胁，负笈北平之各省学生，皆感不安……吾人因此建议：愿国府与教育界及早熟商，别于内地准备收容多数学生之地点。以吾人论，西安市即最适宜地点之一。谓宜乘此非常之时，即将西安定为教育事业中心区域之一，而迅速建设之。[11]
当时，西北地区受到经济落后、政治纷乱的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截至1931年，西北五省中仅有专科以上院校两所：新疆俄文法政学院、甘肃学院。“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开发西北”政策的实施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整顿，西北高等教育尤其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以1934年陈赓雅考察采访陕西所见：“陕西尚无高等教育，有主张应办大学者，但经费、设备及师资，在在均成问题。目前补救之办法，确应实事求是，多选派学生分入国内外大学，予以官费，培养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才。同时并添设农、林、工业等专科学校，以造就生产实际人才。中央拟在西安或兰州办一西北大学及在武功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此事在环境上既极需要，在实际上又甚有效力。”[12]459
关于国立农林专科学校的建设，戴季陶早在1932年赴陕考察时就提出了“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13]5。同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了《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原则》，并推选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朱家骅等人为筹备委员。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开学。此一举措适应了战时后方建设的需要，有助于为西北地区培养农林技术专业人才。但就农林专科学校的规模与影响而言，作用仍然有限，无法承担起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
鉴于北平一隅大学集中、西北地区教育落后，为了改善高等教育分布“畸轻畸重”的局面，主政陕西的邵力子于1935年12月28日呈文行政院，建议酌迁北平大学，易地西安，改称西北大学：
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查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实嫌供过于求，似可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以此办法，全国学区既免畸轻畸重之弊，西北方面亦省另起炉灶之劳，一举两利，莫过于此。复查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机器、仪器、标本、书籍等约值三百万元，规模素称完备，以该校环境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14]
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由于战争威胁，亦积极寻求战时校址，向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求迁校帮助。邵力子致行政院笺函：“顷接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函，以此次五中全会有设立西北大学之提案，拟将该学院移于西安，以为西北大学之基本，并附意见书一份。详核所拟计划，颇为赞同，惟职日前曾上书请以北平大学迁陕改为西北大学，谅邀钧鉴。北洋工学院只工学一部份，与平大其他各学院自无重复，惟平大亦有工学院，是否该院亦一并迁陕，尚祈钧裁。”[15]该计划的实施惜未能有所进展。1936年冬，李书田“经亲自赴陕勘定西京分院院址，正式承陕省府拨赠，嗣曾请款略建西京分院校舍，未获部允”[16]151。但是，北洋工学院在西安建立战时分院以避免战争损失、延续学校生命的计划由此可知。1936年和1937年之间，“北平研究院乃先将植物学研究所图书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武功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内”。“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西安陕西考古会内。物理研究所与化学研究所一部分图书仪器迁沪。迁出各部分照常工作。”[6]123此番举措意在保存研究所的有生力量，为战时迁移创造条件。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前，教育部以《整理大学办法》为指导，通过注重实科、充实内容、提高程度等手段，在北平、上海、南京等高校集中区域，开展院系裁撤合并，限制文科招生规模，力图改变文实结构失衡的状况。至于西北教育，按《中央周报》观察，“又西北农林专校及四川农工两院，皆近年设立，故今后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有向西北之趋势”[9]142。同时，平津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也开始采取迁避西北的举措，以避免战争威胁。通过裁、撤、建、迁等一系列设想和举措，国民政府试图在国家需要与大学发展之间寻求调和，以改善高等教育布局，培养国家需要的实用人才。但是，直到“七七”事变之前，西北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依然缓慢，而平津地区高等教育系科重复、院校集聚的局面亦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三、 均衡化的努力： 西北联大的建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破坏中国文教机构，试图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彻底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战事甫发，由于前景不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平津各校在迁留之间未有定见。然和平幻想终于随着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宣告破灭。教育部随即议定战区大学西迁，首先在长沙和西安组建两所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7]32等开始了转移后方、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
（一） 临大组建之初议
在严峻的抗日形势和国内爱国人士的积极呼吁下，国民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对日外交与亟待讨论的政治、经济、教育问题，于1937年7月15—29日在庐山牯岭召开各党派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谈话会。第一期谈话会上，胡适认为“国防教育非特殊的，而是常态的教育”[18]，希望在国家高于一切的共识上保持教育不辍。第二期谈话会期间，教育界人士于7月28日下午在牯岭图书馆进行了分组谈话会，就战时教育问题交换意见，按照紧急区、次紧急区和平常区，分别实施战时高等教育，建议“由教育部在本区（平常区）内设立临时学校，收容紧急区之失学青年”[19]134。以上意见为临时大学的设立提供了具体措施和政策参考，也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调。
1937年8月出台的《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规定：“一、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二、此项临时大学暂先设置下列一所至三所：（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3）临时大学第三区——地址在选择中。”[20]1此一部立草案初步拟定了建立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的设想。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20]2，标志着临大方案的最终落地。该计划公布之后，流落各地的战区师生通过各种方式向两地集中，继续教育事业。
（二） 从西安临时大学到西北联合大学
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公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委员会主席，任命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脩、臧启芳、周伯敏、辛树帜九人为部聘委员，负责校址勘定、院系设置、师资遴选、学生收纳等工作。其时，临大院系共计6院26系，学生1 472人（内含借读生212人）[20]652。由于战时仓促，未能觅得合适的校址，临大院系分散在西安三处：校本部和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设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设在北大街通济坊。学校定于11月15日开课，但鉴于战乱影响，交通阻断，“本大学本学期筹备伊始，所有教职员学生前后到校，参差不齐……兹定于二十七年（1938）一月十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逾期令其休学”[20]387。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临大还将学期学历加以变更，延至1938年2月底定为学期末，期间除元旦停课一日外，其他年假和寒假均取消。在此期间，虽然战乱频仍、校务纷繁，但临大弦歌不断。
孰料临大立足未稳，南北战局再度告急。由于战争失利，太原失守，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兵锋直指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西安转成战争前线。出于安全考虑，西安临大计议迁离西安。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师生于当日晚间搭乘火车自西安前往宝鸡，依计划按日分站前进。由宝鸡至汉中，越秦岭，涉险关，山高路远。师生途经的城镇乡村穷困异常，沿途膳食无处购买，各队均自带锅饼、大米、炊具以应需要，费时12日抵达褒城。由于校舍尚未安排就绪，学生分散在褒城各乡村，后经学校与地方人士接洽，始得在汉中地区分散安置。其中，大学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及司令部；文理学院之国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工学院之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各系及土木系一年级和教育学院之教育、家政两系均设于此；法商学院设在城固郊外职业学校旧址；在城固县城南35里的古路坝天主堂设文、理、教、工分院，设体育、地理两系，土木系二、三、四年级和附属中学高中部；南郑县城内设学校办事处，并设医院在此；于沔县设立农学院。
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称：“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19]11 5月2日，联大在城固本部大礼堂补行开学典礼。至此，自1927年北洋政府合组京师大学校始，经过国立中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等一系列变动，所涉及学校由华北至西北，最终组建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培育抗战建国人才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四、 结语
查溯既往，从北平大学到西北联大的变迁，校际改组的线索之中自可梳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移植的本土化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过程。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一校之建立，牵涉之广，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时代乱局中济世求变的缩影。
以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而言，自天津中西学堂以美国模式建立我国第一所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制度的借鉴与融合。这种教育借鉴过程“通常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一个国家所改变和调整，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内化’和‘本土化’的过程”[21]8。从北平大学区的设计到北平大学的合并，是制度移植的一种表现。其短暂存在后的改组则反映出外来制度与内部环境之间的张力。虽然它出于教育独立的初衷，希望在国家政局混乱、教育经费拮据的状况下力矫时弊，“即以北平国立学校与天津北洋大学原有人才和设备，加以充实和扩大，使成为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大学，负起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同时使河北高等教育与北平高等教育发生联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衔接。”[5]92但是，从社会反响可知，大学区制的实施激起了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矛盾，使其局限于高等教育的层面而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出于制度建设的考虑而忽略相关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师生感受，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尤以北京大学为甚。从教育政策借鉴的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本土化的过程观照，以“北平大学区”为表征的大学区制改革，受制于社会环境和大学自身的双重抵触，虽然对旧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冲击，但并没有立足本国实际吸纳外来特征，实现外来制度与内在传统的有效对接。当大学区制被取消，随着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借鉴亦未能完成内化/本土化的过程，甚至一度在平津高等教育界引发学潮，破旧而未能立新。 就高等教育的格局分布而论，大学区域分布不平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抗战前夕，中国高等教育集中于京津沪宁地区，而亟需人才、有待开发之西北仅有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甘肃学院和新疆学院，尚无一所国立大学，情势令时人焦虑。在1935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有鉴于“全国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十八校，而北平一城即占其五，上海一市即占其六，院系重叠，效率低减，畸形发展”的状况，通过了杨一峰等32人联名提出的《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以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22]74。从开发西北的现实出发，该提案要求改变高等教育机构过分集中的不合理现状，用心良苦且建议中肯，而要落实操作，则殊为不易。以西北开发重心的陕西而论，虽数度有设置大学之意，无奈经费支绌、人员无着，一度付诸东流。早期建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几易其名，最后改为高级中学作罢。至于取消或迁移平、津、沪重复院校一所，无论何校，遭此变动，亦是不愿。1933年北平《世界日报》透露“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即为一例。消息传出，时任北平师大校长李蒸立即澄清此事，并列举迁校之困难。凡此种种，皆为理想设计与现实情势之龃龉。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各校陷于战火，教育事业迁徙后方，两相交合，而有西北联大之设。从最初设想之三校一院合组，经过不断分合，孕育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构成了从综合到专科的高等教育多样化结构。伴随西北联大的变迁，“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23]23由于战争压力，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试图推进高等教育分布均衡化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虽然这可归为战争原因的触发，但此种格局的变动自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原因与时代要求。
“教育性事件的历史是包含在一种文化史之中，包含在一种文化传递中，包含在智力和集体态度的形成和再生之中的。”[24]54围绕西北联大的建立，从延伸的时段和多元的标准出发，这一校际分合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时代侧面。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迄今犹是。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时代变迁中高等教育领域不断复现的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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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戴季陶： 《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Dai Jitao， My Perspectives on the Education of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Nanjing： New Asia Association， 1934.]
[14]行政院：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1936年1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7页。[The Executive Branch，″The Letter from Shao Lizi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out Moving One University in Peiping to Shanxi Province（January， 1936），″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Magazine Modern History Material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s.）， Selected Materia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pp.2627.]
[15]行政院：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事致教育部笺函（1936年1月3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28页。[The Executive Branch，″The Letter from Shao Lizi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out Moving Peiyang Engineering College（January 3，1936），″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Magazine Modern History Material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s.）， Selected Materia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pp.2728.]
[16]李书田： 《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见左森主编： 《回忆北洋大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146154页。[Li Shutian，″The Past 53 Years of Peiyang University，″ in Zuo Sen（ed.）， The Memories of Peiyang University，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46154.]
[17]王淑红、邓明立：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136页。[Wang Shuhong & Deng Mingli，″The History of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s Moving West and Being Merged into National Xian Temporary University，″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3（2012）， pp.3136.] [18]佚名： 《庐山二期谈话会定于本星期日开始》，见《大公报》1937年7月21日，第4版。[Anon.，″The Second Lushan Conversation Will Begin This Sunday，″ Ta Kung Pao， 19370721， p.4.]
[19]行政院秘书处： 《奉发朱经农、吴南轩等关于战时教育问题之意见致教育部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3135页。[The Secretaria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The Letter about Wartime Education Problem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Zhu Jingnong， Wu Nanxuan， etc.，″ in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 Collected Archiv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5， No.2， Education（Ⅰ），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133135.]
[20]佚名： 《教职员学生到校最后期限》，见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 《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7页。[Anon.，″The Deadlin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Arrival at the University，″ in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University（ed.）， Collected Archives on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87.]
[21][英]大卫·菲利普斯： 《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页。[D.Phillips，″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Policy Borrowing，″ trans. by Zhong Zhou，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No.2（2006）， pp.19.]
[22]杨一峰等： 《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见秦孝仪主编： 《革命文献》第8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7475页。[Yang Yifeng et al.，″The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t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in Qin Xiaoyi（ed.）， Literature on Revolution： Vol.89， Taipei： China Culture Service Press， 1981， pp.7475.]
[23]姚远：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124页。[Yao Yuan，″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3（2012）， pp.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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