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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9日上午,两次猛烈爆炸打破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平静,位于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部地区的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5人死亡、147人受伤,伊朗驻黎大使馆文化参赞安萨里也在爆炸中丧生。“基地”组织分支“阿卜杜拉-阿扎姆旅”声称对爆炸负责,目的是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内战中力挺巴沙尔政权。11月30日,黎北部城市的黎波里的阿拉维派与逊尼派武装之间爆发冲突,造成上百人伤亡,黎总统下令对该市实行军管;12月3日午夜,黎巴嫩真主党内的一名高级将领哈桑·拉基斯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暗杀。短短两周之内,黎巴嫩大案频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黎巴嫩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叙利亚?
夹缝中求生存
在中东,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也不算多,自然资源更是乏善可陈,但因其扼守着欧亚两大洲的咽喉要道,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先后受古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统治,一战后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宣布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正是因为历史上遭遇过数次外族入侵,黎巴嫩国内的民族、教派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别间围绕着国家权力分配、如何看待巴解组织等问题的斗争异常尖锐。在黎巴嫩独立前夕,各派力量经反复角力最终达成妥协:总统、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议员和部长的席位则按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由于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基督教马龙派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权。后由于穆斯林人口增长较快,要求按比例扩权。1975年4月,黎巴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内战。直到1989年10月,两派议员达成《塔伊夫协议》,重新分配权力,血腥内战终于结束。
独立70年来,尤其是内战结束20多年来,黎巴嫩始终面临着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引发政局严重动荡,国内逐渐形成亲叙利亚和反叙利亚两派阵营。2007年11月,拉胡德总统任期结束后,由于各派矛盾难以调和,总统选举被迫多次推迟。以“未来运动”为主体的“3·14”联盟和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2008年爆发武装冲突。在阿盟的反复调解下,2008年5月黎巴嫩各方在卡塔尔签订《多哈协议》。根据协议,前部队领袖米歇尔·苏莱曼成为总统,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僵局。
近两年来,受中东多国政局动荡的冲击,尤其是受到邻国叙利亚危机外溢的影响,黎巴嫩教派矛盾又出现扩大之势。2013年3月22日,总理米卡提的辞职令黎巴嫩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危机之中。4月6日,总统苏莱曼任命塔马姆·萨拉姆为新总理,但因各派分歧较大,原定于2013年6月举行的大选被推迟17个月。中央政府孱弱无力、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各派矛盾不可调和已成为长期困扰黎巴嫩政治的顽疾,在可预期的未来均无彻底解决此问题的良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旷日持久的血腥厮杀催生出诸多严峻问题。首先,外部势力大肆干涉叙内部事务,叙内战已演化为地区代理人战争;其次,叙利亚危机严重激化了中东的教派斗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分子趁机活跃;第三,海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等周边邻国,既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更拖累了邻国的国民经济。
各方面都高度脆弱的黎巴嫩深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3年11月底,约有81.6万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寻求庇护,给黎巴嫩的国内治安和财政带来巨大负担。
更令人头疼的是黎国内的政治僵局。黎叙两国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政治实体,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从未予承认。2005年哈里里遇刺案闹大之后,黎国内爆发反叙利亚的“雪松革命”。叙利亚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出了1.5万驻军,结束了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占领。2011年叙局势动荡以来,黎国内亲叙和反叙派别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致使黎巴嫩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一方面,黎政府主流对叙问题持“不卷入”政策,主张维护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统一,反对外部干涉,对阿盟涉叙决议中有关对叙实施制裁等内容持保留态度,要求安理会谨慎行事,呼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尽管困难重重,黎政府仍积极配合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向在黎的叙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但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则高调宣布给予叙政府军直接军事支持,自2013年5月以来,真主党向叙利亚频繁增兵,协助叙政府军围剿反对派,曾经帮助叙利亚政府军赢得古赛尔战役,被称为内战爆发以来巴沙尔政权的“最大战果”。
此外,比难民的直接拖累更加可怕的是暴恐分子的渗透。近两年来,黎巴嫩发生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恶性爆炸、暗杀事件,暴恐活动的阴云正在从伊拉克、叙利亚扩散到黎巴嫩上空。2012年10月19日,黎安全部队情报局长哈桑等八人在汽车炸弹袭击中遇刺身亡。2013年8月15日,黎国内卢埃斯市主要街道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导致20余人死亡,250人受伤;8月23日,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发生两起爆炸,造成3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想象,对于以金融、旅游为支柱产业的黎巴嫩来说,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意味着经济衰退,加上叙利亚难民的拖累,未来一段时期内黎巴嫩恐怕将陷入“暴恐上升—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
暴恐阴云悄然转向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伊朗使馆遇袭反映出暴恐事件与教派矛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叙利亚危机中各方势力的深度卷入,中东实际上形成了以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叙反对派为一方,以伊朗、真主党、巴沙尔政权为另一方的两个阵营。虽然近期由于埃及穆兄会政权倒台,导致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之间出现嫌隙,但对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暴恐团伙来说,教派矛盾显然已经成为发动袭击的最好借口和主要动因。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正在寻找更能表现其诉求的新目标,突破了以前的反美、反以色列的思维定势,伊朗使馆遇袭表明逊尼派极端组织已对伊朗、真主党正式宣战。从这一点来看,中东暴恐活动、教派冲突存在相互交织、全面扩大的危险。
对真主党来说,伊朗使馆遇袭意味着它将面临更多严峻考验。实际上,长期以来,真主党在教派冲突问题上基本都能保持克制。真主党主席哈桑·纳斯鲁拉多次重申要避免在黎巴嫩出现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有人认为,纳斯鲁拉的策略实际上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在黎国内的克制是为了在境外积极配合巴沙尔当局作战。虽然纳斯鲁拉曾多次表示不希望黎巴嫩出现“挺巴沙尔”和“倒巴沙尔”的冲突。但是,在11月14日阿舒拉节的讲话中,纳斯鲁拉反复强调他有决心将挺巴沙尔的战斗进行到底,直到帮助巴沙尔彻底取得胜利,言辞中多次出现带有煽动性和进攻性的教派主义言辞,极力渲染“逊尼派恐怖分子”的安全威胁。12月3日,纳斯鲁拉在接受黎巴嫩一家媒体采访时声称,“阿卜杜拉-阿扎姆旅”与沙特情报机构有关联。纳斯鲁拉表示,伊朗使馆爆炸案应与“沙特对其在叙利亚战局的失利不满,从而对伊朗进行报复”有关。
对于什叶派的“幕后老板”伊朗来说,最近随着伊核问题初步协议的达成,伊朗外部环境得到空前改善。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突然遭到不明不白的一记闷棍,着实令伊朗领导层备感恼火,但鉴于当前伊核问题正处于关键期,对逊尼派阵营立即施以颜色显然时机不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芙哈姆“用心良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以色列,称以色列是伊朗使馆爆炸案的“幕后黑手”。但是从黎巴嫩政府公开的调查结果来看,此次袭击与以色列摩萨德并无较大关联。有西方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袭击表明沙特与伊朗的明争暗斗正在升级,小小的黎巴嫩或许正在成为继叙利亚之后这两大力量博弈的新舞台。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明争暗斗正在升级,小小的黎巴嫩正在成为继叙利亚之后它们博弈的新舞台。
夹缝中求生存
在中东,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也不算多,自然资源更是乏善可陈,但因其扼守着欧亚两大洲的咽喉要道,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先后受古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统治,一战后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宣布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正是因为历史上遭遇过数次外族入侵,黎巴嫩国内的民族、教派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别间围绕着国家权力分配、如何看待巴解组织等问题的斗争异常尖锐。在黎巴嫩独立前夕,各派力量经反复角力最终达成妥协:总统、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议员和部长的席位则按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由于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基督教马龙派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权。后由于穆斯林人口增长较快,要求按比例扩权。1975年4月,黎巴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内战。直到1989年10月,两派议员达成《塔伊夫协议》,重新分配权力,血腥内战终于结束。
独立70年来,尤其是内战结束20多年来,黎巴嫩始终面临着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引发政局严重动荡,国内逐渐形成亲叙利亚和反叙利亚两派阵营。2007年11月,拉胡德总统任期结束后,由于各派矛盾难以调和,总统选举被迫多次推迟。以“未来运动”为主体的“3·14”联盟和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2008年爆发武装冲突。在阿盟的反复调解下,2008年5月黎巴嫩各方在卡塔尔签订《多哈协议》。根据协议,前部队领袖米歇尔·苏莱曼成为总统,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僵局。
近两年来,受中东多国政局动荡的冲击,尤其是受到邻国叙利亚危机外溢的影响,黎巴嫩教派矛盾又出现扩大之势。2013年3月22日,总理米卡提的辞职令黎巴嫩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危机之中。4月6日,总统苏莱曼任命塔马姆·萨拉姆为新总理,但因各派分歧较大,原定于2013年6月举行的大选被推迟17个月。中央政府孱弱无力、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各派矛盾不可调和已成为长期困扰黎巴嫩政治的顽疾,在可预期的未来均无彻底解决此问题的良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旷日持久的血腥厮杀催生出诸多严峻问题。首先,外部势力大肆干涉叙内部事务,叙内战已演化为地区代理人战争;其次,叙利亚危机严重激化了中东的教派斗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分子趁机活跃;第三,海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等周边邻国,既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更拖累了邻国的国民经济。
各方面都高度脆弱的黎巴嫩深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3年11月底,约有81.6万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寻求庇护,给黎巴嫩的国内治安和财政带来巨大负担。
更令人头疼的是黎国内的政治僵局。黎叙两国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政治实体,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从未予承认。2005年哈里里遇刺案闹大之后,黎国内爆发反叙利亚的“雪松革命”。叙利亚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出了1.5万驻军,结束了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占领。2011年叙局势动荡以来,黎国内亲叙和反叙派别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致使黎巴嫩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一方面,黎政府主流对叙问题持“不卷入”政策,主张维护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统一,反对外部干涉,对阿盟涉叙决议中有关对叙实施制裁等内容持保留态度,要求安理会谨慎行事,呼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尽管困难重重,黎政府仍积极配合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向在黎的叙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但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则高调宣布给予叙政府军直接军事支持,自2013年5月以来,真主党向叙利亚频繁增兵,协助叙政府军围剿反对派,曾经帮助叙利亚政府军赢得古赛尔战役,被称为内战爆发以来巴沙尔政权的“最大战果”。
此外,比难民的直接拖累更加可怕的是暴恐分子的渗透。近两年来,黎巴嫩发生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恶性爆炸、暗杀事件,暴恐活动的阴云正在从伊拉克、叙利亚扩散到黎巴嫩上空。2012年10月19日,黎安全部队情报局长哈桑等八人在汽车炸弹袭击中遇刺身亡。2013年8月15日,黎国内卢埃斯市主要街道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导致20余人死亡,250人受伤;8月23日,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发生两起爆炸,造成3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想象,对于以金融、旅游为支柱产业的黎巴嫩来说,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意味着经济衰退,加上叙利亚难民的拖累,未来一段时期内黎巴嫩恐怕将陷入“暴恐上升—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
暴恐阴云悄然转向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伊朗使馆遇袭反映出暴恐事件与教派矛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叙利亚危机中各方势力的深度卷入,中东实际上形成了以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叙反对派为一方,以伊朗、真主党、巴沙尔政权为另一方的两个阵营。虽然近期由于埃及穆兄会政权倒台,导致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之间出现嫌隙,但对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暴恐团伙来说,教派矛盾显然已经成为发动袭击的最好借口和主要动因。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正在寻找更能表现其诉求的新目标,突破了以前的反美、反以色列的思维定势,伊朗使馆遇袭表明逊尼派极端组织已对伊朗、真主党正式宣战。从这一点来看,中东暴恐活动、教派冲突存在相互交织、全面扩大的危险。
对真主党来说,伊朗使馆遇袭意味着它将面临更多严峻考验。实际上,长期以来,真主党在教派冲突问题上基本都能保持克制。真主党主席哈桑·纳斯鲁拉多次重申要避免在黎巴嫩出现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有人认为,纳斯鲁拉的策略实际上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在黎国内的克制是为了在境外积极配合巴沙尔当局作战。虽然纳斯鲁拉曾多次表示不希望黎巴嫩出现“挺巴沙尔”和“倒巴沙尔”的冲突。但是,在11月14日阿舒拉节的讲话中,纳斯鲁拉反复强调他有决心将挺巴沙尔的战斗进行到底,直到帮助巴沙尔彻底取得胜利,言辞中多次出现带有煽动性和进攻性的教派主义言辞,极力渲染“逊尼派恐怖分子”的安全威胁。12月3日,纳斯鲁拉在接受黎巴嫩一家媒体采访时声称,“阿卜杜拉-阿扎姆旅”与沙特情报机构有关联。纳斯鲁拉表示,伊朗使馆爆炸案应与“沙特对其在叙利亚战局的失利不满,从而对伊朗进行报复”有关。
对于什叶派的“幕后老板”伊朗来说,最近随着伊核问题初步协议的达成,伊朗外部环境得到空前改善。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突然遭到不明不白的一记闷棍,着实令伊朗领导层备感恼火,但鉴于当前伊核问题正处于关键期,对逊尼派阵营立即施以颜色显然时机不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芙哈姆“用心良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以色列,称以色列是伊朗使馆爆炸案的“幕后黑手”。但是从黎巴嫩政府公开的调查结果来看,此次袭击与以色列摩萨德并无较大关联。有西方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袭击表明沙特与伊朗的明争暗斗正在升级,小小的黎巴嫩或许正在成为继叙利亚之后这两大力量博弈的新舞台。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明争暗斗正在升级,小小的黎巴嫩正在成为继叙利亚之后它们博弈的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