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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祖国，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代表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为了把心中的理想主义努力付诸现实，开启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旅程。“1921”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们如此执著？又是什么，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
“不是百姓，是人民！”
电影《1921》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上海租界隐蔽的印刷厂中，宣扬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正在夜色掩护下热火朝天地印刷。此时，刊物作者、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匆忙赶来，焦急地拜托工人们停印校正。他说自己翻译时出了错，将“人民”译作了“百姓”。印刷工会的工人杨迪先表示不解：“这两个词，有区别吗？”
“百姓是泛指。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有关建党历程，此前鲜少在大银幕上见到如此细腻的表达。2021年7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100年沧海桑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改命换运的关键。在这个特殊节点，电影《1921》的上映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电影将视角聚焦到1921年的上海，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祖国，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代表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为了把心中的理想主义努力付诸现实，开启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旅程。
“1921”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们如此执著？又是什么，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
看往昔之历程，方能知今日之可贵
革命者，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早在100年前便有人负重前行。看看1921年的故事，就知道和平与富强从不是理所当然。
有这样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共产党总计有9191万余名党员;但在1921年建党之初，全国的党员只有50多人。要知道，最早一批党员多数家境不差，就像共产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彼时的大学者、大教授，收入不菲。可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李大钊更在1927年惨遭杀害。
他们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磨难的道路？电影《1921》里有一幕呈现：当李大钊前去探望因散发共产主义传单而被捕的陈独秀时，后者慷慨陈词：“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
这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但却是唯一一条可以挽救国家與民族危亡的道路。
同样可以参照的，是13位一大代表的命运：王尽美1925年因劳累病逝;李汉俊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杀害;邓恩铭与何叔衡先后于1931年和1935年遇害……
筚路蓝缕，前路漫漫。这背后，是彼时中国的四面楚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足足积压了1000多个。救亡图存的急迫与艰难，不言而喻。
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有志青年如同四散的火种，洒满全世界，焦急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当时分别在法国和苏联求学，谋取救亡之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中共一大，在此期间成功燃起了名为“希望”的烈火。
忆当年之奋进，亦能长未来之精神
实际上，中共一大参会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由年轻人主导的事业。
彼时，毛泽东28岁，满怀抱负地从湖南来到上海;刘仁静17岁参加五四运动，19岁出席中共一大，被赞为“小马克思”;邓恩铭参会时年方20岁，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24岁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就是这群满腔激情的青年，也必须面临重重困难甚至迷茫。中共一大会议上，大家就路线、方针多次争论。1945年，毛泽东在回忆中共一大时便感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一样也不晓得……可谓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
“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璀璨夺目，但当时的状态其实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电影《1921》的导演黄建新感慨万千。按他的理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会苦闷、会彷徨，但他们最终实现了远大的目标，改变家国之命运——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无疑是最好的激励。
这也正是电影《1921》力图传递给观众的思绪：百年前，青年们满怀壮志，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他们的精神不仅穿越百年与你我共鸣，更将持续地滋养着中国。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电影的后半段，呈现了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场景。当李达和毛泽东带头诵读起《共产党宣言》，代表们围在一起，眼含热泪，齐声高唱国际歌，面对这份挽救中国于水火的凌云壮志，你无法不心潮澎湃，并为今天能生活在中国感到由衷自豪。
“七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用黄建新的话说：“希望《1921》能成为大家了解建党历程的一扇窗——推开这扇窗，看看这段改变了今日之中国的光辉历史，也正是庆祝这个非凡日子的极好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等）
“不是百姓，是人民！”
电影《1921》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上海租界隐蔽的印刷厂中，宣扬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正在夜色掩护下热火朝天地印刷。此时，刊物作者、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匆忙赶来，焦急地拜托工人们停印校正。他说自己翻译时出了错，将“人民”译作了“百姓”。印刷工会的工人杨迪先表示不解：“这两个词，有区别吗？”
“百姓是泛指。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有关建党历程，此前鲜少在大银幕上见到如此细腻的表达。2021年7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100年沧海桑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改命换运的关键。在这个特殊节点，电影《1921》的上映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电影将视角聚焦到1921年的上海，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祖国，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代表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为了把心中的理想主义努力付诸现实，开启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旅程。
“1921”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们如此执著？又是什么，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
看往昔之历程，方能知今日之可贵
革命者，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早在100年前便有人负重前行。看看1921年的故事，就知道和平与富强从不是理所当然。
有这样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共产党总计有9191万余名党员;但在1921年建党之初，全国的党员只有50多人。要知道，最早一批党员多数家境不差，就像共产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彼时的大学者、大教授，收入不菲。可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李大钊更在1927年惨遭杀害。
他们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磨难的道路？电影《1921》里有一幕呈现：当李大钊前去探望因散发共产主义传单而被捕的陈独秀时，后者慷慨陈词：“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
这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但却是唯一一条可以挽救国家與民族危亡的道路。
同样可以参照的，是13位一大代表的命运：王尽美1925年因劳累病逝;李汉俊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杀害;邓恩铭与何叔衡先后于1931年和1935年遇害……
筚路蓝缕，前路漫漫。这背后，是彼时中国的四面楚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足足积压了1000多个。救亡图存的急迫与艰难，不言而喻。
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有志青年如同四散的火种，洒满全世界，焦急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当时分别在法国和苏联求学，谋取救亡之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中共一大，在此期间成功燃起了名为“希望”的烈火。
忆当年之奋进，亦能长未来之精神
实际上，中共一大参会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由年轻人主导的事业。
彼时，毛泽东28岁，满怀抱负地从湖南来到上海;刘仁静17岁参加五四运动，19岁出席中共一大，被赞为“小马克思”;邓恩铭参会时年方20岁，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24岁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就是这群满腔激情的青年，也必须面临重重困难甚至迷茫。中共一大会议上，大家就路线、方针多次争论。1945年，毛泽东在回忆中共一大时便感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一样也不晓得……可谓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
“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璀璨夺目，但当时的状态其实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电影《1921》的导演黄建新感慨万千。按他的理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会苦闷、会彷徨，但他们最终实现了远大的目标，改变家国之命运——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无疑是最好的激励。
这也正是电影《1921》力图传递给观众的思绪：百年前，青年们满怀壮志，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他们的精神不仅穿越百年与你我共鸣，更将持续地滋养着中国。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电影的后半段，呈现了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场景。当李达和毛泽东带头诵读起《共产党宣言》，代表们围在一起，眼含热泪，齐声高唱国际歌，面对这份挽救中国于水火的凌云壮志，你无法不心潮澎湃，并为今天能生活在中国感到由衷自豪。
“七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用黄建新的话说：“希望《1921》能成为大家了解建党历程的一扇窗——推开这扇窗，看看这段改变了今日之中国的光辉历史，也正是庆祝这个非凡日子的极好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