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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恒先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多少次往返于滕州市与济南市之间了，作为山东省滕州市的一位普通市民，为了争取滕州市更多的行政自主权，并促使山东省实际履行直辖滕州的权利，他一纸诉状将山东省人民政府告上了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山东省人民政府（88）鲁政函24号《关于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的通知》无效，请求山东省政府严格、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山东省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的批复》。
然而，时至今日这起行政诉讼案也没有被法院立上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赵恒先满脸疑惑，“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书面的立案通知或不予受理的裁定。”
小马拉大车
在诉讼状中，笔者看到赵恒先陈述的理由：山东省政府将滕州市确定为枣庄市代管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和国务院的批复，严重束缚了滕州县域经济的发展。
滕州市，1989年以前叫滕县，该市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人口157万，面积1485平方公里，该市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鲁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初是滕县专区的驻地，辖济宁、枣庄矿区在内的15个县（市），后滕县专区被撤销，1979年，滕县划归枣庄市。
1988年3月7日，国务院国函[1988]43号规定：“同意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县级），由省直辖，以原滕县的行政区域为滕州市的行政区域”。
后山东省政府又下发了（88）鲁政函24号，规定：滕州市由枣庄市代管，从1989年起计划单列，但计划权限不变。”
滕州是历史上的大县，经济历来就十分发达。
建国后，滕州还是全国的甲级县和特级县，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称为“工业城镇”。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使得滕州的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枣庄的其他行政区域，2004年出版的《枣庄市年鉴》曾对枣庄市管辖的五个区、一个县级市、一个枣庄经济开发区的两项经济指标作了统计：2003年，枣庄其他五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是168.35亿元，而滕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70.65亿元；财政收入其他五区的加起来的总值是6.41亿元，而滕州市的财政收入是19亿元。
“滕州市取得的成绩多半贡献给枣庄市了，那滕州要不要发展？”上述老干部提出了他的疑问。
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滕州市回归省直接管辖的愿望日趋强烈。
“如果没有枣庄市的束缚与行政干扰，我们会发展得更快。”这位老干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他的不满情绪在赵恒先递交的行政诉讼状中得到了延伸，赵恒先列举了滕州名为被枣庄代管的三大不利之处。
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赵恒先认为由于受枣庄市的代管，滕州市痛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赵恒先举了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994年，当时国家计划投资20多亿扩建鲁南化肥厂（驻滕州市木石镇），但由于枣庄市要把扩建项目建在枣庄技术开发区，结果投资商不同意，造成该项目流产；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即本来属于国家“八五”计划的“山国电”项目选址滕州，但由于枣庄市的干预，至今仍未上马。
“枣庄市违法征税，使滕州的财力被削弱，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后劲。”是赵恒先行政诉讼中提及的对滕州的又一不利之处。
“18年来，枣庄市上扣国家向滕州的财政拨款，下收滕州属地的税收。”赵恒先认为枣庄市明显违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法律、法规，有大量的事实为证。如2003年，枣庄市将滕州境内鲁南高新技术化工业园区的税源划给枣庄开发区所有，2004年将滕州的银行名为升格，实为将20多亿元储蓄的税费划为枣庄所有。
赵恒先举出被枣庄市代管的第三个不利之处是：枣庄市放弃科学规划，违背产业政策，导致滕州的生态环境千疮百孔。
滕州市不仅有“山东省粮仓”的美誉，同时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经探明优质原煤储量就达60亿吨。1988年，滕州市政府根据这一自然资源优势，邀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等11名知名学者对滕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高标准的规划。
“然而，这一发展规划最终却因枣庄市的阻挠而被迫放弃。”赵恒先说，“现在这块优质煤田因枣庄各区的无序开采，不仅浪费现象严重，更有甚者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空前破坏。”
因滥采乱挖，在滕州行政辖区内很多地方已经造成地面裂缝、塌陷，20多万亩的良田因此变成了汪洋、小湖泊。
对此，枣庄市似乎也有说不出的委屈，时任枣庄市地税局局长的傅超曾对媒体称，枣庄不是不支持滕州，主要限于财力不足而无能为力。
傅超认为，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枣庄是向滕州倾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滕州市委书记历来都是枣庄市委常委（且多由枣庄市委副书记兼任）。在枣庄市五区当中，只有市中区才有此待遇。
但这些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占斌教授认为，枣庄市和滕州市就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枣庄的经济总量不足以带动滕州的发展，枣庄市为了发展中心城市，集中财力搞城市建设，必然要和滕州在项目和资金上产生冲突，好的税种都由枣庄市管理，再加上现在干部考核体系中，GDP等经济指标过重，枣庄市的领导当然要优先考虑枣庄市的整体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现有的行政自主权已经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对立体，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县级市当中普遍存在，只不过滕州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国家行政学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域经济研究专家对此事发表评论。
不过，上述的争论与研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枣庄市代管滕州市产生的矛盾与纷争，于是一些人便出面，试图从理论和实际的层面，寻找两者之争的破解之道。在这些人当中，不能不提到王延忠。
王延忠其人
“王延忠”这个名字，在滕州市几乎是家喻户晓。在街头，无论是小商小贩，还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机关干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延忠；在北京，研究县域经济以及省市县管理体制的理论专家，对“王延忠”三个字也是耳熟能详。
王延忠，土生土长的滕州人，曾任滕州市委党史办主任，主编过《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该书纪录了滕州人辉煌的历史与现状，在当地曾引起过轰动。
发生在滕州与枣庄之间的纷争，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引起他的关注，并在实际的工作中作为其研究的课题之一。
为此他数次北上进京，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解决市县的“代管”问题。
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理顺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延忠认为，目前，我国除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较大市管县符合宪法规定关系理顺以外，其他省和地级市行政关系都与宪法相抵触。导致了县域经济落后，出现了“三农问题”；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他还认为，现在的地级市，下收县级市的税收,上扣国家下拨的财政，把发展地级市建立在牺牲县级市利益的基础上,严重地束缚县级市发展。
王延忠的结论是，要改变目前行政体制中“代管”的窘境，首要是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摸索省管县（市）的有益经验。
王延忠的研究，曾引起了我国著名行政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的高度关注，为此他还曾经给滕州市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说：“王延忠先生的《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理顺关系》一文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该课题对于改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课题也是目前中国法学界、行政学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课题。”
遗憾的是，在采访中笔者得知，王延忠在主编《天南地北滕州人》过程中，因涉嫌贪污与受贿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
滕州的未来
有人提出，直接把现在的滕州市改滕城区，直接归枣庄行政领导。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都易于操作。
还有人提出，既然滕州对枣庄市的管辖和行政地位持有异议，不妨把地级市的名称由“枣庄市”改为“滕州市”，把原来的滕州市行政区域改为滕城区，或滕州区。
但这两种提法，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化解于无形。
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党同方曾表示，滕州与枣庄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是现届政府的责任。至于目前存在的税收等方面的争议，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没有必要通过变更行政管理体制解决。
枣庄市委一位人士则称，滕州固然为枣庄做出很大贡献，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对枣庄同样也不公平。“枣庄以前靠煤炭不是也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这个账又怎么算？”
曾使滕县实现“县改市”的原市长王裕安认为，滕州能否实现省直辖，关键在山东省政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山东在这方面尚无动静。
“滕州和枣庄现在的利益之争在目前市管县体制下比较有典型意义，行政区划意味着权力与资源，在计划经济下，在经济管理权限上，下级对上级比较听从，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靠行政关系，上级对下级已经不能那么得心应手管理了，现在要注意这种趋势，中国经济的点滴成功，主要应归功于过去二十多年间，每逢5-6年一次的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增长，而不是经济学所主张的均衡战略，乃至自由市场，没有改革，没有体制开放，哪里来的经济增长？学术界应该把滕州现象作为一个典型课题来研究，如何为目前管理层级中县这个层次松绑，更有利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县域经济专家更愿意从宏观层面来剖析滕州的未来，他认为滕州与枣庄的区域之争，已经远远超出两者关系的范畴，甚至也不是山东省所能解决。这位专家强调，取消地级市理所应当，由省直接管辖市（县）也是大势所趋，但远远不是当前所能实现的，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时至今日这起行政诉讼案也没有被法院立上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赵恒先满脸疑惑，“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书面的立案通知或不予受理的裁定。”
小马拉大车
在诉讼状中，笔者看到赵恒先陈述的理由：山东省政府将滕州市确定为枣庄市代管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和国务院的批复，严重束缚了滕州县域经济的发展。
滕州市，1989年以前叫滕县，该市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人口157万，面积1485平方公里，该市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鲁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初是滕县专区的驻地，辖济宁、枣庄矿区在内的15个县（市），后滕县专区被撤销，1979年，滕县划归枣庄市。
1988年3月7日，国务院国函[1988]43号规定：“同意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县级），由省直辖，以原滕县的行政区域为滕州市的行政区域”。
后山东省政府又下发了（88）鲁政函24号，规定：滕州市由枣庄市代管，从1989年起计划单列，但计划权限不变。”
滕州是历史上的大县，经济历来就十分发达。
建国后，滕州还是全国的甲级县和特级县，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称为“工业城镇”。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使得滕州的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枣庄的其他行政区域，2004年出版的《枣庄市年鉴》曾对枣庄市管辖的五个区、一个县级市、一个枣庄经济开发区的两项经济指标作了统计：2003年，枣庄其他五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是168.35亿元，而滕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70.65亿元；财政收入其他五区的加起来的总值是6.41亿元，而滕州市的财政收入是19亿元。
“滕州市取得的成绩多半贡献给枣庄市了，那滕州要不要发展？”上述老干部提出了他的疑问。
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滕州市回归省直接管辖的愿望日趋强烈。
“如果没有枣庄市的束缚与行政干扰，我们会发展得更快。”这位老干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他的不满情绪在赵恒先递交的行政诉讼状中得到了延伸，赵恒先列举了滕州名为被枣庄代管的三大不利之处。
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赵恒先认为由于受枣庄市的代管，滕州市痛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赵恒先举了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994年，当时国家计划投资20多亿扩建鲁南化肥厂（驻滕州市木石镇），但由于枣庄市要把扩建项目建在枣庄技术开发区，结果投资商不同意，造成该项目流产；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即本来属于国家“八五”计划的“山国电”项目选址滕州，但由于枣庄市的干预，至今仍未上马。
“枣庄市违法征税，使滕州的财力被削弱，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后劲。”是赵恒先行政诉讼中提及的对滕州的又一不利之处。
“18年来，枣庄市上扣国家向滕州的财政拨款，下收滕州属地的税收。”赵恒先认为枣庄市明显违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法律、法规，有大量的事实为证。如2003年，枣庄市将滕州境内鲁南高新技术化工业园区的税源划给枣庄开发区所有，2004年将滕州的银行名为升格，实为将20多亿元储蓄的税费划为枣庄所有。
赵恒先举出被枣庄市代管的第三个不利之处是：枣庄市放弃科学规划，违背产业政策，导致滕州的生态环境千疮百孔。
滕州市不仅有“山东省粮仓”的美誉，同时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经探明优质原煤储量就达60亿吨。1988年，滕州市政府根据这一自然资源优势，邀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等11名知名学者对滕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高标准的规划。
“然而，这一发展规划最终却因枣庄市的阻挠而被迫放弃。”赵恒先说，“现在这块优质煤田因枣庄各区的无序开采，不仅浪费现象严重，更有甚者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空前破坏。”
因滥采乱挖，在滕州行政辖区内很多地方已经造成地面裂缝、塌陷，20多万亩的良田因此变成了汪洋、小湖泊。
对此，枣庄市似乎也有说不出的委屈，时任枣庄市地税局局长的傅超曾对媒体称，枣庄不是不支持滕州，主要限于财力不足而无能为力。
傅超认为，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枣庄是向滕州倾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滕州市委书记历来都是枣庄市委常委（且多由枣庄市委副书记兼任）。在枣庄市五区当中，只有市中区才有此待遇。
但这些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占斌教授认为，枣庄市和滕州市就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枣庄的经济总量不足以带动滕州的发展，枣庄市为了发展中心城市，集中财力搞城市建设，必然要和滕州在项目和资金上产生冲突，好的税种都由枣庄市管理，再加上现在干部考核体系中，GDP等经济指标过重，枣庄市的领导当然要优先考虑枣庄市的整体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现有的行政自主权已经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对立体，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县级市当中普遍存在，只不过滕州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国家行政学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域经济研究专家对此事发表评论。
不过，上述的争论与研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枣庄市代管滕州市产生的矛盾与纷争，于是一些人便出面，试图从理论和实际的层面，寻找两者之争的破解之道。在这些人当中，不能不提到王延忠。
王延忠其人
“王延忠”这个名字，在滕州市几乎是家喻户晓。在街头，无论是小商小贩，还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机关干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延忠；在北京，研究县域经济以及省市县管理体制的理论专家，对“王延忠”三个字也是耳熟能详。
王延忠，土生土长的滕州人，曾任滕州市委党史办主任，主编过《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该书纪录了滕州人辉煌的历史与现状，在当地曾引起过轰动。
发生在滕州与枣庄之间的纷争，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引起他的关注，并在实际的工作中作为其研究的课题之一。
为此他数次北上进京，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解决市县的“代管”问题。
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理顺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延忠认为，目前，我国除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较大市管县符合宪法规定关系理顺以外，其他省和地级市行政关系都与宪法相抵触。导致了县域经济落后，出现了“三农问题”；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他还认为，现在的地级市，下收县级市的税收,上扣国家下拨的财政，把发展地级市建立在牺牲县级市利益的基础上,严重地束缚县级市发展。
王延忠的结论是，要改变目前行政体制中“代管”的窘境，首要是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摸索省管县（市）的有益经验。
王延忠的研究，曾引起了我国著名行政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的高度关注，为此他还曾经给滕州市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说：“王延忠先生的《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理顺关系》一文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该课题对于改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课题也是目前中国法学界、行政学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课题。”
遗憾的是，在采访中笔者得知，王延忠在主编《天南地北滕州人》过程中，因涉嫌贪污与受贿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
滕州的未来
有人提出，直接把现在的滕州市改滕城区，直接归枣庄行政领导。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都易于操作。
还有人提出，既然滕州对枣庄市的管辖和行政地位持有异议，不妨把地级市的名称由“枣庄市”改为“滕州市”，把原来的滕州市行政区域改为滕城区，或滕州区。
但这两种提法，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化解于无形。
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党同方曾表示，滕州与枣庄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是现届政府的责任。至于目前存在的税收等方面的争议，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没有必要通过变更行政管理体制解决。
枣庄市委一位人士则称，滕州固然为枣庄做出很大贡献，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对枣庄同样也不公平。“枣庄以前靠煤炭不是也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这个账又怎么算？”
曾使滕县实现“县改市”的原市长王裕安认为，滕州能否实现省直辖，关键在山东省政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山东在这方面尚无动静。
“滕州和枣庄现在的利益之争在目前市管县体制下比较有典型意义，行政区划意味着权力与资源，在计划经济下，在经济管理权限上，下级对上级比较听从，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靠行政关系，上级对下级已经不能那么得心应手管理了，现在要注意这种趋势，中国经济的点滴成功，主要应归功于过去二十多年间，每逢5-6年一次的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增长，而不是经济学所主张的均衡战略，乃至自由市场，没有改革，没有体制开放，哪里来的经济增长？学术界应该把滕州现象作为一个典型课题来研究，如何为目前管理层级中县这个层次松绑，更有利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县域经济专家更愿意从宏观层面来剖析滕州的未来，他认为滕州与枣庄的区域之争，已经远远超出两者关系的范畴，甚至也不是山东省所能解决。这位专家强调，取消地级市理所应当，由省直接管辖市（县）也是大势所趋，但远远不是当前所能实现的，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