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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头患病猪被扑杀，身穿白色防护服的检疫人员夜以继日奋斗在疫病防控第一线，不要吃猪肉等流言也在四处传播……
人们不禁在问：非洲猪瘟到底是什么？
它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虽然不感染人（FAO的说法是“只有猪科动物易感。人对非洲猪瘟不易感”），对人的生命安全没有直接威胁，但它却是一种可能对中国的养猪业、乃至中国人的整体饮食结构，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传染病。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非洲猪瘟的危险性，是如此描述的：“非洲猪瘟（ASF）是最严重的跨国界猪病之一，不仅能引起猪群高死亡率，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而且传播迅速、传播无国界，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或者防疫用疫苗。”“主要表现为出血热，死亡率接近100%。……具有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非洲猪瘟曾给许多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20世纪初，这种传染病在非洲首次被发现。此后，即开始频繁暴发，肆虐非洲各国。1957年，该病冲出非洲，出现在葡萄牙。1960年传入西班牙，1964年在法国暴发，1967年侵入意大利，1978年在马耳他和撒丁岛被发现，1985年比利时和荷兰也出现疫情（1970年代还曾传入苏联）。1971年，该病侵入西半球，在古巴暴发，1978年传到巴西，1979年出现在多米尼加和海地。
进入2000年之后，非洲猪瘟仍在全球肆虐。2007年，传入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俄罗斯，2008年传入了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年，传入乌克兰。2014年，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也发现了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究竟有多可怕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2年的一项统计显示，“非洲的猪占世界猪的总头数的不到2%。非洲猪的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主要是由于存在非洲猪瘟的原因。”比如，1979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发生非洲猪瘟，不得不把国内饲养的猪全部宰掉。1982年，喀麦隆发生非洲猪瘟，也不得不采取相似的办法，“多年为增加猪的产量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
在西班牙，自1960年代起，发生了4次非洲猪瘟大流行，数百个成规模的养猪场被感染，1977年曾紧急宰杀生猪30多万头，补贴养殖户700多万美元，此后3年，又紧急宰猪60多万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称，西班牙“仅用于赔偿因防治猪瘟而屠宰掉的占全国总头数3%的猪每年花费的费用超过1400万美元。截至目前（1982年），直接防治计划总共花费的费用已接近2亿美元”。
在馬耳他，1978年出现非洲猪瘟，直接导致2.5万头生猪死亡，该国先是扑杀了全国总猪数的2/3，后又不得不宰掉国内全部猪只，共计“宰掉了全部8万头猪，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包括间接的损失）估计达4500万美元”。到1979年6月，马耳他全国已无一头活猪，开创了一个国家为消灭一种传染病而全面扑杀一种家畜的先例。
在古巴的哈瓦那省，1971年发生非洲猪瘟，结果不得不将该省50万头生猪全部宰杀;1980年再次出现，又不得不将关塔那摩州的17万头猪全部扑杀，6个月后再引入猪只。大约同期，在多米尼加，“自愿屠宰的猪和病死的猪总数共达140万头”。同期的海地，也采取了类似手段，“不得不把所有猪全部宰掉”。
在科特迪瓦，1996年的疫情直接导致2.2万头猪死亡，另不得不紧急屠宰了10万头生猪，共计导致该国30%的猪只死亡。在贝宁，1997～1999年的疫情，共计导致35万头生猪死亡，另外还扑杀了4.2万头生猪。同期，在马达加斯加，非洲猪瘟造成了该国约50%的猪只死亡。
2007年，非洲猪瘟扩散至格鲁吉亚的56个行政区（该国共61个行政区），造成8万多头生猪因病死亡或被紧急扑杀。同年，非洲猪瘟被确认传入俄罗斯。在车臣地区，其政府不得不在17个地区全面开展扑杀野猪行动，并下令杀死所有的猪。据俄罗斯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9月，该国共扑杀了40多万头感染病猪。
简而言之，非洲猪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猪只致死率接近100%、无有效治疗措施、无防疫疫苗、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养猪业全面崩溃的极其可怕的传染病。
目前，俄罗斯的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的威胁最大。
自2007年发现疫情以来，俄国的非洲猪瘟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一直在持续暴发并向周边国家扩散，且不断向东挺进。
尤其使人不安的是，2017年的3月27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发现了非洲猪瘟疫情，共有40只家猪感染并全部死亡。伊尔库茨克州距离蒙古国只有约100公里，距离中国边境满洲里只有约1000公里。
猪肉是中国人的核心肉食，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和猪肉（及其制品）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但中国仍有约40%的猪肉产量依赖家庭散养，同时中国还存在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媒介“钝缘蜱”，前者不利于疫情的监视和控制;后者容易导致非洲猪瘟病毒进入“钝缘蜱”体内，长期生存并循环繁殖，难以根除。
故此，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对来自俄罗斯的非洲猪瘟威胁忧心忡忡：
“如果（俄罗斯）当地不能有效控制，疫情有可能蔓延至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造成潜在传入风险。”
控制疫情是一项长期工作
2018年8月份中国出现的非洲猪瘟疫情，其具体来源，目前尚无明确说法。因为尚无有效疫苗，全面捕杀病猪与潜在病猪，是世界各国目前针对非洲猪瘟采用的主要手段。
如何让这一手段生效，巴西、西班牙等国，留下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
巴西出现非洲猪瘟，是里约热内卢机场内的某工作人员，收集国际航班的残羹喂养自己农场的猪只所致。从1978年4月该农场的猪开始死亡，到1978年8月，非洲猪瘟迅速传播到了巴西的10余个州。
巴西政府当年，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1）立即将疫情通报周边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
（2）禁止感染区、风险区内的猪自由移动。
（3）扑杀感染区内所有的猪，并将之焚化。
（4）彻底清洗、消毒可能受到污染的交通工具、建筑及物品。
（5）禁止使用残羹喂猪。
（6）广泛宣传非洲猪瘟的危害，对相关从业者（农场主、猪肉加工业者）实施培训。
（7）按全国生猪养殖的分布特点、猪肉企业的密集程度等，区分不同风险程度，分地域进行控制和根除。
（8）控制航运交通，对来自风险区的航班、轮船、邮包进行监控。
（9）对有出血症状和繁殖障碍的猪、冷冻猪肉、屠宰主场等，进行检测。
（10）建立疫情通报系统，接收、处理全国所有兽医的疫情汇报。
自1978年暴发非洲猪瘟，到1984年宣布无疫，巴西共计花费了7年时间。其间耗资无数、损失巨大。民众的猪肉制品消费降低了40%。
自1960年起，西班牙饱受非洲猪瘟折磨，始终难以根除。1985年，西班牙转换思路，实施“非洲猪瘟根除计划”，采取了如下手段：
（1）建设“流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
（2）设立国家和地方实验室，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
（3）提供财政支持，改造饲养场，提升卫生水平。
（4）一旦确认出现非洲猪瘟，可对所有感染群全面扑杀，并对周边猪只做样品调查。
（5）严格控制猪群的移动。
（6）将整个西班牙划分为“无疫情监测区”（两年内未发现非洲猪瘟）和“感染区”。
（7）广泛宣传，尽可能让养殖者意识到非洲猪瘟的可怕性，参与到根除计划中来，支持养殖者自发成立“卫生防御协会”。
（8）扑杀生猪后，给予农场主以一定额度的经济补偿。
1995年，西班牙政府對外宣布“非洲猪瘟根除计划”完成，前后共计花费了10年之久。
相形之下，俄罗斯可谓疫情控制失败的典型。其控制不住疫情的主要原因，至少包括：
（1）猪肉制品的非法运输。
（2）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
（3）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
（4）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
（5）政府低效率，缺乏防控疫情的主体责任机构。
（6）以刑事责任威胁“让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反而导致不少农场主为逃避惩罚秘密掩埋死猪，这些掩埋地成了感染野猪的温床。
至于中国，严防非洲猪瘟的传入，乃是一项长期政策。
早在1979年，农业部、卫生部、外贸部、公安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铁道部、邮电部，共计8个机构，就曾发布“严防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联合通知。通知中明言，其危害是毁灭性的：
“非洲猪瘟是一种毁灭性传染病，传染力很强。……一旦发生，只有及时扑杀，才能控制疫情，否则养猪业将造成毁灭性损失。”
40年过去了。如今，“毁灭性”危害依然如旧的非洲猪瘟，已经传入中国。
显然，这是一件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
人们不禁在问：非洲猪瘟到底是什么？
它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虽然不感染人（FAO的说法是“只有猪科动物易感。人对非洲猪瘟不易感”），对人的生命安全没有直接威胁，但它却是一种可能对中国的养猪业、乃至中国人的整体饮食结构，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传染病。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非洲猪瘟的危险性，是如此描述的：“非洲猪瘟（ASF）是最严重的跨国界猪病之一，不仅能引起猪群高死亡率，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而且传播迅速、传播无国界，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或者防疫用疫苗。”“主要表现为出血热，死亡率接近100%。……具有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非洲猪瘟曾给许多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20世纪初，这种传染病在非洲首次被发现。此后，即开始频繁暴发，肆虐非洲各国。1957年，该病冲出非洲，出现在葡萄牙。1960年传入西班牙，1964年在法国暴发，1967年侵入意大利，1978年在马耳他和撒丁岛被发现，1985年比利时和荷兰也出现疫情（1970年代还曾传入苏联）。1971年，该病侵入西半球，在古巴暴发，1978年传到巴西，1979年出现在多米尼加和海地。
进入2000年之后，非洲猪瘟仍在全球肆虐。2007年，传入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俄罗斯，2008年传入了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年，传入乌克兰。2014年，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也发现了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究竟有多可怕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2年的一项统计显示，“非洲的猪占世界猪的总头数的不到2%。非洲猪的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主要是由于存在非洲猪瘟的原因。”比如，1979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发生非洲猪瘟，不得不把国内饲养的猪全部宰掉。1982年，喀麦隆发生非洲猪瘟，也不得不采取相似的办法，“多年为增加猪的产量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
在西班牙，自1960年代起，发生了4次非洲猪瘟大流行，数百个成规模的养猪场被感染，1977年曾紧急宰杀生猪30多万头，补贴养殖户700多万美元，此后3年，又紧急宰猪60多万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称，西班牙“仅用于赔偿因防治猪瘟而屠宰掉的占全国总头数3%的猪每年花费的费用超过1400万美元。截至目前（1982年），直接防治计划总共花费的费用已接近2亿美元”。
在馬耳他，1978年出现非洲猪瘟，直接导致2.5万头生猪死亡，该国先是扑杀了全国总猪数的2/3，后又不得不宰掉国内全部猪只，共计“宰掉了全部8万头猪，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包括间接的损失）估计达4500万美元”。到1979年6月，马耳他全国已无一头活猪，开创了一个国家为消灭一种传染病而全面扑杀一种家畜的先例。
在古巴的哈瓦那省，1971年发生非洲猪瘟，结果不得不将该省50万头生猪全部宰杀;1980年再次出现，又不得不将关塔那摩州的17万头猪全部扑杀，6个月后再引入猪只。大约同期，在多米尼加，“自愿屠宰的猪和病死的猪总数共达140万头”。同期的海地，也采取了类似手段，“不得不把所有猪全部宰掉”。
在科特迪瓦，1996年的疫情直接导致2.2万头猪死亡，另不得不紧急屠宰了10万头生猪，共计导致该国30%的猪只死亡。在贝宁，1997～1999年的疫情，共计导致35万头生猪死亡，另外还扑杀了4.2万头生猪。同期，在马达加斯加，非洲猪瘟造成了该国约50%的猪只死亡。
2007年，非洲猪瘟扩散至格鲁吉亚的56个行政区（该国共61个行政区），造成8万多头生猪因病死亡或被紧急扑杀。同年，非洲猪瘟被确认传入俄罗斯。在车臣地区，其政府不得不在17个地区全面开展扑杀野猪行动，并下令杀死所有的猪。据俄罗斯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9月，该国共扑杀了40多万头感染病猪。
简而言之，非洲猪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猪只致死率接近100%、无有效治疗措施、无防疫疫苗、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养猪业全面崩溃的极其可怕的传染病。
目前，俄罗斯的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的威胁最大。
自2007年发现疫情以来，俄国的非洲猪瘟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一直在持续暴发并向周边国家扩散，且不断向东挺进。
尤其使人不安的是，2017年的3月27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发现了非洲猪瘟疫情，共有40只家猪感染并全部死亡。伊尔库茨克州距离蒙古国只有约100公里，距离中国边境满洲里只有约1000公里。
猪肉是中国人的核心肉食，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和猪肉（及其制品）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但中国仍有约40%的猪肉产量依赖家庭散养，同时中国还存在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媒介“钝缘蜱”，前者不利于疫情的监视和控制;后者容易导致非洲猪瘟病毒进入“钝缘蜱”体内，长期生存并循环繁殖，难以根除。
故此，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对来自俄罗斯的非洲猪瘟威胁忧心忡忡：
“如果（俄罗斯）当地不能有效控制，疫情有可能蔓延至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造成潜在传入风险。”
控制疫情是一项长期工作
2018年8月份中国出现的非洲猪瘟疫情，其具体来源，目前尚无明确说法。因为尚无有效疫苗，全面捕杀病猪与潜在病猪，是世界各国目前针对非洲猪瘟采用的主要手段。
如何让这一手段生效，巴西、西班牙等国，留下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
巴西出现非洲猪瘟，是里约热内卢机场内的某工作人员，收集国际航班的残羹喂养自己农场的猪只所致。从1978年4月该农场的猪开始死亡，到1978年8月，非洲猪瘟迅速传播到了巴西的10余个州。
巴西政府当年，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1）立即将疫情通报周边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
（2）禁止感染区、风险区内的猪自由移动。
（3）扑杀感染区内所有的猪，并将之焚化。
（4）彻底清洗、消毒可能受到污染的交通工具、建筑及物品。
（5）禁止使用残羹喂猪。
（6）广泛宣传非洲猪瘟的危害，对相关从业者（农场主、猪肉加工业者）实施培训。
（7）按全国生猪养殖的分布特点、猪肉企业的密集程度等，区分不同风险程度，分地域进行控制和根除。
（8）控制航运交通，对来自风险区的航班、轮船、邮包进行监控。
（9）对有出血症状和繁殖障碍的猪、冷冻猪肉、屠宰主场等，进行检测。
（10）建立疫情通报系统，接收、处理全国所有兽医的疫情汇报。
自1978年暴发非洲猪瘟，到1984年宣布无疫，巴西共计花费了7年时间。其间耗资无数、损失巨大。民众的猪肉制品消费降低了40%。
自1960年起，西班牙饱受非洲猪瘟折磨，始终难以根除。1985年，西班牙转换思路，实施“非洲猪瘟根除计划”，采取了如下手段：
（1）建设“流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
（2）设立国家和地方实验室，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
（3）提供财政支持，改造饲养场，提升卫生水平。
（4）一旦确认出现非洲猪瘟，可对所有感染群全面扑杀，并对周边猪只做样品调查。
（5）严格控制猪群的移动。
（6）将整个西班牙划分为“无疫情监测区”（两年内未发现非洲猪瘟）和“感染区”。
（7）广泛宣传，尽可能让养殖者意识到非洲猪瘟的可怕性，参与到根除计划中来，支持养殖者自发成立“卫生防御协会”。
（8）扑杀生猪后，给予农场主以一定额度的经济补偿。
1995年，西班牙政府對外宣布“非洲猪瘟根除计划”完成，前后共计花费了10年之久。
相形之下，俄罗斯可谓疫情控制失败的典型。其控制不住疫情的主要原因，至少包括：
（1）猪肉制品的非法运输。
（2）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
（3）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
（4）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
（5）政府低效率，缺乏防控疫情的主体责任机构。
（6）以刑事责任威胁“让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反而导致不少农场主为逃避惩罚秘密掩埋死猪，这些掩埋地成了感染野猪的温床。
至于中国，严防非洲猪瘟的传入，乃是一项长期政策。
早在1979年，农业部、卫生部、外贸部、公安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铁道部、邮电部，共计8个机构，就曾发布“严防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联合通知。通知中明言，其危害是毁灭性的：
“非洲猪瘟是一种毁灭性传染病，传染力很强。……一旦发生，只有及时扑杀，才能控制疫情，否则养猪业将造成毁灭性损失。”
40年过去了。如今，“毁灭性”危害依然如旧的非洲猪瘟，已经传入中国。
显然，这是一件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