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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深远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天下大同”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渊源。虽然“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与价值寻求有其时代性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但又呈现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理想状态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追求，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会通并耦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真正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会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18-04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印证，也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引领。“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道：“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今人类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个热词，并已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其深远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渊源，又有其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具体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则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中;二则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真正共同体”理论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价值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诉求会聚并融合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
一、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独特性的观念之一，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大同世界这一理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根源。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观点各异，对社会理想也有不同谋划。儒家从“天下为公”的思想出发，在交往中主张要以孔孟的“仁”“仁义”为道。墨子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尚同思想，天志是尚同的总标准。《庄子·天下篇》中记载惠施的命题“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3]这里的毕同指所有事物都有共同性，毕异包含了万物的个性和差异，万物的毕同毕异就是大同异。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大同世界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大同世界理想方面有诸多共识，对人类价值追求有共同性，这些共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即由农村公社制度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际、社会关系和精神生产领域等都不发达。就人际方面来看，单个人同家庭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就社会关系来看，个人依附于公社，受国家、专制君主和伦理的制约;就精神生产领域来说，人没有作为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单个人对共同体具有依附性。这一时期的天下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天下”边际的把握是有限的，受其时科技水平、生产力乃至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凭借感官认识世界的局限，人们眼中与心中的“天下”是很小的;也因此，其时“大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也是比较单一、狭隘的，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有其简单性和抽象性。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民族危亡。但即使在近代这样一个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大同世界的理想依然成为激励无数有志之人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康有为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牟宗三认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必须在现实中展开，这一现实就包括国家、家庭和个人，“天下一观念之有意义，完全在其对家庭国家之肯定而期有以融合之上而有意义。若谓天下离开家庭国家而可以自成一阶段，则它那个阶段便是空乏的、荒芜的。”[4]孙中山先生则多次题写“天下为公”，可见中国古代天下观念在近代的回响。由于近代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尽管工业文明席卷世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并没有真正实施。
大同世界这一理想是随着社会现状，尤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有无限生机的新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紧密结合了中国的现实与世界历史环境。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给黎锦熙的信中說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将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毛泽东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同时又指出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局限性，提出他对大同的理解：“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5]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理想社会追求的内在契合性。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同时对大同的理解赋予了时代性的新内容和新的价值意旨，即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大同世界”以及达到“天下大同”之路。 从世界视域来看，中国古代天下大同观超越了种族和国家的界限，“天下一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蕴含了全人类一体的整体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智慧。“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世界一起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美好景象;是中国对推动世界发展起到示范和指引作用的美好心愿;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文明之间合作交流、繁荣发展的美好追求。“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在对待民族、邦国的关系上，倡导以协和万邦即和平共处为邦交原则，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7]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这必然要求更多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今天我们所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时空界限，是在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对大同世界的整体性规划和前瞻性构想。“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延续5000年的文化中滋养，从近代100年的苦难中淬火，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升华。”[8]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随心所欲提出的理念，而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在当代的最新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传承了中华传统一以贯之的天下大同这一价值诉求与价值智慧，又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对大同理想在当代的重新诠释和运用，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世界历史的宏伟场景是由资本主义首先打开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内在局限性，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被马克思称为“虚幻的共同体”。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及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推动之下，不断深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最终又必然要扬弃资本主义的“虚幻共同体”，而走向马克思所揭示的，建立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天下观所追求的“大同”的价值诉求有共通性，但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国家民族，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连成一体，超越了传统的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思想而形成的。
马克思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视角，基于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考察，逻辑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共同体”。
1.自然共同体。马克思的自然共同体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因对土地的严重依赖和崇拜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及其成员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土地这种物质经济基础，由于农业社会土地为少数的地主阶级所拥有，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必然成为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
2.虚幻共同体。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典型的一种共同体，它打破了自然共同体之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关系，人作为商品交换、市场交易以及资本投资的主体，形式上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更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独立与自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打破了之前阶级社会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但并非打破人身依附本身。相反，它通过对货币、商品等物的控制建立起间接的统治与依附的社會关系，故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其虚幻性根源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社会关系应走向公有共享的真正共同体的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决定了它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9]因此虚幻共同体的虚幻性在于，自由只能是少数资产者的自由，而不可能是每个人的和所有人的自由，它只有共同体之名，却无共同体之实。
3.真正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而生成的一种全新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及其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条件为其现实基础，但摒弃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及其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劳动异化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9]可见，真正的共同体不是某些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即人民大众解放的共同体，它必然是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与价值实现作为首要追求的共同体，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相统一的共同体。
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真正共同体形成与实现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必须尽量增加和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和程度。”[11]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一起得到巨大的提升，最终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创造可能。另一方面，真正共同体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私有制。私有制使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束缚，个体受制于分工，最终只能成为生产的社会化机器上机械运作的小零件。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型共同体中，劳动者通过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来完成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直接占有自身的本质，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作为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通过共同体赋予的人的社会性，追求自我全面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2]由于物质生产的自由，人不再依赖于物，人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的本质。“社会中的个体有着独立参与性。在生产力所能顾及的范围内，每个人在这个联合体中都是自由存在体，每项活动都由个体支配。”[9]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可以说，个体的自由发展和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在真正共同体之社会境域中得到高度而又内在的统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化大生产、世界历史进程和真正共同体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而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高发展阶段和最完善的表现形态是真正共同体。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引发人类交往方式大变革，使得人类劳作与生活其中的地球迅速变小，成为地球村，如今还在进一步缩小，变成地球家。生产与交往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的一体化，“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随着国家、民族的封闭隔绝状态被不断打破，呈现出相互之间的联系依存状态并不断被加深。于是，形成了一种既包含相应的国家与民族，但又超越了原来国家民族间的孤立、封闭与隔绝状态的国际社会或国际大家庭。这类似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既包含家、国又超越于家、国的“天下”观念，二者有着一致的或相似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诉求。在这样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中，每个民族与国家都有其独立的“人格”，都应拥有平等和自由的发展权利与机会，不论民族与国家大小，都应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在此前提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命运以及价值实现又是相互牵连、相互依存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结成了“真正共同体”的关系，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公共性、共同性成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的利益与价值诉求。
由此可见，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逻辑为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的缘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具有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实践丰富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哲学内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真正共同体”理论为我们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历史大势、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构建这样的世界提供了思想引导并夯实了实践底气。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又与当时的思想环境相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诉求融会在以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基础和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向世界表达了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构建这样的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经过一系列的阐释，其内涵不断丰富、全面和立体。习近平在面对外国记者时指出，命运共同体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发展的世界形势中，任何国家无法独来独往，命运共同体能够让各国联合，共同应对国际危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各国都在共同的框架下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这个整体化的世界中所有的因素都在相互作用又自成体系，世界各国都结成了一张紧密的網，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的链条中努力运作，期望获得更高的共同利益。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中提道：要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要平衡发展。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全球化的价值共识，它能够带领世界人民共同治理人类社会，实现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弘扬上海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进行思考，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求同存异。将视域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着眼点，通过与世界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将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吸收和发展;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内容如仁义、和谐、大同等思想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反过来以更稳定的形式来规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他当时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是同步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今世界已日益显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为历史转变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主要使用“因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即机器进行生产，此时人受劳动力的支配以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人与人之间通过产品的交换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又是以广泛分工为基础的大生产，广泛的分工意味着每个人都现实地依赖于其他人，即人与人的联系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的联系从其外延的角度看，体现为联系的世界性;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就是各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广泛和普遍的交往。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交往中，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化起了某种示范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之后，各民族、国家相继卷入进来，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确认了所有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由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今天的世界在急剧缩小，人类各民族文明之间的交汇，势必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我们也体会到了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和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遵循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又基于现实世界状况，还着眼于未来世界，真正实现了整体与部分、科学与价值、当下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有机结合统一的现实价值。可以说我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类社会里的个人和群体的意愿，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变量，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大同世界的价值诉求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理想情怀，而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看真正的天下，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支撑下，真正打破了过去国家、民族的地域限制，形成了一种全世界普遍交往的局面。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市场以来，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人们便被迫卷入了这种越来越普遍的交往之中，这种交往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工业的发展而来。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只有冲破资本主義社会中的民族、地域界限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有其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每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地区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正是不同国家、民族的共同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通过世界历史使得各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将人类命运关联起来，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世界历史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国家，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发展不仅受到世界历史的制约，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出发，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发展趋势有着重要意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大同世界和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关系和实现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多重理论意蕴，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与“大同世界”理想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在新时代的理解和运用，还有对未来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思考，更有对中国当代国情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领悟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世界上某种重要的变化在起作用，更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在转变，这样的转变是现代历史的产物，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没有消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反而使这一理论所固有的全球化视野凸显出来，从价值共识到制度实践再到文化认同，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规范作用。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真正共同体与大同世界之会通和耦合，既能赋予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时代价值，也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7.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2015-03-28.
[7]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N].学习时报，2011-09-05.
[8]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5-1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真正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会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18-04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印证，也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引领。“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道：“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今人类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个热词，并已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其深远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渊源，又有其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具体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则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中;二则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真正共同体”理论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价值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诉求会聚并融合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
一、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独特性的观念之一，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大同世界这一理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根源。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观点各异，对社会理想也有不同谋划。儒家从“天下为公”的思想出发，在交往中主张要以孔孟的“仁”“仁义”为道。墨子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尚同思想，天志是尚同的总标准。《庄子·天下篇》中记载惠施的命题“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3]这里的毕同指所有事物都有共同性，毕异包含了万物的个性和差异，万物的毕同毕异就是大同异。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大同世界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大同世界理想方面有诸多共识，对人类价值追求有共同性，这些共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即由农村公社制度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际、社会关系和精神生产领域等都不发达。就人际方面来看，单个人同家庭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就社会关系来看，个人依附于公社，受国家、专制君主和伦理的制约;就精神生产领域来说，人没有作为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单个人对共同体具有依附性。这一时期的天下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天下”边际的把握是有限的，受其时科技水平、生产力乃至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凭借感官认识世界的局限，人们眼中与心中的“天下”是很小的;也因此，其时“大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也是比较单一、狭隘的，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有其简单性和抽象性。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民族危亡。但即使在近代这样一个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大同世界的理想依然成为激励无数有志之人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康有为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牟宗三认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必须在现实中展开，这一现实就包括国家、家庭和个人，“天下一观念之有意义，完全在其对家庭国家之肯定而期有以融合之上而有意义。若谓天下离开家庭国家而可以自成一阶段，则它那个阶段便是空乏的、荒芜的。”[4]孙中山先生则多次题写“天下为公”，可见中国古代天下观念在近代的回响。由于近代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尽管工业文明席卷世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并没有真正实施。
大同世界这一理想是随着社会现状，尤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有无限生机的新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紧密结合了中国的现实与世界历史环境。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给黎锦熙的信中說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将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毛泽东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同时又指出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局限性，提出他对大同的理解：“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5]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理想社会追求的内在契合性。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同时对大同的理解赋予了时代性的新内容和新的价值意旨，即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大同世界”以及达到“天下大同”之路。 从世界视域来看，中国古代天下大同观超越了种族和国家的界限，“天下一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蕴含了全人类一体的整体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智慧。“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世界一起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美好景象;是中国对推动世界发展起到示范和指引作用的美好心愿;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文明之间合作交流、繁荣发展的美好追求。“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在对待民族、邦国的关系上，倡导以协和万邦即和平共处为邦交原则，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7]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这必然要求更多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今天我们所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时空界限，是在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对大同世界的整体性规划和前瞻性构想。“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延续5000年的文化中滋养，从近代100年的苦难中淬火，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升华。”[8]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随心所欲提出的理念，而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在当代的最新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传承了中华传统一以贯之的天下大同这一价值诉求与价值智慧，又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对大同理想在当代的重新诠释和运用，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世界历史的宏伟场景是由资本主义首先打开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内在局限性，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被马克思称为“虚幻的共同体”。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及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推动之下，不断深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最终又必然要扬弃资本主义的“虚幻共同体”，而走向马克思所揭示的，建立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天下观所追求的“大同”的价值诉求有共通性，但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国家民族，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连成一体，超越了传统的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思想而形成的。
马克思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视角，基于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考察，逻辑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共同体”。
1.自然共同体。马克思的自然共同体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因对土地的严重依赖和崇拜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及其成员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土地这种物质经济基础，由于农业社会土地为少数的地主阶级所拥有，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必然成为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
2.虚幻共同体。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典型的一种共同体，它打破了自然共同体之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关系，人作为商品交换、市场交易以及资本投资的主体，形式上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更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独立与自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打破了之前阶级社会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但并非打破人身依附本身。相反，它通过对货币、商品等物的控制建立起间接的统治与依附的社會关系，故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其虚幻性根源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社会关系应走向公有共享的真正共同体的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决定了它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9]因此虚幻共同体的虚幻性在于，自由只能是少数资产者的自由，而不可能是每个人的和所有人的自由，它只有共同体之名，却无共同体之实。
3.真正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而生成的一种全新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及其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条件为其现实基础，但摒弃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及其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劳动异化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9]可见，真正的共同体不是某些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即人民大众解放的共同体，它必然是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与价值实现作为首要追求的共同体，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相统一的共同体。
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真正共同体形成与实现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必须尽量增加和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和程度。”[11]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一起得到巨大的提升，最终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创造可能。另一方面，真正共同体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私有制。私有制使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束缚，个体受制于分工，最终只能成为生产的社会化机器上机械运作的小零件。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型共同体中，劳动者通过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来完成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直接占有自身的本质，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作为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通过共同体赋予的人的社会性，追求自我全面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2]由于物质生产的自由，人不再依赖于物，人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的本质。“社会中的个体有着独立参与性。在生产力所能顾及的范围内，每个人在这个联合体中都是自由存在体，每项活动都由个体支配。”[9]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可以说，个体的自由发展和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在真正共同体之社会境域中得到高度而又内在的统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化大生产、世界历史进程和真正共同体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而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高发展阶段和最完善的表现形态是真正共同体。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引发人类交往方式大变革，使得人类劳作与生活其中的地球迅速变小，成为地球村，如今还在进一步缩小，变成地球家。生产与交往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的一体化，“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随着国家、民族的封闭隔绝状态被不断打破，呈现出相互之间的联系依存状态并不断被加深。于是，形成了一种既包含相应的国家与民族，但又超越了原来国家民族间的孤立、封闭与隔绝状态的国际社会或国际大家庭。这类似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既包含家、国又超越于家、国的“天下”观念，二者有着一致的或相似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诉求。在这样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中，每个民族与国家都有其独立的“人格”，都应拥有平等和自由的发展权利与机会，不论民族与国家大小，都应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在此前提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命运以及价值实现又是相互牵连、相互依存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结成了“真正共同体”的关系，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公共性、共同性成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的利益与价值诉求。
由此可见，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逻辑为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的缘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具有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实践丰富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哲学内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真正共同体”理论为我们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历史大势、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构建这样的世界提供了思想引导并夯实了实践底气。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又与当时的思想环境相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诉求融会在以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基础和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向世界表达了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构建这样的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经过一系列的阐释，其内涵不断丰富、全面和立体。习近平在面对外国记者时指出，命运共同体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发展的世界形势中，任何国家无法独来独往，命运共同体能够让各国联合，共同应对国际危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各国都在共同的框架下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这个整体化的世界中所有的因素都在相互作用又自成体系，世界各国都结成了一张紧密的網，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的链条中努力运作，期望获得更高的共同利益。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中提道：要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要平衡发展。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全球化的价值共识，它能够带领世界人民共同治理人类社会，实现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弘扬上海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进行思考，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求同存异。将视域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着眼点，通过与世界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将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吸收和发展;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内容如仁义、和谐、大同等思想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反过来以更稳定的形式来规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他当时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是同步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今世界已日益显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为历史转变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主要使用“因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即机器进行生产，此时人受劳动力的支配以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人与人之间通过产品的交换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又是以广泛分工为基础的大生产，广泛的分工意味着每个人都现实地依赖于其他人，即人与人的联系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的联系从其外延的角度看，体现为联系的世界性;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就是各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广泛和普遍的交往。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交往中，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化起了某种示范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之后，各民族、国家相继卷入进来，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确认了所有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由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今天的世界在急剧缩小，人类各民族文明之间的交汇，势必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我们也体会到了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和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遵循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又基于现实世界状况，还着眼于未来世界，真正实现了整体与部分、科学与价值、当下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有机结合统一的现实价值。可以说我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类社会里的个人和群体的意愿，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变量，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大同世界的价值诉求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理想情怀，而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看真正的天下，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支撑下，真正打破了过去国家、民族的地域限制，形成了一种全世界普遍交往的局面。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市场以来，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人们便被迫卷入了这种越来越普遍的交往之中，这种交往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工业的发展而来。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只有冲破资本主義社会中的民族、地域界限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有其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每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地区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正是不同国家、民族的共同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通过世界历史使得各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将人类命运关联起来，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世界历史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国家，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发展不仅受到世界历史的制约，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出发，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发展趋势有着重要意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大同世界和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关系和实现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多重理论意蕴，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与“大同世界”理想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在新时代的理解和运用，还有对未来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思考，更有对中国当代国情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领悟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世界上某种重要的变化在起作用，更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在转变，这样的转变是现代历史的产物，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没有消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反而使这一理论所固有的全球化视野凸显出来，从价值共识到制度实践再到文化认同，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规范作用。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真正共同体与大同世界之会通和耦合，既能赋予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时代价值，也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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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