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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前夕，有一位白俄罗斯记者的赔率迅速飙升。“她这几年都有被诺奖提名，呼声很高。但今年我们最初还真没有完全想到她会获奖。”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张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记者，因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磨铁图书公司今年刚上架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本书，在各大网店上很快就卖断货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女兵的故事;另一本《我还是想你，妈妈》，写的是卫国战争时还是孩子的前苏联人在后来追忆战争的故事。中信出版社也正在翻译其最新作品《二手时代》，写的是苏联解体后普通百姓如何寻找价值认同。
《纽约时报》称，这位女记者获得诺奖，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在媒体展开“非虚构”“纪实文学”的讨论时，年近90岁的著名翻译家高莽也忙开了，他不断地接到电话，即使身体状况欠佳也接受了采访。十多年前，他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锌皮娃娃兵》。
“我很早前译的东西，都不太记得了，现在突然来问我，我也答不上来。”高莽曾任《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从事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等人的作品翻译。“相对于俄语的经典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她就是写真人真事。我觉得她的特点就是，通过写普通人的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如《纽约时报》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评价一样，高莽1999年在《民族友谊》杂志上首次读到节选的《锌皮娃娃兵》，让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完全将军队撤出，这场并未宣战的战争耗时十年，死亡人数达五万人。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这个数字不一定可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
没有中心人物，多是以“一位母亲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为标题，该书采访了大量的前苏联官兵，记录了不为人知的真相。战争被宣扬成去阿富汗修道路、学校之类，革命浪漫情怀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主动参军。而当这些年轻的官兵到了阿富汗才知道，是去打仗的。
10月10日，德国柏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出席新闻发布会。图/CFP
“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一个回到苏联本土的准尉诉说道。作者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官兵在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作战，也写了诸如杀人、毒品、嫖娼等故事，并反思这个大国如何深陷战争的泥淖。
当该书在90年代初面世时，媒体和政府都惊呆了，同时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的争议。一位曾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将军写了长文，指责这位女记者太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一些士兵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家的孩子参与了残暴的战争，而将作者告上法庭。
尤其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所希望的“真实”是光荣的国家任务，而无法接受残酷和无意义的侵略。这些死亡的年轻人，被装在锌皮棺材里运回苏联，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我觉得她挺大胆的，作为一个女性并且没有参加战争，没有参加侵略的活动，去写白白送死的青年，还是很不容易的。”中文版的译者高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她经常惹麻烦，她的作品在他们国家都是禁书。”
中国读者最熟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切尔诺贝利位于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该核电站被一度宣扬为“冷战时期”最先进的科技，或者被认为是“苏联梦”的一部分。1986年该核电站最后发生爆炸时，大量的国土被污染，其辐射量相当于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500倍。
作者记录了事故发生后人们如何失去了家园，这本书同样在白俄罗斯等国被禁止发售。事实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亲也因为辐射而失明，但她并没有在书中记录母亲的遭遇。
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该书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图书奖，她将全部奖金用来买了该书的俄语版本，并将书走私进白俄罗斯。随后，白俄政府指控她为CIA的间谍。
事实上，从第一部《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写苏联的户籍制度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已经为官方所不容。从1994年到2011年期间，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旅居在法国、德国、瑞典等国。龙应台也曾邀请过她“来台湾看一看”，但最终因为没有经费而未能实现。
2005年10月，在德国《国际文学》杂志举办的“尤利西斯纪实文学奖”的评选上，台北市前文化局长、作家龙应台碰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们都是该奖项的评审员。龙应台当时也很担心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身安危，“在白俄罗斯，作家和记者的书被禁还是小事，被害是真实的恐惧。”
十年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诺奖，龙应台在Facebook上回忆了让其印象深刻的那段相遇。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评审员在自己照片上写了一段话，“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写作类型，能够让我最贴近真实的人生。”而这种写作类型正是纪实文学。“我必须同时是作家、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她成为了一名流亡者。
翻译家高莽也曾见过一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让我回忆时间、地点、人名，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现年90岁的高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耳朵也不好使了。”他说着反问记者，“你能不能举一个例，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像她这样大胆的吗？”
中国有一本《十月》文学杂志，事实上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有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十月》。高莽第一次读到这位女记者的作品就是在苏联版的《十月》上，1984年该刊物上连载了其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里掂量过。”高莽在《锌皮娃娃兵》的后记里回忆了他们见面时的场景。
同样，《战争中没有女性》也是作者经过大量的采访，跑了两百多个村庄，耗时四年写成。阿列克谢耶维奇给高莽提过很多遍“纪实文学”，并说自己最大的追求一直是“书写真实”。当时，高莽还觉得这种文体很新鲜，“我当时对这个词的含义还不是特别懂。”
她和高莽讲起自己怎样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里读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记者，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均是乡村教师。
生长在冷战时期，并经历了苏联解体等，事实上她本人也是整个帝国时期的亲历者，但在其笔下并未太多谈论自己。
按照《二手时代》的中文译本编辑张伊的话说，“她人很随和，但个人事务上一直比较低调。”而在磨铁的编辑陈亮看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笔法一直保持着冷静和客观，通过无名小辈的故事来挑战教科书上的史实。
“她的特质，一个是不屈不挠地追求真实，一个是对她所采访的对象所寄予的深刻的情感和同情。在她的作品里边尤其显得中立客观。”另一位译者、凤凰卫视执行总编辑吕宁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起公正来说，客观更重要。客观事实是摆在那里的，而公正是有各种不同的评判。”
吕宁思正是国内最早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人。和高莽一样，他最初也是在俄版《十月》杂志上看到了连载，次年就将《战争中没有女性》翻译成了中文出版。
那个时候，吕宁思才从华东师大的俄罗斯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刚读到时，带给我的冲击性很大，一个是题材写女兵，一个是纪实的手法。”吕宁思回忆说，“她作为一个记者，等于是行万里路做采访。”
“女人写女人，作为写二战的人来说，她是独特的。”吕宁思说。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上次颁给了纪实文学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即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写的《二战回忆录》。
2013年出版的《二手时代》，被看做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迄今为止最具有野心的作品。她花了20年时间采访前苏联人，其中有知识分子，也有清洁工之类的各个阶层的小人物。“没有了灾难，更多的是迷茫，有的人在怀念或忘记苏联时期，也有的人在想象着过体面的生活，但又发现精神层面哪里不对劲儿，她讲的就是这些人的变化和整个社会转型期。”张伊介绍说。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的作品更具有史料价值，那么新作《二手时代》更具有普遍的关于探讨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不管是在政治、族群、宗教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俄罗斯都是一个庞大的族群。作者在叙述这个民族时，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个民族现在还处在彷徨当中。”译者吕宁思说，“过去是一个大国，还有它残留的意识形态，整整的一代人他们是红色的人类。”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一种红色人类的终结”。吕宁思认为，这本新书更接近今天的国际政治，而且“红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指苏联，而新中国最初和苏联体制也有所借鉴，这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极大的兴趣点，并具有参考价值。
而俄罗斯的“红色”或是世界范围最为典型的例子，在苏联建立之前的沙皇时期人们同样崇拜红色，比如最具地标意义的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很喜欢红色，也是强大民族的标志，很多人还有着帝国情结。”吕宁思说。
译者吕宁思和编辑张伊也在翻来覆去地商定书名，到底该将Time译作“时代”还是时间，这个词在俄语、英语、德语里是一个词。“‘时间’更软一些，文学性要强一些，‘时代’呢更具有社会考察的意义。”张伊说。
吕宁思觉得还是“时代”比较合适，因为写的是苏联解体后的这个时段，有个时段边界的感觉。该书或在两个月后出版中文译本，其写法同样是复调式的采访叙述。
“虽然采访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她在材料选取上是非常精当的。”《二手时代》中文译本的编辑张伊介绍说，在书的结尾，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人物采访。那是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城市居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于贫穷的老妇人来说，在动荡的时代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戈尔巴乔夫或者普京，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生活必需品，人们说的（政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得出来，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正是要记录这些卑微而坚强的小人物，后者也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
老妇人只等待春天，因为“新一轮的播种又要开始了”。
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记者，因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磨铁图书公司今年刚上架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本书，在各大网店上很快就卖断货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女兵的故事;另一本《我还是想你，妈妈》，写的是卫国战争时还是孩子的前苏联人在后来追忆战争的故事。中信出版社也正在翻译其最新作品《二手时代》，写的是苏联解体后普通百姓如何寻找价值认同。
《纽约时报》称，这位女记者获得诺奖，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在媒体展开“非虚构”“纪实文学”的讨论时，年近90岁的著名翻译家高莽也忙开了，他不断地接到电话，即使身体状况欠佳也接受了采访。十多年前，他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锌皮娃娃兵》。
“我很早前译的东西，都不太记得了，现在突然来问我，我也答不上来。”高莽曾任《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从事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等人的作品翻译。“相对于俄语的经典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她就是写真人真事。我觉得她的特点就是，通过写普通人的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流亡作家的纪实文学
“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如《纽约时报》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评价一样，高莽1999年在《民族友谊》杂志上首次读到节选的《锌皮娃娃兵》，让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完全将军队撤出，这场并未宣战的战争耗时十年，死亡人数达五万人。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这个数字不一定可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
没有中心人物，多是以“一位母亲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为标题，该书采访了大量的前苏联官兵，记录了不为人知的真相。战争被宣扬成去阿富汗修道路、学校之类，革命浪漫情怀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主动参军。而当这些年轻的官兵到了阿富汗才知道，是去打仗的。
“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一个回到苏联本土的准尉诉说道。作者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官兵在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作战，也写了诸如杀人、毒品、嫖娼等故事，并反思这个大国如何深陷战争的泥淖。
当该书在90年代初面世时，媒体和政府都惊呆了，同时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的争议。一位曾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将军写了长文，指责这位女记者太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一些士兵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家的孩子参与了残暴的战争，而将作者告上法庭。
尤其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所希望的“真实”是光荣的国家任务，而无法接受残酷和无意义的侵略。这些死亡的年轻人，被装在锌皮棺材里运回苏联，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我觉得她挺大胆的，作为一个女性并且没有参加战争，没有参加侵略的活动，去写白白送死的青年，还是很不容易的。”中文版的译者高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她经常惹麻烦，她的作品在他们国家都是禁书。”
中国读者最熟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切尔诺贝利位于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该核电站被一度宣扬为“冷战时期”最先进的科技，或者被认为是“苏联梦”的一部分。1986年该核电站最后发生爆炸时，大量的国土被污染，其辐射量相当于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500倍。
作者记录了事故发生后人们如何失去了家园，这本书同样在白俄罗斯等国被禁止发售。事实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亲也因为辐射而失明，但她并没有在书中记录母亲的遭遇。
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该书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图书奖，她将全部奖金用来买了该书的俄语版本，并将书走私进白俄罗斯。随后，白俄政府指控她为CIA的间谍。
事实上，从第一部《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写苏联的户籍制度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已经为官方所不容。从1994年到2011年期间，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旅居在法国、德国、瑞典等国。龙应台也曾邀请过她“来台湾看一看”，但最终因为没有经费而未能实现。
2005年10月，在德国《国际文学》杂志举办的“尤利西斯纪实文学奖”的评选上，台北市前文化局长、作家龙应台碰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们都是该奖项的评审员。龙应台当时也很担心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身安危，“在白俄罗斯，作家和记者的书被禁还是小事，被害是真实的恐惧。”
十年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诺奖，龙应台在Facebook上回忆了让其印象深刻的那段相遇。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评审员在自己照片上写了一段话，“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写作类型，能够让我最贴近真实的人生。”而这种写作类型正是纪实文学。“我必须同时是作家、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她成为了一名流亡者。
不屈不挠地追求真实
翻译家高莽也曾见过一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让我回忆时间、地点、人名，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现年90岁的高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耳朵也不好使了。”他说着反问记者，“你能不能举一个例，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像她这样大胆的吗？”
中国有一本《十月》文学杂志，事实上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有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十月》。高莽第一次读到这位女记者的作品就是在苏联版的《十月》上，1984年该刊物上连载了其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里掂量过。”高莽在《锌皮娃娃兵》的后记里回忆了他们见面时的场景。
同样，《战争中没有女性》也是作者经过大量的采访，跑了两百多个村庄，耗时四年写成。阿列克谢耶维奇给高莽提过很多遍“纪实文学”，并说自己最大的追求一直是“书写真实”。当时，高莽还觉得这种文体很新鲜，“我当时对这个词的含义还不是特别懂。”
她和高莽讲起自己怎样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里读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记者，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均是乡村教师。
生长在冷战时期，并经历了苏联解体等，事实上她本人也是整个帝国时期的亲历者，但在其笔下并未太多谈论自己。
按照《二手时代》的中文译本编辑张伊的话说，“她人很随和，但个人事务上一直比较低调。”而在磨铁的编辑陈亮看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笔法一直保持着冷静和客观，通过无名小辈的故事来挑战教科书上的史实。
“她的特质，一个是不屈不挠地追求真实，一个是对她所采访的对象所寄予的深刻的情感和同情。在她的作品里边尤其显得中立客观。”另一位译者、凤凰卫视执行总编辑吕宁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起公正来说，客观更重要。客观事实是摆在那里的，而公正是有各种不同的评判。”
吕宁思正是国内最早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人。和高莽一样，他最初也是在俄版《十月》杂志上看到了连载，次年就将《战争中没有女性》翻译成了中文出版。
那个时候，吕宁思才从华东师大的俄罗斯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刚读到时，带给我的冲击性很大，一个是题材写女兵，一个是纪实的手法。”吕宁思回忆说，“她作为一个记者，等于是行万里路做采访。”
“女人写女人，作为写二战的人来说，她是独特的。”吕宁思说。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上次颁给了纪实文学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即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写的《二战回忆录》。
“红色人类的终结”
2013年出版的《二手时代》，被看做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迄今为止最具有野心的作品。她花了20年时间采访前苏联人，其中有知识分子，也有清洁工之类的各个阶层的小人物。“没有了灾难，更多的是迷茫，有的人在怀念或忘记苏联时期，也有的人在想象着过体面的生活，但又发现精神层面哪里不对劲儿，她讲的就是这些人的变化和整个社会转型期。”张伊介绍说。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的作品更具有史料价值，那么新作《二手时代》更具有普遍的关于探讨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不管是在政治、族群、宗教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俄罗斯都是一个庞大的族群。作者在叙述这个民族时，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个民族现在还处在彷徨当中。”译者吕宁思说，“过去是一个大国，还有它残留的意识形态，整整的一代人他们是红色的人类。”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一种红色人类的终结”。吕宁思认为，这本新书更接近今天的国际政治，而且“红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指苏联，而新中国最初和苏联体制也有所借鉴，这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极大的兴趣点，并具有参考价值。
而俄罗斯的“红色”或是世界范围最为典型的例子，在苏联建立之前的沙皇时期人们同样崇拜红色，比如最具地标意义的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很喜欢红色，也是强大民族的标志，很多人还有着帝国情结。”吕宁思说。
译者吕宁思和编辑张伊也在翻来覆去地商定书名，到底该将Time译作“时代”还是时间，这个词在俄语、英语、德语里是一个词。“‘时间’更软一些，文学性要强一些，‘时代’呢更具有社会考察的意义。”张伊说。
吕宁思觉得还是“时代”比较合适，因为写的是苏联解体后的这个时段，有个时段边界的感觉。该书或在两个月后出版中文译本，其写法同样是复调式的采访叙述。
“虽然采访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她在材料选取上是非常精当的。”《二手时代》中文译本的编辑张伊介绍说，在书的结尾，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人物采访。那是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城市居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于贫穷的老妇人来说，在动荡的时代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戈尔巴乔夫或者普京，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生活必需品，人们说的（政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得出来，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正是要记录这些卑微而坚强的小人物，后者也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
老妇人只等待春天，因为“新一轮的播种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