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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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西太平洋地区各国新兴的优惠性贸易协定为贸易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带来了明显的启示。双边和多边协定使相关的实力因素成为贸易条约谈判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同时由于关贸总协定条款第24条对“绝大多数贸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的特征缺乏界定，各国也没能对此达成一致，这使各国通过优惠性贸易协定方式彼此之间提供一种有选择的自由化。通过分析，作者认为，亚太地区向双边主义方向发展是以牺牲跨地区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为代价的。同时由于东盟国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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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西太平洋地区各国新兴的优惠性贸易协定为贸易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带来了明显的启示。双边和多边协定使相关的实力因素成为贸易条约谈判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同时由于关贸总协定条款第24条对“绝大多数贸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的特征缺乏界定，各国也没能对此达成一致，这使各国通过优惠性贸易协定方式彼此之间提供一种有选择的自由化。通过分析，作者认为，亚太地区向双边主义方向发展是以牺牲跨地区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为代价的。同时由于东盟国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受到过广泛的批评，所以中国决定与东盟订立一种框架性协定则增强了东南亚国家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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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生命朝气蓬勃的象征，是活力喷涌奋发的体现。顺着巨龙般蜿蜒的沪嘉浏高速公路嘉定匝道而下进入嘉定工业区，你就会被一大片夺目的新景象所深深吸引，更会融入到蔚为壮观的绿色林带之中；大树林立，绿草如茵，河水清辙，群鸟竞飞……恍若置于世外桃源一般！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迅速，可以说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新理论的介绍、评价以及同期跟进等方面，还表现在他们有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自觉与初步尝试。本刊编辑部尝试对200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研究进行述评。理论研究部分仅仅采撷了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女性主义三个流派。这些述评旨在补充同类研究只是针对2005年6月以前发表成果不足。
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类研究取向孰是孰非的争论。从实证主义的含义及其遭受的质疑出发，作者深入阐述了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事实的可能性，认为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是可能的、必需的，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必须将其限于特定的适用领域——研究活动的观察和描述阶段，从而初步解决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对实证研究的误解或滥用等问题。
1989年秋天到1990年初，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工作，有机会与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经常交谈。在我快离开牛津回国时，这位态度谦和、行事低调的英国学者送给我4篇他在1987～1989年间写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英国一些大学的有关刊物上，而这些学术刊物并不像美国的《外交》、《外交政策》和《国际组织》那么声名显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将于2005年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会议内容包括四个专题：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会议已邀请有关专家撰写论文与专题报告。
文章主要以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对霸权衰落的根源进行了论述。首先对现有霸权衰落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霸权的衰落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衰落，还包括对国际系统进程的主导作用的降低；认为国家的理性假．定与霸权衰落根源之间存在矛盾；霸权的衰落不一定导致战争，霸权的更替不一定通过战争来进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霸权衰落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导致霸权衰落的根源是霸权合法性出现危机。霸权衰落的逻辑过程是：霸权权力出现合法性危机——借助强制性权力进行护持——护持成本增加——霸权力量消耗——霸权力量衰落。霸权要防止衰落，就必须努力实现和
土耳其是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民主和专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多年来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土耳其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欧盟对土耳其提出了严格的或者说是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土耳其清除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这包括尊重人权、言论自由、取消死刑、严禁虐待和酷刑等许多方面。土耳其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距离欧盟的标准越来越近，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尽管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最终能否加入欧盟，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课题组”历时4年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全书60万字，内容包括三部分：
如何防御可能的“文化霸权”、保护本土的文化安全是当代非传统安全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难题。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内涵已悄然扩大，应该被人们警惕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威胁”也变得复杂和互动。认识和不滥用文化权力、反思和改进不同文化的融合方法与重视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国际间多层次“文化安全”的基本保障。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远程运载系统(如导弹、巡航导弹)的作用进行了反思。除美国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接受了预防性安全的概念，从而倾向于制定各自的“先发制人”政策。这对国际法构成了挑战。为了避免这一政策被滥用，联合国与各国有必要就相关政治、法律、军事问题展开讨论，从而确定我们对未来几年发生变化的安全形势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并就“先发制人”政策的使用条件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