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19世纪英国文坛上“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都是我们打开《简·爱》的一把钥匙。以女性主义文论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的细读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简·爱的矛盾性格，进而重新发掘作品给当代女性的启迪意义。笔者在此将以简·爱这一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为轴心，从两个方面去挖掘《简·爱》对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其一，揭露、控诉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异化;其二，简·爱这一独具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女性主义;简爱;女性意识
引言
作为19世纪英国文坛上“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伍尔夫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都是我们打开《简·爱》的一把钥匙。以女性主义文论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的细读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简·爱的矛盾性格，进而重新发掘作品给当代女性的启迪意义。
所谓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法国。这是一种女性意识观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问世后“对文学规则的影响，比之任何一个批评流派更为深刻”，并成功地导致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其批评内容和思想核心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制对女性的排斥与奴役，呼吁确立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凸显妇女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其二就是以女性真实的生活情状与感情世界为描写对象，探索与之相适的女性美学体系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简·爱》这一部既揭露出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困境，又表达出反抗男权中心这樣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自然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进入女性主义研究的视域。
作为一名自身命运颇为坎坷又不幸英年早逝的女性作家，勃朗特不仅为我们勾勒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环境，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摧残;另一方面，作者着力塑造了简·爱这一个性张扬、追求平等，独具叛逆精神的典型形象，她为争取人格独立与自由恋爱而与父权社会不懈斗争，最后在经济与精神上取得双重独立的故事，成为历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本。
笔者在阅读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研究者对简·爱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她在小说结局的“回归”倾向上。论者一方面对简·爱追求“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的性格特征予以肯定，简爱“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宣言更是成为引领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对勃朗特在小说结局“大团圆”上的处理颇有微词，认为这样的结局安排削弱了文本“现实的力量①”。但笔者认为，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我们细读《简·爱》，窥探它的精神，就会看到一个与甘居人下的“贤妻良母”格格不入的形象，听到一声声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控诉与对人格平等的热切呼唤。基于此，笔者在此将以简·爱这一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为轴心，从两个方面去挖掘《简·爱》对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其一，揭露、控诉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异化;其二，简·爱这一独具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一、“第二性”的压迫与觉醒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崛起的时代，更被称作“女性小说家的时代”。在《妇女权力的呼吁》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宣言的感召下，以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苏珊·福利亚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尽情地舒展着她们的才情和抱负，用一场规模空前的女性文学盛世，将当时女性最为关心的问题，“女性可能是怎样？她们应该是怎样的？”推到世人面前。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不是妇女的低劣决定了她微不足道的历史地位，而是她微不足道的历史注定了她的劣等性。”我们知道，有文字主宰的历史，就是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女人作为“男人的另一根肋骨”，在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建构和编织中，一直是男性奴役的对象，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是被叙述、被抹杀、被限制和殖民化的“第二性”。伍尔夫指出，在父权制文化的长期浸染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非以“天使”或者“魔鬼”这两种面目出现，成为男性主体权威的参照物，从而进入男性书写的历史。
但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创作实践中对传统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天使”与“恶魔”这两个极端的颠覆与解构，就集中体现在她对简·爱这一文学典型的塑造上。
我们首先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女主人公简·爱成长过程中的四个阶段中遇到的四个男人，来父权社会施加在她身上不同形式的枷锁。
简·爱遇到的第一个父权社会的压迫者是她的表哥约翰·里德。小说的第一章至第四章就描写了约翰因无故打骂简而引发的一场风波。在里德家中，简·爱一无所有，寄人篱下，受到舅妈一家人的虐待，尤其是表哥里德的折磨。约翰·里德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正是父权制下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里德府中的女性，无论是傲慢的贵妇还是身份低位的女仆，都对他千依百顺、宠爱有加。里德还向简·爱耀武扬威地宣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但女主人公简，却以一个和传统女性形象格格不入的“叛逆者”的身份，走进了读者的视野。在作品开篇的冲突中，她非但没有屈服，还怒斥里德是镇压她的“罗马皇帝”，勇敢地在行动上进行反抗。只可惜，简对自己人格和尊严倔强的捍卫，换来的却是里德一家对她更残暴的镇压。在“红屋子”里的简经历了平生第一次精神危机，女主人公在昏迷阶段重复的“不公平……不公平”，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对父权制对她无情镇压的呐喊与抗争。
简·爱遇到的第二个男性压迫者是罗沃德寄宿学校的校长罗克赫斯特。罗克赫斯特披着宗教的外衣，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下残忍伪善的教育家。他借以宗教“洗涤灵魂”的名义虐待八十多个少女，对少女一切生活基本需要进行粗暴的干涉，让她们的身心都一再遭受扭曲、异化，是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悲哀地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简·爱遇到的第三个男权社会的压迫者罗切斯特，其对简爱的压迫不仅体现在他隐瞒了自己有一疯妻的事实而欺骗简与自己结婚上，更集中体现在他借助自己的爱、财产与社会地位来禁锢简，威胁着她的独立人格与精神尊严上。其一，从生存境遇来看，简从寄宿学校出走到了更为广阔的桑菲尔德庄园，却依然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其二，两人的身份地位来看，从世俗的眼光看，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但简不顾世俗的偏见与藩篱，将自己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融入她对罗切斯特的一腔愛的剖白里。然而，罗切斯特作为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小精灵”百般宠爱，但那样的爱情尽管真挚，却依然是男性居高临下的施予，期望看到女性无条件的依附。为了不臣服于激情与浪漫中而彻底丧失独立人格，简·爱宣布自己在正式结婚前依然以教书为生;在得知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的存在后，面对罗切斯特的苦苦哀求，她也毅然决然地靠着出走来保全女性的尊严。虽然最后简凭借着崇高的意志远走高飞，没有落入罗切斯特用情爱编织的陷阱，但那无疑是以终生幸福甚至是性命为代价的。
简·爱遇到的第四个男权社会的压迫者是牧师圣·约翰。尽管圣·约翰人品正直，好心地收留了简，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将去印度传教视作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企图通过在当地恶劣的气候与野蛮愚昧的环境的双重摧残下以身殉教。”圣约翰一方面用甜言蜜语赞扬简的“勤奋、温顺、无私、坚贞、勇敢”，另一方面又试图用献身宗教的崇高理想感化她，但这在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看来，无非是男权社会借以宗教的名义对女性的招安：圣·约翰围绕着自己的目的来谈论简的美德，本质上依然将女性视作是男性的工具与附庸，将女性独立的存在价值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此尽管最后简·爱凭借自己的奋勇抗争摆脱了圣·约翰的精神压迫;但她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镇压、剥削与歧视，都是当时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深刻地传达出勃朗特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以及其不幸命运的沉重思考。
二、反抗男权社会的最强音
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简·爱》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作者通过血泪交加的笔触，揭露、讽刺、批判着男权社会的主流文化和语言;更在于她通过塑造简·爱这一追求个性独立和性别平等的“新女性”，为女性的生存领域开辟了新的空间，寻找着新的出路。我们这里从简爱的经济独立意识和和她的婚恋观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文学形象之于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意义。
2.1简·爱的经济独立意识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是男性主宰的社会，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也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建构的文学。纵观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典范”，从理差生笔下的帕米拉到狄更斯笔下的小杜丽，一个个都驯良贤淑，以侍奉丈夫、操持家务为己任，她们任劳任怨，贞洁自守，在家庭中以“天使”自居。但实际她们上只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与步入社会就业的权利。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的价值可以分为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就前者而言，女性首先要在经济上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卑微处境，以一个“独立的人”的身份投入社会工作中，只有这样，社会群体才会逐渐认可和重视妇女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而以约克郡为背景所创作的《简·爱》，对于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大潮的推动，首先就体现在女主角简·爱强烈要求的“经济独立”观念上。
一方面，简·爱“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意识可谓贯穿作品始终，在她还寄居于里德一家时便已然觉醒，并在她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成熟，成为她人格魅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爱从孩提时代就发誓要摆脱受制于人的悲惨命运：她勤学苦练，先是在寄宿学校当上兼职教师，又在桑菲尔德当上家庭教师，有了一年三十镑的稳定收入，后来又继承了家产，真正实现了从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再到人格独立的转变与完善后，才与罗切斯特以平等的身份迈入婚姻的殿堂。
另一方面，简·爱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追求在她和罗切斯特的恋爱关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我们看到简在正式参加工作后，对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与严重受限的视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站在桑菲尔德的顶楼眺望天际时的所思所想，就是对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家庭里的天使”这一规范的尖锐控诉，是她对女性从事社会工作、自食其力、谋得独立生存的可能性的热切期盼。其次，在罗切斯特热烈的追求下，简常常因为二人悬殊的经济地位而产生不安定的情绪，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馈赠，任凭他把自己装扮成贵族沙龙里的美娇娃。简接受了罗切斯特的求婚，却明确表示绝不会依赖丈夫生活而沦为其家产的附庸，“哪怕我又很少的一点点儿独立财产，那也会好得很多，我是在受不了让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打扮得像一个玩偶，每天沐浴在金雨之下。”简爱那一句“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至今依然是领导国内外女权主义运动的至理名言：妇女要想追求个性的解放，首先要从经济上取得独立和自主，勇敢地从家庭的角落走向社会的舞台，继而实现对女性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维护。
2.2简·爱建立在“灵魂互换灵魂”的基础上、倡导人格平等、个性自由的婚恋观
在今天的女性主义者眼里，婚姻是禁锢女性的牢笼。然而，对勃朗特所处时代的女性而言，婚姻是父权社会给她们安排的终身归宿。正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名媛淑女，她们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练就了敏锐的判断力与优雅的仪态，却无非也只是在猎取夫婿的爱情角逐中提高自己胜算的筹码罢了。更进一步说，这样纯粹功利性质的婚姻，恰恰是《简·爱》中伯莎和英格拉姆的悲剧根源。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就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将伯莎和英格拉姆称作“婚姻市场的货品”。一方面，英格拉姆是和我们相貌平平、身份卑微的女主角截然相反的人物。表面上来看，她出身显赫、美艳动人，是名利场上的常客，被罗切斯特尊奉为“女神”;但实际上，英格拉姆费尽心机地打扮自己，其目的也只是用婚姻来巩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最后却彻底丧失了女性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思考。另一方面，伯莎·梅森这一“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近年来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从表面上来看，她残暴无常;但我们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来分析，就会发现伯莎和简同为受到男权中心社会压迫的同胞姊妹，是成为婚姻这座围城里的牺牲品。进一步来看作品中对伯莎的描述，会发现伯莎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是维多利亚家庭中普遍可见的“缺席者”和“沉默者”。我们看见到伯莎放火烧房，看到她撕毁婚纱，看到她持刀行凶，听到她在夜深人静时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呼喊，这正是一个被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剥夺了青春、自由与幸福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血泪控诉。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面临的普遍困境，而夏洛蒂·勃朗特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她通过勾勒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篇章，将她别具反叛精神的婚恋观推到读者面前，。
首先，简·爱在两性关系上对统的“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恋爱模式进行大胆的反叛，向世人证明了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灵魂的契合之上。
我们知道，简·爱是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不凭外在的形体美，而仅凭内在的心灵美赢得男主人公爱慕的女性角色。她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不是建立在世俗層面的权势、门第、金钱观念之上，也不是出自男女原始的性需求，而是两个灵魂之间共鸣与对话。简·爱丰饶的精神世界让罗切斯特为之倾倒，基于对罗切斯特的性格、志趣、思想的了解，尤其是他和自己一样对金钱世俗社会的轻蔑态度，简把罗切斯特视作是生命中唯一的知己，精神上的支柱。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出卖姿色的爱情是对女性的物化，英雄崇拜的爱情是对女性的奴役，只有两情相悦的爱情，才是灵肉合一的理想两性关系。是以伍尔夫称《简·爱》为“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
其次，尽管和罗切斯特在阅历、年龄、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有着巨大的差距，简·爱也坚持女性在恋爱关系中应该始终保持独立平等的自我意识，认为依附男性权威而存在的爱是一文不值的。一方面，在象征着森严的父权秩序的桑菲尔德庄园里，身份低微的简·爱还是坚决维护身为女性的尊严，面对庄园主罗切斯特也毫不怯懦。后来她发现自己对罗切斯特产生了感情，也是因为面对不卑不亢的自己，罗切斯特能够忘记主人的身份，平等地对待自己。然而，当罗切斯特要用钻石戒指套住她的手指，用怀表链子拴住她的脖子，用绫罗绸缎把自己装扮成“罗切斯特夫人”时，她感到自己所崇尚的独立品格受到威胁，感受到父权制度借“爱”与“慷慨”的美名对女性尊严的胁迫与镇压，于是她拒绝被丈夫供养，坚持自力更生，靠教书养活自己，并一再向罗切斯特强调，“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完全跟你的一样，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简·爱在和罗切斯特的关系中，将性别平等与女性的自尊自立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在得知疯妻伯莎的存在后，简也毅然决然地靠出走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品格。因为，一旦屈从于罗切斯特的甜蜜缠绵，她就会成为桑菲尔德庄园里低人一等的情妇，总有一天会重蹈伯莎等众多情人覆辙。
最后，夏洛蒂·勃朗特还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改变了以往男性作家一统文坛的局面下，将女性的感情世界封闭起来的陈规模式，在自传体小说《简·爱》中，波澜壮阔地呈现出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史。伍尔夫赞扬它“勇敢、真诚、紧紧扣住女人的感受”。接下来笔者从简·爱的思想与行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维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指出，女作家在创作中但凡碰到如何“叙述肉体感受的实情”这个课题时，就不得不停笔。按照这个传统，体面的妇女都是“不沾染性意识”的天使。②然而，《简·爱》却一反陈规，向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姿的女性情感世界。勃朗特用自传体手法，敞开女主角的心扉，以此表明，女性不是爱情市场上待价而沽的销售品，她们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有被爱的权利，更有选择自己心中所爱的权利。
另一方面，勃朗特着力在简与罗切斯特的恋爱桥段中表现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英国小说史上，也许她是第一位向自己的心上人主动倾诉爱意的女主人公。两人在花前月下定情的那一章，被誉为全文中最动人的爱情篇章。在这里，没有《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故作矜持，没有《帕米拉》里女主角的矫揉造作，有的是一颗灵魂对另一颗灵魂的呼唤。在爱意的驱使下，少女热情奔放的自我意识一览无余。论及如此充分、真实、理直气壮地描写女性的“偏见、观念、激情与规范1”，在文学创作中真正强调了女性的情感欲求，确立了妇女的主体意识的，《简·爱》可谓是脱颖而出了。
结语 囚笼中找出路
最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女性主义批评界对作品结局中“回归倾向”的争论，并结合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作者自身的女性婚恋观与相关理论，更深入地思考与阐释简·爱这一文学典型之于当代妇女解放的启迪意义。简爱在小说最后被意外地赋予了一笔资产，实现了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后的她并没有像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期待的一样，和长期压迫她的男权势力彻底割裂;而是回到财散妻亡的罗切斯特身边，甘之如饴地做起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这无疑让我们女主人公贯穿全书的敢于抗争的锋芒有所削弱，甚至有评论家失望地指出，“又一个帕米拉”。
但笔者认为，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尚处于萌芽阶段，先知先觉的女权主义领袖呼吁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但从她们并不能从实践上为妇女开辟出更广阔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女性的出路依然是迷茫的。借用肖华特对英国女性文学发展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会看到勃朗特创作《简·爱》的1860年代，女性文学的本质是模仿，“妇女写作是为达到男性文化的思想成就”。在女性普遍面临“失语”困境的维多利亚时代，勃朗特积极地通过自己的创作超越了任何“模仿”：她大胆地揭露、解构、批判着男权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语言，并通过成功塑造简这一“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文学典型，深化了十九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在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W·霍顿在编 ： 《维多利亚时代精神》 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 第340页
③黄兴军.《简爱》中的永恒魅力——解析小说《简爱》中女性反抗性格的形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18（04）：10-13.
④王淑杰. 试论《简爱》的主题、人物与意象[D].吉林大学，2004.
⑤陈姝波.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J].外国文学研究，2002（04）：79-83+173.
⑥朱莉莉. 《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之女主人公的比较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8.
⑦孙桂芝. 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14.
⑧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3）：73-80.
⑨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J].外国文学研究，2008（01）：119-124.
作者简介：曹澄（1999.10-）女，汉族，上海浦东，本科，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奉贤 201418）
关键词：女性主义;简爱;女性意识
引言
作为19世纪英国文坛上“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伍尔夫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都是我们打开《简·爱》的一把钥匙。以女性主义文论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的细读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简·爱的矛盾性格，进而重新发掘作品给当代女性的启迪意义。
所谓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法国。这是一种女性意识观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问世后“对文学规则的影响，比之任何一个批评流派更为深刻”，并成功地导致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其批评内容和思想核心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制对女性的排斥与奴役，呼吁确立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凸显妇女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其二就是以女性真实的生活情状与感情世界为描写对象，探索与之相适的女性美学体系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简·爱》这一部既揭露出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困境，又表达出反抗男权中心这樣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自然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进入女性主义研究的视域。
作为一名自身命运颇为坎坷又不幸英年早逝的女性作家，勃朗特不仅为我们勾勒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环境，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摧残;另一方面，作者着力塑造了简·爱这一个性张扬、追求平等，独具叛逆精神的典型形象，她为争取人格独立与自由恋爱而与父权社会不懈斗争，最后在经济与精神上取得双重独立的故事，成为历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本。
笔者在阅读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研究者对简·爱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她在小说结局的“回归”倾向上。论者一方面对简·爱追求“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的性格特征予以肯定，简爱“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宣言更是成为引领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对勃朗特在小说结局“大团圆”上的处理颇有微词，认为这样的结局安排削弱了文本“现实的力量①”。但笔者认为，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我们细读《简·爱》，窥探它的精神，就会看到一个与甘居人下的“贤妻良母”格格不入的形象，听到一声声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控诉与对人格平等的热切呼唤。基于此，笔者在此将以简·爱这一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为轴心，从两个方面去挖掘《简·爱》对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其一，揭露、控诉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异化;其二，简·爱这一独具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一、“第二性”的压迫与觉醒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崛起的时代，更被称作“女性小说家的时代”。在《妇女权力的呼吁》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宣言的感召下，以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苏珊·福利亚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尽情地舒展着她们的才情和抱负，用一场规模空前的女性文学盛世，将当时女性最为关心的问题，“女性可能是怎样？她们应该是怎样的？”推到世人面前。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不是妇女的低劣决定了她微不足道的历史地位，而是她微不足道的历史注定了她的劣等性。”我们知道，有文字主宰的历史，就是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女人作为“男人的另一根肋骨”，在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建构和编织中，一直是男性奴役的对象，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是被叙述、被抹杀、被限制和殖民化的“第二性”。伍尔夫指出，在父权制文化的长期浸染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非以“天使”或者“魔鬼”这两种面目出现，成为男性主体权威的参照物，从而进入男性书写的历史。
但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创作实践中对传统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天使”与“恶魔”这两个极端的颠覆与解构，就集中体现在她对简·爱这一文学典型的塑造上。
我们首先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女主人公简·爱成长过程中的四个阶段中遇到的四个男人，来父权社会施加在她身上不同形式的枷锁。
简·爱遇到的第一个父权社会的压迫者是她的表哥约翰·里德。小说的第一章至第四章就描写了约翰因无故打骂简而引发的一场风波。在里德家中，简·爱一无所有，寄人篱下，受到舅妈一家人的虐待，尤其是表哥里德的折磨。约翰·里德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正是父权制下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里德府中的女性，无论是傲慢的贵妇还是身份低位的女仆，都对他千依百顺、宠爱有加。里德还向简·爱耀武扬威地宣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但女主人公简，却以一个和传统女性形象格格不入的“叛逆者”的身份，走进了读者的视野。在作品开篇的冲突中，她非但没有屈服，还怒斥里德是镇压她的“罗马皇帝”，勇敢地在行动上进行反抗。只可惜，简对自己人格和尊严倔强的捍卫，换来的却是里德一家对她更残暴的镇压。在“红屋子”里的简经历了平生第一次精神危机，女主人公在昏迷阶段重复的“不公平……不公平”，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对父权制对她无情镇压的呐喊与抗争。
简·爱遇到的第二个男性压迫者是罗沃德寄宿学校的校长罗克赫斯特。罗克赫斯特披着宗教的外衣，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下残忍伪善的教育家。他借以宗教“洗涤灵魂”的名义虐待八十多个少女，对少女一切生活基本需要进行粗暴的干涉，让她们的身心都一再遭受扭曲、异化，是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悲哀地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简·爱遇到的第三个男权社会的压迫者罗切斯特，其对简爱的压迫不仅体现在他隐瞒了自己有一疯妻的事实而欺骗简与自己结婚上，更集中体现在他借助自己的爱、财产与社会地位来禁锢简，威胁着她的独立人格与精神尊严上。其一，从生存境遇来看，简从寄宿学校出走到了更为广阔的桑菲尔德庄园，却依然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其二，两人的身份地位来看，从世俗的眼光看，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但简不顾世俗的偏见与藩篱，将自己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融入她对罗切斯特的一腔愛的剖白里。然而，罗切斯特作为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小精灵”百般宠爱，但那样的爱情尽管真挚，却依然是男性居高临下的施予，期望看到女性无条件的依附。为了不臣服于激情与浪漫中而彻底丧失独立人格，简·爱宣布自己在正式结婚前依然以教书为生;在得知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的存在后，面对罗切斯特的苦苦哀求，她也毅然决然地靠着出走来保全女性的尊严。虽然最后简凭借着崇高的意志远走高飞，没有落入罗切斯特用情爱编织的陷阱，但那无疑是以终生幸福甚至是性命为代价的。
简·爱遇到的第四个男权社会的压迫者是牧师圣·约翰。尽管圣·约翰人品正直，好心地收留了简，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将去印度传教视作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企图通过在当地恶劣的气候与野蛮愚昧的环境的双重摧残下以身殉教。”圣约翰一方面用甜言蜜语赞扬简的“勤奋、温顺、无私、坚贞、勇敢”，另一方面又试图用献身宗教的崇高理想感化她，但这在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看来，无非是男权社会借以宗教的名义对女性的招安：圣·约翰围绕着自己的目的来谈论简的美德，本质上依然将女性视作是男性的工具与附庸，将女性独立的存在价值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此尽管最后简·爱凭借自己的奋勇抗争摆脱了圣·约翰的精神压迫;但她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镇压、剥削与歧视，都是当时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深刻地传达出勃朗特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以及其不幸命运的沉重思考。
二、反抗男权社会的最强音
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简·爱》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作者通过血泪交加的笔触，揭露、讽刺、批判着男权社会的主流文化和语言;更在于她通过塑造简·爱这一追求个性独立和性别平等的“新女性”，为女性的生存领域开辟了新的空间，寻找着新的出路。我们这里从简爱的经济独立意识和和她的婚恋观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文学形象之于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意义。
2.1简·爱的经济独立意识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是男性主宰的社会，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也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建构的文学。纵观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典范”，从理差生笔下的帕米拉到狄更斯笔下的小杜丽，一个个都驯良贤淑，以侍奉丈夫、操持家务为己任，她们任劳任怨，贞洁自守，在家庭中以“天使”自居。但实际她们上只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与步入社会就业的权利。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的价值可以分为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就前者而言，女性首先要在经济上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卑微处境，以一个“独立的人”的身份投入社会工作中，只有这样，社会群体才会逐渐认可和重视妇女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而以约克郡为背景所创作的《简·爱》，对于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大潮的推动，首先就体现在女主角简·爱强烈要求的“经济独立”观念上。
一方面，简·爱“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意识可谓贯穿作品始终，在她还寄居于里德一家时便已然觉醒，并在她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成熟，成为她人格魅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爱从孩提时代就发誓要摆脱受制于人的悲惨命运：她勤学苦练，先是在寄宿学校当上兼职教师，又在桑菲尔德当上家庭教师，有了一年三十镑的稳定收入，后来又继承了家产，真正实现了从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再到人格独立的转变与完善后，才与罗切斯特以平等的身份迈入婚姻的殿堂。
另一方面，简·爱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追求在她和罗切斯特的恋爱关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我们看到简在正式参加工作后，对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与严重受限的视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站在桑菲尔德的顶楼眺望天际时的所思所想，就是对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家庭里的天使”这一规范的尖锐控诉，是她对女性从事社会工作、自食其力、谋得独立生存的可能性的热切期盼。其次，在罗切斯特热烈的追求下，简常常因为二人悬殊的经济地位而产生不安定的情绪，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馈赠，任凭他把自己装扮成贵族沙龙里的美娇娃。简接受了罗切斯特的求婚，却明确表示绝不会依赖丈夫生活而沦为其家产的附庸，“哪怕我又很少的一点点儿独立财产，那也会好得很多，我是在受不了让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打扮得像一个玩偶，每天沐浴在金雨之下。”简爱那一句“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至今依然是领导国内外女权主义运动的至理名言：妇女要想追求个性的解放，首先要从经济上取得独立和自主，勇敢地从家庭的角落走向社会的舞台，继而实现对女性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维护。
2.2简·爱建立在“灵魂互换灵魂”的基础上、倡导人格平等、个性自由的婚恋观
在今天的女性主义者眼里，婚姻是禁锢女性的牢笼。然而，对勃朗特所处时代的女性而言，婚姻是父权社会给她们安排的终身归宿。正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名媛淑女，她们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练就了敏锐的判断力与优雅的仪态，却无非也只是在猎取夫婿的爱情角逐中提高自己胜算的筹码罢了。更进一步说，这样纯粹功利性质的婚姻，恰恰是《简·爱》中伯莎和英格拉姆的悲剧根源。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就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将伯莎和英格拉姆称作“婚姻市场的货品”。一方面，英格拉姆是和我们相貌平平、身份卑微的女主角截然相反的人物。表面上来看，她出身显赫、美艳动人，是名利场上的常客，被罗切斯特尊奉为“女神”;但实际上，英格拉姆费尽心机地打扮自己，其目的也只是用婚姻来巩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最后却彻底丧失了女性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思考。另一方面，伯莎·梅森这一“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近年来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从表面上来看，她残暴无常;但我们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来分析，就会发现伯莎和简同为受到男权中心社会压迫的同胞姊妹，是成为婚姻这座围城里的牺牲品。进一步来看作品中对伯莎的描述，会发现伯莎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是维多利亚家庭中普遍可见的“缺席者”和“沉默者”。我们看见到伯莎放火烧房，看到她撕毁婚纱，看到她持刀行凶，听到她在夜深人静时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呼喊，这正是一个被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剥夺了青春、自由与幸福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血泪控诉。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面临的普遍困境，而夏洛蒂·勃朗特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她通过勾勒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篇章，将她别具反叛精神的婚恋观推到读者面前，。
首先，简·爱在两性关系上对统的“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恋爱模式进行大胆的反叛，向世人证明了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灵魂的契合之上。
我们知道，简·爱是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不凭外在的形体美，而仅凭内在的心灵美赢得男主人公爱慕的女性角色。她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不是建立在世俗層面的权势、门第、金钱观念之上，也不是出自男女原始的性需求，而是两个灵魂之间共鸣与对话。简·爱丰饶的精神世界让罗切斯特为之倾倒，基于对罗切斯特的性格、志趣、思想的了解，尤其是他和自己一样对金钱世俗社会的轻蔑态度，简把罗切斯特视作是生命中唯一的知己，精神上的支柱。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出卖姿色的爱情是对女性的物化，英雄崇拜的爱情是对女性的奴役，只有两情相悦的爱情，才是灵肉合一的理想两性关系。是以伍尔夫称《简·爱》为“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
其次，尽管和罗切斯特在阅历、年龄、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有着巨大的差距，简·爱也坚持女性在恋爱关系中应该始终保持独立平等的自我意识，认为依附男性权威而存在的爱是一文不值的。一方面，在象征着森严的父权秩序的桑菲尔德庄园里，身份低微的简·爱还是坚决维护身为女性的尊严，面对庄园主罗切斯特也毫不怯懦。后来她发现自己对罗切斯特产生了感情，也是因为面对不卑不亢的自己，罗切斯特能够忘记主人的身份，平等地对待自己。然而，当罗切斯特要用钻石戒指套住她的手指，用怀表链子拴住她的脖子，用绫罗绸缎把自己装扮成“罗切斯特夫人”时，她感到自己所崇尚的独立品格受到威胁，感受到父权制度借“爱”与“慷慨”的美名对女性尊严的胁迫与镇压，于是她拒绝被丈夫供养，坚持自力更生，靠教书养活自己，并一再向罗切斯特强调，“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完全跟你的一样，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简·爱在和罗切斯特的关系中，将性别平等与女性的自尊自立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在得知疯妻伯莎的存在后，简也毅然决然地靠出走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品格。因为，一旦屈从于罗切斯特的甜蜜缠绵，她就会成为桑菲尔德庄园里低人一等的情妇，总有一天会重蹈伯莎等众多情人覆辙。
最后，夏洛蒂·勃朗特还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改变了以往男性作家一统文坛的局面下，将女性的感情世界封闭起来的陈规模式，在自传体小说《简·爱》中，波澜壮阔地呈现出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史。伍尔夫赞扬它“勇敢、真诚、紧紧扣住女人的感受”。接下来笔者从简·爱的思想与行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维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指出，女作家在创作中但凡碰到如何“叙述肉体感受的实情”这个课题时，就不得不停笔。按照这个传统，体面的妇女都是“不沾染性意识”的天使。②然而，《简·爱》却一反陈规，向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姿的女性情感世界。勃朗特用自传体手法，敞开女主角的心扉，以此表明，女性不是爱情市场上待价而沽的销售品，她们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有被爱的权利，更有选择自己心中所爱的权利。
另一方面，勃朗特着力在简与罗切斯特的恋爱桥段中表现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英国小说史上，也许她是第一位向自己的心上人主动倾诉爱意的女主人公。两人在花前月下定情的那一章，被誉为全文中最动人的爱情篇章。在这里，没有《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故作矜持，没有《帕米拉》里女主角的矫揉造作，有的是一颗灵魂对另一颗灵魂的呼唤。在爱意的驱使下，少女热情奔放的自我意识一览无余。论及如此充分、真实、理直气壮地描写女性的“偏见、观念、激情与规范1”，在文学创作中真正强调了女性的情感欲求，确立了妇女的主体意识的，《简·爱》可谓是脱颖而出了。
结语 囚笼中找出路
最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女性主义批评界对作品结局中“回归倾向”的争论，并结合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作者自身的女性婚恋观与相关理论，更深入地思考与阐释简·爱这一文学典型之于当代妇女解放的启迪意义。简爱在小说最后被意外地赋予了一笔资产，实现了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后的她并没有像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期待的一样，和长期压迫她的男权势力彻底割裂;而是回到财散妻亡的罗切斯特身边，甘之如饴地做起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这无疑让我们女主人公贯穿全书的敢于抗争的锋芒有所削弱，甚至有评论家失望地指出，“又一个帕米拉”。
但笔者认为，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尚处于萌芽阶段，先知先觉的女权主义领袖呼吁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但从她们并不能从实践上为妇女开辟出更广阔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女性的出路依然是迷茫的。借用肖华特对英国女性文学发展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会看到勃朗特创作《简·爱》的1860年代，女性文学的本质是模仿，“妇女写作是为达到男性文化的思想成就”。在女性普遍面临“失语”困境的维多利亚时代，勃朗特积极地通过自己的创作超越了任何“模仿”：她大胆地揭露、解构、批判着男权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语言，并通过成功塑造简这一“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文学典型，深化了十九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在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W·霍顿在编 ： 《维多利亚时代精神》 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 第340页
③黄兴军.《简爱》中的永恒魅力——解析小说《简爱》中女性反抗性格的形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18（04）：10-13.
④王淑杰. 试论《简爱》的主题、人物与意象[D].吉林大学，2004.
⑤陈姝波.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J].外国文学研究，2002（04）：79-83+173.
⑥朱莉莉. 《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之女主人公的比较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8.
⑦孙桂芝. 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14.
⑧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3）：73-80.
⑨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J].外国文学研究，2008（01）：119-124.
作者简介：曹澄（1999.10-）女，汉族，上海浦东，本科，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奉贤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