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生活离不开饮食，这恐怕是我们最富有情节的故事了。近代以来，一些西方生活方式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其中经历了从缓慢认识到急速发展的过程。随着洋人和洋货的增多，上流社会的买办富商们一边泡在茶馆，一边开始尝试接受洋气的新奇刺激，他们进而推崇甚至盲目崇拜的消费行为也影响到普通市民，成为流行与时尚。
　　
　　圣诞甜蜜
　　
　　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镜头，在“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酒廊，在新世界百货公司的高乐歌场，酒绿灯红的色彩流动在衬衫、领结和瘦身旗袍上，或曼妙或欢快的曲子里，派对的时尚男女手中的高脚杯不时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你好，圣诞快乐!”近代西方文明率先影响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中成功阶层的市民，他们一点点在脱离旧的生活轨迹，生活与娱乐方式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变得崭新。
　　老上海、老天津的洋商人是节日经济的导演。上世纪40年代初的惠特曼牌巧克力就很会煽情：“没有惠特曼巧克力的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广告词恰恰契合了当时年轻人崇尚时髦的心理。另外的小字副标题又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记得她的男人。”试想，哪位时尚先生愿意他挚爱的人心冷呢?
　　1944年岁末，上海国际饭店的圣诞晚餐会是那么浪漫，从第一口果汁“鲜果名杯”到最末一杯“清香咖啡”，足以满足宾客们舌尖的奢侈。大菜中的“国际烤鸡”与法兰克福的新鲜出炉没有什么两样，油亮金黄的吊人胃口。虽然现在已很难说清“寒梅凝霜”那道菜的细节，但如此东方诗韵般的雅致与微启的朱唇，理应是时尚的格调，对面一定还有男子爱的目光。国际饭店为餐会设计了漂亮的请柬，“恭祝圣诞”的红色篆字印章下方开列了800元高昂的价格。
　　让人搭载快乐的还有威士忌、番茄色拉和香烟等，酒中的柑橘与草莓和时下酒吧所见别无二致；圣诞老人在大番茄上忙碌是童话的国度；一包包香烟飞到了圣诞树上，这一切无不催化着节日的浓情。
　　
　　时髦的汽水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充满二氧化碳的洋饮料——汽水已迅速融入沿海发达城市的消闲生活，成为酬宾待客的时尚。
　　汽水，可称得上是时尚的“古董”，因为它早在1850年前后就出现在了上海，当时是由英国人开办的一家药房附设的汽水厂生产的。穿着长袍马褂的男子、足不出户的大小姐，最初喝下几口这甜丝丝的凉水，忽然从胃里冒出气来，他们险些被吓到。上海滩的青年们接受新生事物就是快，随着汽水市场的逐渐兴起，稍后的英商老德记药房出品的荷兰水(汽水)更为活跃。老德记汽水可谓系出名门，生产设备直接进口，从洗瓶、蒸馏、灌装、封口等很早就实现了自动化。
　　正广和汽水的前身是1892年由英商创办的泌乐汽水公司出品的。泌乐公司拥有当时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先进设备，加之贴心的宣传，汽水一面世便受到普遍欢迎，供不应求。1923年新厂建成并更名为正广和汽水厂后，汽水的质量更上一级。正广和汽水洁净卫生，泡沫细腻持久，口感清爽顺畅。沁人心脾，许多人认为喝正广和汽水是一种时髦的表现。恰如正广和的广告所云：“愿情侣之相爱，比斯水之精纯。”
　　可口可乐自1886年在美国发明以来，一直领跑世界时尚饮料的步伐，充满了阳光与活力。您知道吗?在中国，天津人1918年就率先尝到了原汁原味的可口可乐。
　　清末民初的天津城是北方最繁华的开埠城市，紧随世界脉搏的新生活风气与上海、广州交相辉映。吃喝穿戴当然讲究。就说喝，1900年天津就有了本土的饮料厂——山海关汽水公司，但“山海关”哪里晓得，它的问世为可口可乐在十几年后进入中国提前搭好了平台。
　　191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发达城市的时尚一族，并翻译了好听的中文名字。当时，天津《大公报》上的一则消息很引人，可口可乐出口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访问天津时对记者说：天津市民现在每天都有美国香烟可吸，到明年夏季之前便有美国汽水可口可乐喝了。是天津活跃的市场前景和新潮生活吸引了可口可乐。山海关汽水公司代理销售可口可乐后，促销之势铺天盖地，猜谜、抽奖、广告接二连三。厂商在一些价廉物美的文具、日用小商品上面印上可口可乐的标志，赠送给顾客。新奇刺激的口味和小恩小惠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天津人享受到了洋饮料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味觉快感。
　　在并不缺乏汽水解渴的老天津、老上海，洋汽水很快被年轻人接受，被时尚认可，销量与日俱增，成为了一种流行饮料。
　　
　　西菜情调
　　
　　吃了几千年中餐的国人，当他们最初看到洋人烧制的“番菜”，听到刀叉相触的声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1840年以前，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外国人已将西式餐饮带到了这座城市，但那只是金发碧眼们自己的事。近代中国开埠以后就大不一样了，19世纪中后期，亨白花园和海天春西餐馆就开在了上海街头。清人宜寰在1868年的日记中写道：“再至徐家汇，畅游外国花园(亨白花园)，吃香槟酒，极沁心脾。”就像西服领带比拼长袍马褂，高跟鞋叫板绣花鞋一样，城市人的嘴巴与胃口受到的刺激和挑战前所未有。清末民初，以上海、天津为先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中上流的富人中涌动着追求奢华、享受新生活的风潮，如此作用下的西餐文化得以根植和发展，吃西菜、品香槟成为民国时代最洋气的时尚生活。
　　西菜在当时被称之为“大菜”。1909年的《图画日报》上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在上海西餐馆请客的热闹场面，其中说：“各省人士之至沪者，往往不喜中国菜而喜大菜，故各大菜馆之生意，皆非常兴盛。”此后，在上海注册登记的西餐馆已达20多家，可谓门庭若市。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吃西菜更多地带有作秀的成分，或许只是时髦一族显示身价的小生活，个中缘由除中西口味的巨大差异外，价格因素也注定了它始终的“高调感”。
　　看看20世纪初的一份西菜单就明白了。以1人份为例：每套上等大菜4元(银元)、中等大菜1.5元。另如乳油汤3角、水鱼汤2角、番茄汤1.5角、牛乳汤1.5角，红酒烩鸭3角、烧牛肉1 5角、牛油布丁1角、杏仁布丁1角、白兰地布丁1角、面包免费。但在当时，一个纱厂女工作30天的月收入仅为三四元，一个壮劳力的月收入为6元左右。他们如何吃得起西菜呢。1923年7月的《晨报》针对北京市民刊登了一份民意调查表，对于吃中餐还是吃西餐的问题，有77％的人回答爱吃中餐，23％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西餐或改良中餐。
　　百多年来，西餐依旧是很绅士很浪漫的样子，吃西菜对中国食客来说，更多的是异国情调的享受，一种时髦生活方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