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芳，鄞州银行董事长，1955年出生在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这位城里人跟“农”字就结下了不解之缘。8年后，陈耀芳被“选调”到宁波鄞县的一家基层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年似水，岁月当歌。转眼28年过去，祖国面貌日新月异，陈耀芳与“农”的情义也日渐浓厚。这期间陈耀芳与他的同事们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并最终牵动整个农信社系统的重大改革。他是农信社改革的探路人，也是直面“三农”问题的实干家。如今，因其与“农”的浓浓情缘，被许多人称为“三农银行家”。
　　
　　探路者
　　
　　1978年，经过8年泥土历练的陈耀芳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广阔田野里的各式农活他早已驾轻就熟。同时他也深深体尝到了农民的艰辛、农村的沉重。这一年，正值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在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十年文革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漫漫征程。正是在这一年，陈耀芳带着泥土的芬芳来到了鄞县农村信用社。陈耀芳是幸运的，在短短几年后，他就走上了基层信用社的领导岗位。也是天道酬勤，此后鄞县农村信用社的几步改革都走在了全国几万家信用社的前列：1987年成为全国首批实施与农行脱钩的农村信用社；1998年又成为首家实施统一法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
　　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信社架构下的一系列弊端，如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风险积聚严重等等。2001年，陈耀芳迎来了其施展金融才华的最佳时机。这一年，央行有关领导到鄞州调研，已历经近15载金融风雨洗礼的陈耀芳对农信社的现状和未来积累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他向央行领导力陈当时农村信用社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并提出以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落实风险化解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主张。结果是，他的胆略和智慧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他被允许自主选择法人治理架构模式。自此，陈耀芳再次踏上了农信社改革先行者的征程。2003年3月，在央行及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中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终于在中国大地诞生了。
　　陈耀芳选择的农村合作银行是一种“股份＋合作”的治理架构。这在农信社改革的历程中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但在其他领域中，此种架构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此前的中国企业和城市信用社的改革都曾寄希望于股份合作制的治理模式，但无一例外的，这两个领域的改革者们默默地承受了失败的痛苦，转而“投靠”股份制。曾经是纷至沓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或城市合作银行在如今的苍茫中国大地上已销声匿迹。
　　也正是因为曾一度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红颜知己”的股份合作制最终落得个被无情抛弃的结局，学界和不少业内人士对股份合作制往往是冷眼以对，有的学者甚至断言，股份合作制的选择对农信社的改制而言是一种错误，即使做了选择，其在农信社改制的历程中也注定会是昙花一现的过客。反对者认为，股份制与合作制之所以水火不容，主要原因在于：前者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旨在达成会员机会均等；价值趋向的不同决定运作模式的差异，前者“一股一票”，后者“一人一票”；前者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倾向顾及大股东的利益，后者则相对分散，偏向中小股东甚至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由此，股份制和合作制之间似乎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陈耀芳认为，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看，由于我国国情复杂、经济发展层次丰富，不同模式、不同经济层次的市场主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为其服务。在鄞州，一方面，包括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云集，相应的金融服务渴求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也翘首期待金融支持。这是鄞州银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所以陈耀芳认为，鄞州农信社的改革路径选择必须是由此根而生，由此根而长。惟如此，鄞州银行才能既实现对区域内目标客户金融需求的充分覆盖，又突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为此，有效的选择应是“股份＋合作”。
　　显然，陈耀芳的选择深深根植于他对鄞州银行经营环境的客观而真实的判断，起因于他辛勤耕耘于金融业多年的探索和积淀，也透露出其在农村金融领域摸爬滚打多年所形成的特有的务实和智慧。
　　陈耀芳有足够的底气坚信，股份制产权明晰的优点和合作制“机会均等”的优势之间的联姻是才子配佳丽，双方的结合一定会孕育出极富生命力的一代佳人。那么，如何将股份制和合作制两位才子佳丽送入洞房呢？对此陈耀芳似乎是成竹在胸，“只要执著忠诚于服务三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的招数就是协调、协调再协调：一是追求合理的利润与促进区域内农业的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之间的协调；二是维护“三农”的利益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三是不单纯以股份多寡决定发言权和尊重资本的价值规律之间的协调；四是着眼于目前传统的农信社向现代银行的平稳过渡和未来对先进管理文化和管理工具的引进和吸收之间的协调；五是明晰产权、构筑坚实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建立高效的经营机制之间的协调。
　　凭着这五个协调，陈耀芳和他的同事们走入了实施方案的设计攻关阶段。一年后，集股份制和合作制优点于一身的股份合作制方案送到了央行高层的办公桌上。方案将股份划分为资格股和投资股两类。资格股是取得鄞州银行股东资格的先决条件，自然人取得股东资格只需投资1000元，而法人的股东门槛是自然人的十倍，超出资格股以上部分即为投资股。资格股的最低持有期为三年，三年之内不得退股、转让，三年期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退股；投资股不能退股，只能在符合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间转让。这一设计旨在保证弱势群体参与合作金融组织并享受优惠服务，同时又确保了资本金的相对稳定以符合监管要求。
　　在股权结构的设计上，方案力求避开银行的控股权被少数大股东操控，以保证有效实行民主管理 。一是以自然人股东为主的原则。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总股本的50%。二是员工参股和外部投资入股相结合，以外部投资入股为主的原则。员工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5%。三是股权分散性原则。单一法人股东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5%，单一自然人股东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0.5%。
　　方案的组织架构参照股份制公司的设置，但股东大会充分体现合作制之民主管理原则。股东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员工股东、其他自然人股东（农户、个体工商户等）和法人股东分别以2∶3∶3的比例按资格股一人一票，投资股每10万股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股东代表在行使权利时，为一人一票，实行民主管理，体现合作制精神的要求。另外增设员工代表大会旨在协同监事会对经营班子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同时对涉及员工重大利益的事项（如员工福利、薪酬、绩效考核等）进行民主评议。
　　当然，陈耀芳的鄞州农信社股份合作改制方案最终能够落地生根得益于央行、银监会和当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事实上，央行和银监会对陈耀芳此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执著于服务三农的品质”的支持也得到了优厚的回报。陈耀芳的初步成功很快在农信社“一石激起千重浪”，前来考察学习并效法者络绎不绝。目前，全国已成立近70家农村合作银行，还有众多农村合作银行在筹建、申报中。仅浙江省就有近30家农村合作银行已挂牌开业。
　　鄞州银行自成立以来也是一路凯歌。首先是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将2002年和2006年6月底的数据相比：存款规模从95亿元增长至179亿元，市场占比稳居30%以上（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在鄞州区落户的有18家金融机构，几乎包括所有国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一个金融竞争相对充分的区域）；贷款从79.3亿元增长至130亿元，不良率从16.98%下降至3.39%；资产收益率（ROA）从0.08%逐期攀升至0.1%；净资产收益率（ROE）从0.46%逐期攀升至2.61%；资本充足率从4.88%攀升至11.18%；贷款准备充足率上升到123%。其次是经营范围不断拓宽。三年来，鄞州银行的国际业务有效完成了从依靠国内代理行开展业务，向独立出单、独立开证、自主经营的转变，并且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农信社系统惟一入选英国《世界银行年鉴》的合作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近三年连续被评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优秀交易成员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优秀自营结算成员；具有浓郁乡情的“蜜蜂”信用卡业务，由于用卡环境好、交易成功率高而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发卡量己达20万张。三是经营机制日臻完善，近三年，鄞州银行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法人授权制度、股本金管理制度、授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升经营活力，改进了绩效考核机制和分配制度，考核逐步从以存款、资产质量为重心向风险调整后的利润为重心转变；有效激活竞争机制，三年来，已先后从外部引入具高级职称或硕士学位高级人才6名，通过竞争淘汰现职中层干部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