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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遭受战争破坏的供需极度不平衡的市场，日本的政策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运营金融政策和逐步建立金融体制。“专业化”分工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体现政府的发展战略意图，因而金融政策能够调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适应经济结构的需要。金融政策的目标既要应对暴涨的物价，又要恢复生产能力，二者既矛盾又统一。为化解制约因素，因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是金融政策的出发点。在经济复兴时期，日本依然实行类似于二战期间的“统制经济”，采取“资金分配和限制融资”的结构性金融手段，使有限的资金向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倾斜。从这些意义上讲，产品、货币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日本经济复兴时期结构性金融政策工具起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金融政策;政策手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日本战后初期的经济背景
日本第一本《经济白皮书》中写道：“当时日本完全是赤字经济，政府的赤字财政，民间企业和家庭开支也都是赤字。”在战时，庞大的战费由增税、发行公债负担，至战败结束的1945年年底，公债余额多达1439.7200亿日元，可谓天文数字。战后随着通货膨胀的表面化，人们几乎提空银行中的储蓄，进行一场“拿钱不如换物”的运动。
二、日本经济复兴时期金融政策的演进（1945-1955年）
1、日本银行大量发行银行券
在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时间内，通过日本中央银行承购财政赤字公债，对军需公司补偿、复员军人发放生活补贴累计26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37年 9月至1945年 8月的全部军费开支的1/3[1]。民需企业为恢复生产，向民间金融机构大量贷款，民间金融机构的财源是日本银行。战争结束后的半年，日本银行券发行额已达605亿日元，是战争结束当天的一倍。
2、紧急金融措施
战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恢复进展的缓慢，导致生产、生活资料供给非常奇缺。另外，一部分货币没有流入生产环节，成为了屯积物资的资本，从而助长物价的上涨势头。至1945年 12月份，黑市的物价指数猛增到128%，1946年 2月暴涨到200%[2]。1946年 3月，实施“紧急金融措施”——冻结存款兑换新日元。允许每户每月最多支取500新日元过生活。这项措施回收的银行券达503亿日元。但是由于人们不断地提取生活费，至九月末，日本银行券的发行额竟达640亿日元。为防储户暴动，政府于10月初逐渐解除实施该项措施。1946年 12月末的东京消费品黑市物价指数比同年9 月末上涨了30%。
3、“经济安定总部”的成立
在“紧急金融措施”压制几个月后，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国民整体生产能力亦迅速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盟军总部支持日本政府的设想并于1946年 8月成立了“经济安定总部”。总司令部要求“经济安定总部”关于日本全局经济政策计划的制定，协调实施等方面在各省厅中处于优先地位，“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其后，“经济安定总部”（下简称安总）成了战后经济复兴期日本经济统治的总管，是经济统制的中枢机构，统制的范围涉及物资、价格、贸易、运输等，被盟军置于“经济参谋本部”的地位。“经济安定总部”的成立，标志了战后经济复兴期日本以统制为特征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经济。1947年 3月盟军要求安总加强各项措施，摆脱经济危机。安定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难题，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恢复生产。
4、金融政策与倾斜生产方式
1946年 12月，日本政府采取了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该构想认为，由于能源、原材料的缺乏，全面同时提高各行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的，而是有重点地增产煤炭和钢铁，让二者相互促进产量的提高，进而让有限的资源向电力、肥料等其它基础产业倾斜。为了确保倾斜生产方式的实现，经济安定总部负责“制定”物资生产、配给、劳务、物价、运输、金融等有关经济安定紧急措施的基本计划，并掌管各省厅事务的综合调整、监察及推进等事项[3]。
在资金配置的统制方面，政府金融机构必须根据1947年 3月实施的《金融机关资金通融准则》及《产业资金贷款顺序表》的有关规定，以政府指定的产业资金贷款顺序，提供重点产业资金。倾斜生产方式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复兴金融金库（下简称复金）。该金库成立于1947年 1月 24日。据统计，1947年、1948年两年中，复金共贷出资金总额1930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250亿日元，占比13%，余下87%，即1680亿日元，政府以发行复金金融债券筹措，当时社会吸纳公债的能力极其有限，结果70%的公债由日本银行购买，总额达1156亿日元[4]。意味日本银行通过增发基础货币向市场提供资金，势必导致“复金通货膨胀”问题，在推行倾斜生产方式的两年间，东京零售物价指数、批發物价指数分别上涨约7 倍和8 倍[5];另一方面，煤炭的产量两年间增长70%，达3478万吨;钢铁的产量两年间增长207%，达172万吨。与1946年相比，1947年、1948年的工业生产分别比上年度增18%和34%。同期，国民生产总值比两年前增长了23%[6]。明显表明，实现了煤炭、钢铁的生产目标，也促进了其它产业的逐渐恢复。
5、“道奇路线”时期的金融政策
1949年度及1950年度上半年共一年半时间，通常称为“道奇路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美苏冷战形势，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道奇路线”时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可以描述为在控制物价的基础上，扩大生产，恢复经济。
“道奇路线”时期金融政策要点。“道奇路线”要求对等资金单独设立账户。为解决“复金通货膨胀”问题，1949年初，随着道奇路线的实施，即终止“复金”对外新的货款项目融资，于1949年、1950年用“对等资金”偿还复合金融债券金额达2858亿日元，这些巨额资金主要回流到日本银行，增加日本银行的正常融资能力。“对等资金”1950年对公共部门的贷款382亿日元，对私营部门（电力、海运、煤炭、化肥等）的贷款338亿元，1951年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又增加43%，达483亿元[[7]]。1951年 9月成立的日本开发银行，逐步继承“对等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业务。“对等资金”对日本战后经济的稳定与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制订单一汇率制度。1949年 4月 5日执行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统一汇率制度，让日本经济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紧缩日本银行券的发行余额和强制要求百姓储蓄。1948年末日本银行券发行余额高达3125亿日元，在“道奇路线”期间，1949年末仍控制在3113亿日元，1950年 6月为3112亿日元，并没有较大变动[8]。大众被要求强制进行储蓄。据统计，1950年末比1948年末，全国银行的储蓄额增加达两倍。
道奇路线的实施，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变化，消费物价（以1948年均为100），1949年 12月为134，1950年 6月下跌到123.8[9]。实现了财政盈余。1949年财政资金收超848亿日元[10]。工矿生产能力达到战前水平的80%。另一方面，道奇路线的金融紧缩体系，必然抑制消费，同时缩小对产业资金的供给，导致“稳定中的危机”。
6、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后期的金融政策
1950年 6月至1954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变化。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入侵朝鲜，美国从日本采购大量军需物资，劳役服务（简称“特需”），“道奇路线”末期积压的1000至 1500亿日元滞销物资被抢购一空。
朝鲜战争爆发一年时间后，批发物价指数上涨52%，消费物价指数上涨24%[11]。再后来，物价水平终于稳定下来，销售物价三年间每年涨幅在5%～6.5%[12]。物价水平趋向稳定，朝鲜战争促使经济景气，人们就业环境改善，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引导景气急剧回升，进一步促进经济趋好的预期。1953年 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定，日本政府意识到目前景气的暂时性，为控经济的过快扩张，1953年 10月，日本银行宣布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强化高利率适用制度，没有直接介入民间金融机构借贷的投向范围，对各机构贷出的增加额作了最高额度限制，但是紧缩措施实行一年后结束。
这期间相对于企业旺盛资金需求，金融机构的资金一直以来溃乏。一方面需要支撑企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抑制通货膨胀。日本银行大力开展增加储蓄。此时确立以银行为主的简接融资金融结构，日本政府批准成立了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东京银行、兴业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机构、政府的金融公库等金融机构。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相当体系化的金融制度，为高速增长期的金融制度准备了基本条件[13]。
三、总结
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时期的金融政策的目标既要应对暴涨的物价，又要恢复生产能力，二者既矛盾又统一。战后日本为化解供给能力极度不足，通货膨胀迅速蔓延等制约因素，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采取“资金分配和限制融资”的结构性金融手段，金融政策有效調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金毅，许鸿艳，唐吉洪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15
[2]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487
[3] [日]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M].大藏省印刷局，1976：24
[4] [日]经济企划厅.战后日本的资本积累与企业经营[M].至诚堂书店，1957：17
[5] 徐振，周富祥，樊荣义.日本通货膨胀的治理与物价政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3
[6] [日]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M].大藏省印刷局，1976：578-579
[7]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73-574
[8] 金明善.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145
[9] 金明善.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146
[10]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46
[11]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78
[12]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M].张云方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10
[13]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M].李言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533
关键词：金融政策;政策手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日本战后初期的经济背景
日本第一本《经济白皮书》中写道：“当时日本完全是赤字经济，政府的赤字财政，民间企业和家庭开支也都是赤字。”在战时，庞大的战费由增税、发行公债负担，至战败结束的1945年年底，公债余额多达1439.7200亿日元，可谓天文数字。战后随着通货膨胀的表面化，人们几乎提空银行中的储蓄，进行一场“拿钱不如换物”的运动。
二、日本经济复兴时期金融政策的演进（1945-1955年）
1、日本银行大量发行银行券
在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时间内，通过日本中央银行承购财政赤字公债，对军需公司补偿、复员军人发放生活补贴累计26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37年 9月至1945年 8月的全部军费开支的1/3[1]。民需企业为恢复生产，向民间金融机构大量贷款，民间金融机构的财源是日本银行。战争结束后的半年，日本银行券发行额已达605亿日元，是战争结束当天的一倍。
2、紧急金融措施
战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恢复进展的缓慢，导致生产、生活资料供给非常奇缺。另外，一部分货币没有流入生产环节，成为了屯积物资的资本，从而助长物价的上涨势头。至1945年 12月份，黑市的物价指数猛增到128%，1946年 2月暴涨到200%[2]。1946年 3月，实施“紧急金融措施”——冻结存款兑换新日元。允许每户每月最多支取500新日元过生活。这项措施回收的银行券达503亿日元。但是由于人们不断地提取生活费，至九月末，日本银行券的发行额竟达640亿日元。为防储户暴动，政府于10月初逐渐解除实施该项措施。1946年 12月末的东京消费品黑市物价指数比同年9 月末上涨了30%。
3、“经济安定总部”的成立
在“紧急金融措施”压制几个月后，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国民整体生产能力亦迅速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盟军总部支持日本政府的设想并于1946年 8月成立了“经济安定总部”。总司令部要求“经济安定总部”关于日本全局经济政策计划的制定，协调实施等方面在各省厅中处于优先地位，“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其后，“经济安定总部”（下简称安总）成了战后经济复兴期日本经济统治的总管，是经济统制的中枢机构，统制的范围涉及物资、价格、贸易、运输等，被盟军置于“经济参谋本部”的地位。“经济安定总部”的成立，标志了战后经济复兴期日本以统制为特征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经济。1947年 3月盟军要求安总加强各项措施，摆脱经济危机。安定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难题，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恢复生产。
4、金融政策与倾斜生产方式
1946年 12月，日本政府采取了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该构想认为，由于能源、原材料的缺乏，全面同时提高各行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的，而是有重点地增产煤炭和钢铁，让二者相互促进产量的提高，进而让有限的资源向电力、肥料等其它基础产业倾斜。为了确保倾斜生产方式的实现，经济安定总部负责“制定”物资生产、配给、劳务、物价、运输、金融等有关经济安定紧急措施的基本计划，并掌管各省厅事务的综合调整、监察及推进等事项[3]。
在资金配置的统制方面，政府金融机构必须根据1947年 3月实施的《金融机关资金通融准则》及《产业资金贷款顺序表》的有关规定，以政府指定的产业资金贷款顺序，提供重点产业资金。倾斜生产方式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复兴金融金库（下简称复金）。该金库成立于1947年 1月 24日。据统计，1947年、1948年两年中，复金共贷出资金总额1930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250亿日元，占比13%，余下87%，即1680亿日元，政府以发行复金金融债券筹措，当时社会吸纳公债的能力极其有限，结果70%的公债由日本银行购买，总额达1156亿日元[4]。意味日本银行通过增发基础货币向市场提供资金，势必导致“复金通货膨胀”问题，在推行倾斜生产方式的两年间，东京零售物价指数、批發物价指数分别上涨约7 倍和8 倍[5];另一方面，煤炭的产量两年间增长70%，达3478万吨;钢铁的产量两年间增长207%，达172万吨。与1946年相比，1947年、1948年的工业生产分别比上年度增18%和34%。同期，国民生产总值比两年前增长了23%[6]。明显表明，实现了煤炭、钢铁的生产目标，也促进了其它产业的逐渐恢复。
5、“道奇路线”时期的金融政策
1949年度及1950年度上半年共一年半时间，通常称为“道奇路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美苏冷战形势，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道奇路线”时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可以描述为在控制物价的基础上，扩大生产，恢复经济。
“道奇路线”时期金融政策要点。“道奇路线”要求对等资金单独设立账户。为解决“复金通货膨胀”问题，1949年初，随着道奇路线的实施，即终止“复金”对外新的货款项目融资，于1949年、1950年用“对等资金”偿还复合金融债券金额达2858亿日元，这些巨额资金主要回流到日本银行，增加日本银行的正常融资能力。“对等资金”1950年对公共部门的贷款382亿日元，对私营部门（电力、海运、煤炭、化肥等）的贷款338亿元，1951年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又增加43%，达483亿元[[7]]。1951年 9月成立的日本开发银行，逐步继承“对等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业务。“对等资金”对日本战后经济的稳定与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制订单一汇率制度。1949年 4月 5日执行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统一汇率制度，让日本经济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紧缩日本银行券的发行余额和强制要求百姓储蓄。1948年末日本银行券发行余额高达3125亿日元，在“道奇路线”期间，1949年末仍控制在3113亿日元，1950年 6月为3112亿日元，并没有较大变动[8]。大众被要求强制进行储蓄。据统计，1950年末比1948年末，全国银行的储蓄额增加达两倍。
道奇路线的实施，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变化，消费物价（以1948年均为100），1949年 12月为134，1950年 6月下跌到123.8[9]。实现了财政盈余。1949年财政资金收超848亿日元[10]。工矿生产能力达到战前水平的80%。另一方面，道奇路线的金融紧缩体系，必然抑制消费，同时缩小对产业资金的供给，导致“稳定中的危机”。
6、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后期的金融政策
1950年 6月至1954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变化。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入侵朝鲜，美国从日本采购大量军需物资，劳役服务（简称“特需”），“道奇路线”末期积压的1000至 1500亿日元滞销物资被抢购一空。
朝鲜战争爆发一年时间后，批发物价指数上涨52%，消费物价指数上涨24%[11]。再后来，物价水平终于稳定下来，销售物价三年间每年涨幅在5%～6.5%[12]。物价水平趋向稳定，朝鲜战争促使经济景气，人们就业环境改善，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引导景气急剧回升，进一步促进经济趋好的预期。1953年 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定，日本政府意识到目前景气的暂时性，为控经济的过快扩张，1953年 10月，日本银行宣布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强化高利率适用制度，没有直接介入民间金融机构借贷的投向范围，对各机构贷出的增加额作了最高额度限制，但是紧缩措施实行一年后结束。
这期间相对于企业旺盛资金需求，金融机构的资金一直以来溃乏。一方面需要支撑企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抑制通货膨胀。日本银行大力开展增加储蓄。此时确立以银行为主的简接融资金融结构，日本政府批准成立了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东京银行、兴业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机构、政府的金融公库等金融机构。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相当体系化的金融制度，为高速增长期的金融制度准备了基本条件[13]。
三、总结
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时期的金融政策的目标既要应对暴涨的物价，又要恢复生产能力，二者既矛盾又统一。战后日本为化解供给能力极度不足，通货膨胀迅速蔓延等制约因素，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采取“资金分配和限制融资”的结构性金融手段，金融政策有效調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金毅，许鸿艳，唐吉洪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15
[2]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487
[3] [日]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M].大藏省印刷局，1976：24
[4] [日]经济企划厅.战后日本的资本积累与企业经营[M].至诚堂书店，1957：17
[5] 徐振，周富祥，樊荣义.日本通货膨胀的治理与物价政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3
[6] [日]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M].大藏省印刷局，1976：578-579
[7]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73-574
[8] 金明善.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145
[9] 金明善.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146
[10]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46
[11] [日]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M].鲍显铭，汪兆祥，张旺栋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78
[12]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M].张云方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10
[13]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M].李言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533